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须过度担忧“粮食危机”

    “粮食危机”又来了？两个月来，国际粮价上演了好莱坞式的飙升大戏：玉米价格蹿升50%，至历史最高点；大豆和小麦价格暴涨30%。覆盖55种食品的全球粮食价格指数7月反弹6%。即便8月指数相比7月有所企稳，但联合国粮农组织仍提醒说，“需对此保持警惕”。

    受此影响，8月中国CPI指数同比上涨2%，略高于7月的1.8%；环比增幅由7月的0.1%增至0.6%。中国进口的粮食有限，主要集中在大豆和玉米。作为榨油原料和生猪饲料，这两种产品价格上涨，可能促使食用油和猪肉价格反弹。有评论认为，“新一轮涨价正蠢蠢欲动”。

    粮食问题真有那么严重吗

    即便身处工业时代，人类粮食的丰歉还要看老天的脸色。入夏以来，俄罗斯干旱导致粮食减产，算是粮价攀升的“导火索”，俄是全球第三大小麦出口国。之后，美国遭遇“半世纪不遇”的旱灾，该国控制了全球玉米出口量的一半，以及超过35%的大豆出口。随后美国农业部下调了全球小麦产量预期，更加剧市场恐慌。粮价于是“坐上了火箭”。

    但把价格波动全部归罪于“天灾”是有问题的。去年年初，全球“粮食危机”也一度搞得风声鹤唳。当时粮价暴涨的“理由”，也是气候异常。2010年俄罗斯也遭遇了旱情，澳大利亚则在收割期遇到洪水，紧接着是中国北方小麦产区遇到旱情。

    不过，这些听上去骇人的灾害，最终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有限。中国去年依然创造了粮食总量“八连增”的纪录。

    粮食专家们普遍认为，近年来国际粮食市场的供需关系总体没有出现根本改变。气候导致的粮食减产因素，完全没有严重到让粮食价格在短期内如此发生剧烈波动。这种基于金融期货市场放大之后的“粮价恐慌”，与真实的供求关系恐怕无关。

    经历过股市暴涨暴跌的人们，很明白“价格信号”的虚妄，那不过是炒作而已。2008年的“粮食危机”，肇始于美国政府的“生物能源计划”，这一度成为粮食市场最大的炒作“由头”。玉米换石油，绝妙的乙醇汽油替代方案。这方案如今很少有人提起了。可在当时制造了世界范围内的粮食短缺预期，引发了动荡。

    预期决定价格，而不是需求。在农产品的涨价狂潮中，投机资本兴风作浪，简称“ABCD”的四大跨国粮商——就是垄断了世界粮食交易量80%的“中间商”们，以及各种类型的基金、“游资”，在价格的大起大落中赚得盆满钵满。与此同时，一般国家老百姓为食品价格上涨所困，完全依靠国际市场吃饭的穷国则爆发了饥荒。

    今年的“粮食危机”，很大程度上同样基于“炒作”。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粮食安全专家涅克·孔宁表示，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天气的干扰比往年更为严重，是金融投机活动放大了影响；农业咨询机构东方艾格总经理黄德钧说，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可供炒作的题材不多，美国大旱正好让资金有了施展的地方；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谢建民认为，这次美国、俄罗斯的干旱确实影响了玉米、大豆、小麦的收成，但全球谷物产量的总预测还是增产，只是幅度略低，价格上涨主因是投机炒作。

    汤森路透的数据则显示，仅7月3日前的一周，对冲基金及其他大型大宗商品投资者就向美国的能源、谷物与金属市场投入约130亿美元，规模为近两年来最大。

    并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人们买不起粮食。这种由金融操控来决定的“价格游戏”，已经牢牢控制了人们的饭碗和口粮。今年炒作的由头还是“天公不作美”，其实毫无创意，但金融市场的“热钱”却闻风而动，不论各种减产预期是虚是实，反正先涨起来再说。

