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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晚，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龙安乡大学生村官邹修燕回到住处时，已经是8点多。从9月7日地震发生那天起，这几乎是她回家最早的一天，尽管她现在已经怀有5个多月的身孕。
这一天，邹修燕作为组长，带领另外一个村干部和成都军区参与救援的两名官兵一起，走访、收集、核实了60多户村民家的受灾情况。
邹修燕是2009年的大学生村官，任职第二年，就被选举为龙安村村党支部副书记，今年，调任摸槽村村党支部副书记。自9月7日发生云南昭通彝良地震，邹修燕几乎每天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10点。
在地震灾区，大学生村官作为基层干部，大都是这样的工作状态。这样的突发事件，对他们应急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老百姓的生死跟我有关系”
2012年9月7日11时19分，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与贵州省毕节地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交界发生5.7级地震。
当时，邹修燕正在走访摸槽村荞面街空巢老人陈毅元家。地震突然来临，陈毅元家的房顶掉下瓦片，屋内飘满了灰尘，邹修燕意识到地震了。她立即将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随后，邹修燕、村民小组长陈毅元和一些群众第一时间把6个重灾户安全转移。
“我就死在老屋里了。”当时，一位老人就是不肯离开。尽管随时会有余震发生，邹修燕还是坚持反复劝说，直至老人转移。
12时16分，彝良县又发生5.6级地震。
荞面街的群众疏散后，邹修燕与包片联系摸槽村的龙安乡党委副书记李信源取得联系，立即赶往村委会。第二次地震发生时，邹修燕正在与其他干部、党员紧急部署安排分片下村统计灾情的事情。
“赶紧回来！”邹修燕是龙安乡本地人，就在紧张工作的同时，她的父亲打来电话，“命令”怀孕5个多月的邹修燕立刻回家。“我顾不了那么多，我是村里的第二责任人，现在有灾情，我不能躲开。” 家里接连打来电话，以致邹修燕看到是家里的号码，索性就不接了。
邓传芳是2009届大学生村官，今年9月，他任期已满。此前，邓传芳已考入呈贡财政局，地震发生前几天应该是他报道的日子。9月7日地震发生时，邓传芳在角奎镇政府，地震发生后，他二话没说，与塘房、马窑的民兵一起去重灾区发达村救灾。
邓传芳抵达发达村时，震后的村庄满目疮痍。村民的房子大多是土墙、石墙造的，塌的塌，裂的裂，村里的路几乎全部被垮塌的土方掩埋。邓传芳与民兵一起，用了4个多小时，清开一条路。
十几天过去了，邓传芳始终没有离开角奎镇。“我在这工作了3年，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也该留下来，这是我的职责。”邓传芳说。
没有离开的，还有家里同样受灾的天星镇营盘村大学生村官安家雯。9月19日中午，安家雯正忙着把搜集来的村民房屋垮塌情况的照片整理上报。十几天来，她把天星镇的9个安置点都跑遍了，并到农户家查灾、核灾。
天星镇山路崎岖，有时要先坐一个小时车，再步行一个小时，才能到目的地。“山路很陡，随时都有垮塌下来的石头，向下能看到崖底。遇到下雨天，路更不好走，如果鞋子不好，随时都有可能滑下去。”当时的情形，安家雯现在想来都有点后怕，但是，这些话她从来没有跟父母说。
十几天来，分发物资、统计灾情、巡逻等，每天都有大学生村官的身影出现在村里。“有些群众情绪有些躁动，这个时候，哪怕村干部只是去看一看、问一问，他们心里就会舒服些。”邹修燕说，那个时候，所有的村干部面对的都是对生命的挑战，对自己的、对村民的。
9月11日，深夜两点，劳累了一天的邹修燕一直睡不着，因为根据云南省气象局的信息，当天有可能会发生洪涝灾害。“有3家农户的房子垮塌严重，我害怕他们因为帐篷进水搬回屋里住，万一房子倒塌了……”邹修燕越想越害怕。她给村民小组长打了七八十个电话，打不通，后来打给村支书，村支书说预防好了，她这才稍稍放心。
“经历这次灾难，我才真正理解村干部的意义，清楚地知道村干部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知道自己的责任所在，意识到老百姓的生死跟我有关系。”邹修燕说。
小村官面对大难题
在自然灾害面前，挑战这些大学生村官的不仅是能不能克服一切坚守岗位，更重要的是他们处理突发情况的能力。
