民办博物馆：暂住证何时变户口

    □“破四旧”之后，中国民间重拾文物收藏；如今不少收藏家拥有大量藏品，急切盼望与公众分享。

    □民办博物馆和国有博物馆的政策区别，简直是暂住证和北京户口的区别。

    □民办博物馆始终生存在夹缝里，即使夹缝里长出了一棵好点儿的树，更多的还是小草。

    开馆15年，北京的古陶文明博物馆始终摸不着一条明亮的出路。在刚刚过去的一场大雨中，这个地处地下室的展馆被雨水浸袭，严重受潮，一些珍贵的古陶器展品甚至开始发霉。

    诞生之初，这家由民间人士兴办的博物馆备受关注。当时，任继愈、李学勤、王蒙等学者到场剪彩，不少国外游客慕名前来。可很少有人知道，这家饱受赞誉的民间博物馆，却让创办人书法家、作家路东之陷入了怎样窘迫的境地里。

    近几年，由民间力量兴办的博物馆越来越多，民办博物馆的热潮也日渐显现。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透露，中国目前有3400多家博物馆，统计在册的民办博物馆有456家，占总量的13%。如果加上未正式注册的，民办博物馆数量已近千家。

    而孔达达则更为乐观地评论说，“中国艺术收藏已经进入了私立博物馆时代。”这位上海收藏家俱乐部理事长发现，他身边几乎每10位收藏家中，就有一位想自己创办一家博物馆，“正在建的”、“梦想中的”越来越多。

    然而，热潮背后，民间力量在博物馆领域依旧走得步履维艰。为了支撑博物馆，路东之曾经长期依靠出售自己的书法、绘画作品，为博物馆换来运营经费。去年10月，49岁的他突发心脏病离世，博物馆随即陷入更深的危机。

    这让他的妻子董瑞更加觉得前路渺茫：“过去他用自己的手养这个馆，现在，我还不知道出路在哪儿。”

    国有博物馆大都面孔一致，民办博物馆呈现的是个性化的表达

    作为中国第一批民间博物馆之一，古陶文明博物馆的创办人路东之和董瑞常常会碰到前来取经的人，向他们询问如何“开一个自己的博物馆”。尽管董瑞的回答常常是“再想一想”，但这通常很难打消对方的满腔热情。

    事实上，在刚刚过去的8月，也有接近20个人问了吴少华同样的问题——“博物馆是怎么办的？”

    吴少华是上海收藏协会会长。他在这个位子坐了27年，却在这一两年突然感受到民间对博物馆的强烈热情。来咨询他的，有狂热的文物收藏家，有“赚了点小钱，喜欢收藏的小老板”，也有一些企业和民间机构。

    在外出的行程中，他也发现，民办博物馆发展迅猛，在全国“遍地开花”。“从沿海到内地，从一线到三线城市，甚至在一些县城和乡村，都有民间人士兴办的博物馆”。

    与官方博物馆的主题大多大同小异不同，民间博物馆的藏品都是五花八门的。吴少华自己就曾经看过很多“另类”的博物馆。不久前，一位企业家找到他，说自己想办一家展览“制冷剂”的博物馆；还有一位收藏家则想创办一座“寿文化博物馆”，展示寿桃、佛手等一切与“长寿”有关的藏品。

    如果让时间退回到上世纪90年代，这样的场景人们根本无法想象。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物馆学教研室教授宋向光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管理施行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博物馆长期由国家统一建设和管理。直到80年代初，一些在自家私房里开办的博物馆才在上海零零星星地出现。1996年，北京市文物局同时批准4家民办博物馆成立，民间的力量第一次强有力地进入博物馆领域。

    古陶文明博物馆是获批的其中一家博物馆。约400平方米的展厅里，生动地展示着近乎完整的古陶文明史。即使在最微小的细节上，路东之也用心设计。在展品的旁边，他一一放上与展品编号相对应的相同数量的小豆子，试着用“自然界最朴素的语言”来标识每一件藏品。