    农产品的“金融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对于价格操纵者而言，没有“波幅”就没有利润。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了大量的货币，尤其是美元，如洪水四处泛滥。经济学家向松祚说得好：“它们（美元）不炒原油就炒黄金，不炒黄金就炒债券，不炒债券就炒粮食。”

    中国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李国祥点出了“粮食危机”的本质。他认为，现在，整个国际农产品的“金融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每当有一个由头的时候，都会出现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

    比如说，即使美国农产品出口量是世界上最多的，但它现在只是在生产期，还没到收割期，最后实际产量到底如何并不清楚，而旱灾却通过国际金融市场迅速反应到价格上，人们的心理预期左右着农产品价格，农产品的金融属性越强，价格波动越明显。

    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李昌平用“农产品的武器化”来形容一波又一波的“粮食危机”。在他看来，粮食等农产品是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生产周期长，储藏费用高。绝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弹性系数小，多了价格暴跌，少了价格暴涨，自古以来就容易让投机商人囤积居奇。国内有“豆你玩”、“蒜你狠”这些小投机商，国际上则是金融定价，包括粮食、石油等大宗商品在内，都是由国际大资本来定价，“定价权就是控制权，有控制权就一定可以赚大钱。”

    这位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认为，农业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农产品短缺阶段，以追求“产量增长”为目标。第二阶段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以追求“价格增长”为目标。而第三阶段是农业资本全球化，以追求“市场份额”和“定价权”为目标，国际上巨型粮食企业往往通过掌控“定价权”来支配市场，甚至威胁某国粮食安全，就叫做“农产品的武器化”。

    他表示，国家有关部门曾对国内几家“串通”涨价的绿豆经营企业实施处罚，后来不了了之。而一旦发生“国内农产品价格定价权的国际化”，将来有很多家外资控制的粮食企业和投机资本串通起来，导致粮食、棉花、猪肉等主要农产品价格暴涨，实施处罚和监管的难度就更大。

    少酒减肉应对“粮食危机”

    如果排除“炒作”因素，“粮食危机”对中国影响到底有多大？

    数据显示，我国长期坚持立足国内确保粮食安全的基本方针，粮食自给率多年来保持95%以上，少量粮食进口并非是口粮不足，而是为了调剂余缺。今年，夏粮获“九连丰”，粮食库存充裕。农业部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秋粮作物长势好于去年，有望再获丰收，稳定的供给可以保障粮价平稳。

    国家发改委的数据则显示，中国粮食库存占消费的比重超过40%，远高于国际公认的17%～18%的安全水平，足以保证国内市场供应。 

    对于玉米、大豆涨价影响食用油价格的担忧，粮食专家也认为不必过度夸大。一则是发改委等物价部门对各大食用油企业加大了监管力度；二则是除了豆油、玉米油，还有菜籽油、花生油、葵花籽油等储备可以替代，市场上的油料供给总体很充足。

    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粮食产量连年增产，产量从4.3亿吨增加到2011年的5.7亿吨。2011年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已突破471公斤，如果折算当年净进口肉蛋奶果等农产品，我国人均粮食消费量直逼500公斤大关，而世界粮农组织认为人均400公斤即可满足营养均衡。

    国土资源部专家熊志强分析称，中国老百姓餐桌越来越丰盛，大部分国人的餐饮结构已从“温饱型”跃入“小康型”，主食消费逐年下降，肉蛋奶酒等副食消费逐年上升。猛增的粮食消费量中，很多都是主食转化成的副食。

    据统计，目前我国口粮消费约占30%，饲料用粮约占40%，工业用粮约占20%，种子和新增储备用粮约占5%，损耗浪费等约占5%。长时间以来，粮食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是口粮、种子及新增储备、损耗等稳中有降，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持续攀升。预计饲料用粮将达粮食消费总量的50%左右，工业用粮将达到25%以上。