前两天，在重灾区彝良县水泥厂，一名志愿者掏出5000元，随机发给10名受灾群众。随后就有没有拿到钱、不明就里的村民找到安置点的村干部。“那天不是一个村民这样问，不断有村民过来问。”今年9月刚上岗的大学生村官杨建，在安置点观察到这一幕，“村干部就一遍一遍地解释。”这让他体会到，为什么做村官必须有极大的耐心。
这样的突发状况也几乎每天都在挑战着这个新上岗的村官。地震发生后的两天，由于物资紧缺，有村民没有分到帐篷、花胶布等，就找村干部理论。这种情况，参与救灾的每个村干部都遇到过。新上岗的大学生村官杨建、刘勇遇到这种情况，就反复地耐心解释，有些村民见闹也没有用，确实是物资紧缺，就想其他的办法去了。
最大的考验是在查灾、核灾环节，经常有村民找到大学生村官，希望定损能严重一些，这样可以多些补偿。
9月18日，杨建与村干部一起核灾，一户村民家的房屋定损为“严重损坏”，但是这户村民希望能评“倒塌房屋”。“我努力解释，最后就告诉他，我说什么不算数，要拍照片上去的，一看到照片，就算我们定‘倒塌’，也审核不下来。”杨建一遍一遍地跟村民解释。
作为小组长的邹修燕，需要处理的情况比杨建更多、更复杂些。
“有些农户有时候显得特别烦躁，有些情况我们也不敢乱说。”邹修燕说，这是一个难题。她是一个4人评估小组的组长，所有的评定在上报前，需要她最终认可，有的村民想找关系“走后门”，“必须要坚持原则，否则这家补了，那家没补，就不公平了”。
邹修燕是彝良本地人，摸槽村也有亲戚在，“可能他们看我是个孕妇，每天早上8点就到村里了，一般我说他们家是什么情况，他们也不多反驳，评估之后都是要按手印的，如果觉得不公平，可以向上举报。”
有时候，老百姓不信服。邹修燕说：“我用生命担保没问题。”村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事实上，在做这项工作之前，邹修燕也学习了一些建筑方面的知识，包括父亲把自己家的墙皮扒下来告诉她什么样的建筑材料是不会有问题的。
邓传芳说，遇到村民不理解的时候，“最大的考验就是看能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即便是对方‘火药味’比较重”。
缪强龙是2011年到岗的村官，他说，遇到这种情况，他向村干部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换位思考，“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感触他们受灾的心理，这个时候，多想想老百姓心里想什么、需要什么”。
说起这些，安家雯有些自责自己还是做得太少，一边是冒着大雨去核灾的党员干部，一边是家园尽毁的村民，哪一头都是沉甸甸的。“虽然我尽力了，但是我觉得自己能力太有限了，能帮村民做得太少了”。
如果能干一辈子村官就干一辈子
如果不是发生地震，安家雯现在应该正在昭通市参加事业单位考试培训。地震发生前，她已经请好了假。
“刚当村官的时候，我还什么都不懂，在学校只知道学知识，但是在基层工作中学到的东西更多。”经历这次地震，安家雯更深切地体会到基层干部的不易，“我们这里都是山路，很多干部去村子核灾，当天都无法赶回来，很多干部都感冒了”。
“以前我觉得村官的工作很多人都瞧不起，但是经历这次事件后，我体会到了村官的价值感，当村官就要做好自己，问心无愧。”安家雯说，以前没有体会过这种辛苦，但是现在她学会了苦中作乐，去查灾的时候还会跟村民找点乐子，“我心里难过，但是不能整天愁眉苦脸，那样，村民看了就更难受”。
3年任职期满的邹修燕在最近两年的考核中都是优秀，她已申请续聘并得到批准。
“当村干部，每天与百姓面对面，我知道大家的需求是什么，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当大学生村官，不一定能给个人带来多大财富，把老百姓需要你解决的、他们期盼的每一件事情解决好，就是好官。”邹修燕说。
村里有些孩子超过3岁，上不了户口，入不了学，邹修燕就想方设法帮他们上户口。每办成一件这样的事，邹修燕就“特别有成就感”。村民对邹修燕的“回报”，让她更加坚定了决心。
9月11日早上7点40分左右，邹修燕自己开车到摸槽村荞面街，一块石头从公路上飞过。“如果我再开快30秒，就被石头砸中了。”邹修燕说，当时，马上有个老人赶过来，问她有没有事，吓坏了没有。邹修燕在村里查灾，常有一些老乡拿着鸡蛋、新鲜蔬菜往她车上塞，“我每天都从他们那里经过，他们多么辛苦我都看在眼里，所以特别感动”。
邹修燕说，如果能干一辈子大学生村官，她就干一辈子。
杨建虽然刚上岗，但是经历了救灾阶段，他预计到恢复重建阶段肯定会遇到更多困难。“到时候肯定有很多意见需要调和，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杨建说，考大学生村官，就是为了在基层锻炼自己，“在村里好好努力”。
本报记者 崔玉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