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临近今天傍晚，中国足协终于确定了本赛季中超联赛因故推迟的24轮3场比赛的补赛时间——为保证收官阶段剩余的6轮比赛顺利进行，中超联赛执行局负责人刘殿秋告诉记者，维护公平竞赛环境、确保赛场安保秩序，已成为联赛的工作重点，“我们要保证这个赛季的剩余比赛有序进行，为此，已经做了多项预案。另外，联赛执行局还要和中心职业部一起，配合中国足协的整体改革方案，建立联赛长效发展机制。预计最晚到2016年，中超球队要增加到18家俱乐部，中甲俱乐部要增加到20家。届时，联赛的准入标准会更加细致”，刘殿秋说。
抛开新赛季在“反赌扫黑”风暴中涉案的俱乐部面临罚分和罚款的因素不算，中超联赛在接下来的两个赛季，将再次成为中国足球改革的“先头部队”。
“1994年，所谓的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好日子，只过了四五年。原因很简单，就是足管中心屡屡动用行政命令来给联赛市场添乱。”著名足球评论员王奇说，“其实，中国足球2002年能打进世界杯决赛圈，联赛的功劳不小，但就是那一年，足管中心对假球处理得不够严，而且，2002年的中国足协塘沽会议，通过了为给国家队集训让路，让联赛取消升降级的决议，这是对联赛的巨大伤害。”
阎世铎担任足管中心主任时的“塘沽会议”，给中国足球联赛甚至国家队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一直影响到10年后的今天——其中以足校萎缩及青训体系坍塌最为严重。而继任的谢亚龙和南勇，在国字号球队的过度“执著”，更加剧了中国足球不进反退的尴尬。
“靠更换领导来完成中国足球的改革，那是瞎折腾。从职业联赛刚开始时的王俊生，到后来的阎世铎、谢亚龙和南勇，谁也没给中国足球带来多少积极的变化。相反，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王奇说，“所以，现在我们讨论中国足球的改革，不要问换谁来管，因为谁来管都差不多。而关键在于用什么制度来管，简单地说，是要搞明白足管中心主任和中国足协主席这两个人各自要起什么作用。”
历史上中国足球的所谓“改革”，多为“隔靴搔痒”，且在问题出现时大多推给“体制”了事。如今，眼见陈旧做法无法适应新时期球迷的基本要求，触及“体制”的改革已成了唯一的出路——鉴于足球行业的特殊性，国家体育总局已决定再次将足球项目作为改革试验田。“现在，足球的社会影响力最大，像北京和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一场中超联赛都有4万左右的上座率。所以，总局想通过足球的‘管办分离’给别的项目树立一个榜样。因为在中国几乎所有的行业体育项目协会都是由各运动项目中心‘兼管’，如果足球能剥离开，别的项目也应该能做到这一点。”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热盼改革的足球业内人士，多数希望能够借鉴J联赛的组织框架来完成对中国足球“体制”的触动。
“J联赛是1993年起步的，我们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是1994年起步的，从时间上看相差无几，但从效果上看，却是天壤之别。”著名体育社会学家金汕说，“J联赛的创立和变革从一开始就不由政府主管，而是由职业联盟组织根据市场需求来完成自我调节。事实证明，这是亚洲足球的正确发展出路，我们没有理由视而不见。”
时至今日，在诸多邻国足球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中国足球却还在为寻找改革方向而困惑，《十年大纲》的编写或许能弥补一下中国足球的“口号”，但若想成为亚洲足球强国，中国足球极度需要“划时代的改革措施”——今年年底，国家体育总局“大方针”确定之后的全国足球代表大会，以及足代会之后中国足协部门设置调整的两大动作，将是决定此次中国足球改革成败的最好观察对象。
“其实，不管足代会上形成什么样的决议，根据领导之前传达的意见，年底，足管中心都要‘精简机构’，除保留少数人员的岗位编制外，现有人员全部转移到中国足协，应该说，这是对‘管办分离’一个非常大的推动，但具体的聘任制度现在还不太清楚，因为有很多人希望能保留总局体制内的公务员身份。”有足协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最近一年都在提‘小中心、大协会’，但一直都处在征求意见阶段。”
由职业联赛联盟依据行业条例管理中国足协下属联赛、由中国足协负责协调各级国家队比赛和组建青训体系，是过去两年内不断重复“管办分离”的中国足协的最终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仍然是中国足协“由人治到法治”的管理权变更。
本报北京9月1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