    2003年~2011年，中国肉类总产量从6932.9万吨上升为8100万吨左右，中国肉类生产以猪肉为主，牛羊肉的比例不到15%，每斤猪肉约需消耗2.4斤粮食，每斤禽肉或禽蛋约需消耗1.3斤粮食。此外，存栏的母猪以及水产养殖等也需要大量粮食。

    工业用粮中，酒类用粮的增速最为迅猛。2011年，我国生产白酒（折成65度）达到创纪录的102.56亿升，相当于2003年白酒产量的3倍多，平均每人15瓶。生产1升65度白酒消耗粮食2~4公斤，取中间值，白酒约耗粮3000万吨。2011年，我国生产啤酒489.9亿升，比2003年增长93%。生产1升啤酒约消耗粮食0.2公斤，啤酒耗粮接近1000万吨。这就是说，仅仅酒类和酒精耗粮，就占粮食产量的10%以上。

    熊志强表示，我国人均肉类消费量已超过国际平均水平，但是还不到美国的一半，因此尽管我国肥胖人口已达3.25亿，但是谁也动摇不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在美食佳酿上赶美超英的决心，中国肥胖人口预计在未来20年增加一倍。

    同时，我国白酒和啤酒产量早已雄踞世界第一，但啤酒人均消费量还不足德国的1/3，白酒人均消费量不及俄罗斯的1/4，因此商家都认为酒类生产和消费还有巨大增长空间。

    但不要忘记，支撑这种“小康型”饮食结构的基础是粮食。

    据统计，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购买肉蛋奶的支出是1339元，农村居民人均购买肉蛋奶的支出是449元。熊志强举例称，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假如6.56亿乡村人口每人每天多吃1个鸡蛋、1两肉，两亿成年男性农民每周多喝1瓶啤酒，这点要求看似微薄，但用2011年全年增产的粮食都无法满足。

    从这个意义上说，假设未来中国必须应对“粮食危机”的挑战，那也不会是因为缺乏口粮，而是在粮价过高、中国又无法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恐怕就必须通过“全民减肥和全民禁酒运动”，来减少肉食和副食对粮食的消耗。对全民健康而言，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粮食安全还得靠农业技术

    据估算，到2030年，我国人口如能控制在15亿，人年均粮食消费量如能控制在500公斤，则需要粮食7.5亿吨，与现有产量相差1.8亿吨，即使可以进口0.9亿吨（约占世界粮食贸易量的40%，几乎是进口极限），仍需要国内增产0.9亿吨。

    熊志强由此得出结论：“只有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才能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经济分析人士任冲昊则认为，中国在人均吃肉五六十公斤的前提下做到95%粮食自给率，这主要依赖中国强大的工业基础。相比那些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中国的粮食亩产量比较高，“我们是工业化的种地，能生产足够量的化肥，修足够多的渠道和水库，让袁隆平这样的团队培养世界上最高产的种子。”

    相比之下，印度粮食一没化肥，二没水利，三没有良种。虽然他们人比中国少，耕地比中国多，但人均粮食产量不到中国的一半。任冲昊引用了一个数据：中国现在猪的存栏量是5亿头左右，每年要吃掉1.7亿吨饲料粮。而印度12亿人，每年只有2.2亿吨粮食可以吃。也就是说，“工业化的猪要比纯粹农业国的人吃得饱，吃得好”。

    在他看来，如果发生“粮食危机”，中国大不了不进口粮食，顶多5%~10%的比例，这对中国人的健康毫无影响，甚至可能有好的影响。因而，保证粮食安全本质上还是要发展农业技术，而发展农业技术必须依托中国持续升级换代的工业化进程。

    总体而言，短期看中国无须过度担忧“粮食危机”。正如李国祥的判断，作为一个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在此次主要受天气因素影响的粮食危机中不必太过惊慌。

    他认为，美国农业部的报告，将预期产量调得过低，后期随着灾情的好转，产量估计还能上调。“中国需要沉住气，手里有储备，不进行恐慌性抢购。”

    本报北京9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