    与古陶文明博物馆一同获批的还有收藏家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年轻的时候，马未都爱写小说，也喜欢蹲在古董市场里淘官窑。最初，他博物馆的展厅就像一家大宅居室，温馨高雅，陈列的大多是明清文物和古家具。

    在马未都眼里，博物馆是一个社会最漂亮的门脸，国有博物馆大都面孔一致，而民办博物馆呈现的是个性化的表达。“民办博物馆蕴含着馆主个人的激情，人们可以说出自己对社会和文化的个人理解、好恶。”马未都说。

    如今，北京的民办博物馆里，有人展览老爷车，有人展览紫檀家具。而在上海，民间的收藏家们则将科举匾额、老彩票等带进了不同的博物馆。

    最为著名的，则是房地产商人樊建川在成都市大邑县建造的建川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群包括20多个博物馆，其中既有展示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馆，侵华日军罪证馆，也有形式新颖的红色年代票证陈列馆，以及“喜文化”陈列馆。

    在长期与收藏家接触的孔达达看来，在历史的长河中，民办博物馆记录的历史更贴近民间的生活，更亲切。他说，走过“文革”“破四旧”的历史之后，中国民间开始有人重拾文物收藏；如今，不少收藏家已经聚集大量藏品，急切盼望与公众分享。

    “开博物馆是每个收藏家的最终梦想。”孔达达说。

    社会本该最漂亮的门脸，大多在艰难地活着

    事实上，创办古陶博物馆的时候，路东之也怀着相似的梦想。在朋友眼中，他是一位典型的文人。他爱写诗，画画，写草书，也狂热地迷恋中国古代陶器。为了“将个人收藏变成社会共享的资源”，他毅然租下北京大观园附近的一个地下室，将自己上千件古陶藏品公开展览。

    但在开馆之后的十几年里，古陶文明博物馆的经营始终惨淡。它的客流量一直维持在年均1万人次左右，平均一天不到30人次。为了节省电费，工作人员常常等来了客人，才打开展厅的灯。客人每看完一组藏品，工作人员就马上把该组的灯关掉。

    与光鲜的梦想相比，大多数民办博物馆在现实中的生存状况都不乐观。在政策放开十多年后，马未都发现，这些社会本该最漂亮的门脸，“大多在艰难地活着”。当年除了观复博物馆和古陶文明博物馆外，同时获得文物部门批准成立的民办博物馆还有两家。其中一家因场地原因，没能成功开馆，另一家也始终名望不高。

    在上海，家庭博物馆纷纷倒闭。据吴少华观察，在2005年左右，上海家庭博物馆高达200多家，但到了今天，数量已经骤减至30家。

    在北京，如今在名册上的民办博物馆绝大多数地处偏远的郊区。其中，创办于2006年的老电话博物馆藏在二环边上一座商业大厦里，是地理位置相对优越的一家。记者按照网上公布的地址前往参观，却发现该博物馆在今年6月已经搬走。至今没有媒体报道这一消息，大厦的物业管理人员也不清楚博物馆搬至何处。

    马未都和董瑞都认为，开设博物馆需要及其强大的财力支持。观复博物馆如今每年支出上千万元。董瑞也算了一笔账。仅考虑房租、人工、水电等费用，古陶文明博物馆一年的成本需要大约60万元。除此之外，博物馆还要花大笔的钱购置新馆藏，维护旧馆藏。相比之下，门票，衍生产品的回报只是杯水车薪。为了让博物馆延续下去，路东之夫妇至今投入接近1000万元。

    “一旦开始，博物馆就是一个巨大的窟窿，要不断砸钱进去。”马未都说，这是许多怀有良好愿望的收藏家事先不曾料及的。

    “如果没有企业支撑，也没有强大的财团，现在贸然自己开一家博物馆，100%活不下来。”马未都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我今天从一张白纸开始新建观复博物馆，至少得先准备20亿。”

    一位与孔达达相熟的收藏家曾经想在东莞创办一座博物馆。不料“搞到地皮，房子建了一半”，这个收藏家的资金就枯竭了。该博物馆项目至今搁浅。

    在众多民间博物馆中，少数几个体面存活下来的，就包括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经历了3次搬迁之后，它如今占地8亩，已实现盈余，并在杭州、厦门两地开设了分馆。三馆总客流量每年接近100万人次。在2015年前，观复博物馆还将在哈尔滨、上海、深圳三地陆续开设分馆。

    不过，马未都承认，这样的成功“不可复制”。观复博物馆的兴旺，与他个人的名望密不可分。过去几年，这个当年的文学青年走上了央视的《百家讲坛》，名气大噪，他出版的有关收藏的书几乎本本热销。

    “民办博物馆始终生存在夹缝里，即使夹缝里长出了一棵好点儿的树，更多的还是小草。”马未都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企业生生灭灭是自然的，但博物馆应该是永续的

    在路东之去世之前，两位来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曾经到古陶文明博物馆参观。对博物馆的惨淡状况，两位美国老太太非常惊讶。“如果这样的博物馆放到美国，一定有不少社会名流来赞助。”她们对路东之说。

    但在中国的现实里，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多数凭免票或全票进入博物馆的客人，常常“随便看几眼就走”。还有学习文博考古专业的学生参观完博物馆后感叹说，“自己平常忙忙碌碌，根本没时间走进来看看”。

    据说，路东之生前总感觉，自己在走一条孤寂的路。他曾感叹：“在这样一个快餐、逐利的时代，大家可能没空闲，细细品味这么古远的文化了。”

    因为公众热情的冷淡，“资金”成了大多民间博物馆共同面对的问题。

    与拥有财政拨款、事业编制、场地优惠的国有博物馆相比，民办博物馆的身份却颇为尴尬。马未都说，民间博物馆登记的身份是“民办非企业”社会组织，可在所得税、电价标准的制定中，它们却大多被当做盈利的“民营企业”。

    “我们和国有博物馆的政策区别，简直是暂住证和北京户口的区别。”马未都说。过去5年，他每年都需要为博物馆缴纳大约70万元的税费。

    马未都认为，完善的博物馆法规是民办博物馆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公私平等是办博物馆的前提。

    在孔达达的经验中，近年来，生存得较好的民办博物馆大多依托于企业而创办。但一旦企业经营出现问题，博物馆也可能随之倒闭。

    几年前，浙江台州一家民营企业老板曾创办一家老自行车博物馆。曾前往参观的孔达达还记得，许多客人都对那些藏品很感兴趣，一些中国的老式自行车更勾起不少人对过往生活的种种回忆。可由于馆主的企业资金链出现问题，他的所有资产，包括博物馆都不得不进行抵押。博物馆最终倒闭，所有的藏品也随之流失。

    马未都观察，这种现象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一带数不胜数。“企业好的时候，博物馆大量买古董，企业不好的时候，博物馆也跟着关门。”

    这样的现象在他眼中并不正常。“企业生生灭灭是自然的，但作为保护文化和历史的场所，博物馆应该是永续的。”马未都总感觉，目前在中国，兴办民办博物馆的时机并不成熟。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他一直试图探索独特的机制，让自己的博物馆“永续下去”。2004年，观复博物馆引入理事会制度，让15名理事承担起博物馆的管理和运营责任。2010年，马未都将自己几十年来的收藏全部捐出，成立观复文化基金会。这意味着，观复博物馆的馆藏从私人所有逐渐变成“社会的财产”。

    “希望等我死了之后，这个博物馆还在。”马未都说，“在文物保护的路上，我希望自己不仅仅是一个过路者。”

    这也是路东之生前最大的愿望。对古陶文明博物馆而言，要永续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是用地问题。路东之一直盼望着，能筹到足够的资金，让博物馆拥有一块自己的地皮。他甚至已经想好新展馆的样子：在大地之上，一个现代简约的展馆拔地而起，里头展现的，是那些来自古老时代的艺术品。

    可最终，古陶文明博物馆也没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迁出那处租金便宜的地下室。在刚刚结束的一场大雨过后，因为展馆受潮，这座曾经备受关注的博物馆，只能黯然地暂时闭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