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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8月的一个周末，下午两点，中国交响乐团老年活动中心的门准时打开。其他同事七手八脚地开始摆麻将桌，82岁的章雪萍则径直走向了北墙的白色展板。上面印着12个鲜红的大字：《岁月当歌》——中央乐团老照片展。
前三张照片要突出的，分别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这应该是我们乐团排演《东方红》大歌舞的时候，毛主席和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一起接见我们。”满头白发的章雪萍指着第二张照片说。正是当年分管文教的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在1952年指示，“以中国青年文工团为基础，建立国家歌舞团”，才有了后来分离出来的中央乐团。
除了和同事冯琬珍、王廷英一块儿发起这次图片展，从2007年起，每个月下旬，同样是在这个活动室里，章雪萍还有另一个身份——乐团离退休老人“谈心会”主持人。如今，谈心会已经举行了42次。前来参加的，包括著名指挥家李德伦的夫人李珏、继王昆之后扮演白毛女的原中央歌舞团副团长孟于等老人。当然，每次也少不了冯琬珍，她从1979年开始受乐团领导之命，撰写有关中央乐团的宣传报道，至今仍偶尔能在报刊上见到她对乐团的回忆文字。
这些老人提到“乐团”两个字时，一般指“中央乐团”。这个1956年成立的乐团，在1996年进行改革后，更名为“中国交响乐团”。不过，章雪萍和冯琬珍等老人的记忆，更多地停留在了1996年之前。
那是与音乐有关的五味杂陈的近半世纪时光。
为革命服务
对于章雪萍来说，这段时光开启得更早，在1948年。
那一年，她从湖南周南女中毕业。与母校的前辈学长蔡畅、杨开慧、丁玲等人或投身革命或投身文学不同，不懂什么是声乐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钢琴的章雪萍，选择了进入湖南音专学习。
这所学校的创办人和校长是男高音歌唱家胡然。他有一个明确要求：“学生只许搞业务，不许搞政治。”
一个地下党同学私下找到章雪萍：“我介绍你入一个党，这个党你只知道我，我也只知道你，别的人都不知道。”
“什么党啊？”
“共产党。”
“我不知道什么党不党，我爸爸不让入党。”如今在北京和平里的家里，章雪萍回忆，自己当年就这样拒绝了同学。
尽管如此，长沙解放时，尚未毕业的章雪萍还是跟部队走了，在四野138师宣传队为《白毛女》一剧伴唱。有人动员她参军，但她由于拉提琴的男朋友不想参军而作罢。
辗转到1951年底，章雪萍通过了主考官孟于主持的考试，考进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歌队。孟于早年在冼星海的鼓励下，考入鲁艺，1945年起便在张家口饰演《白毛女》中的喜儿和《血泪仇》中的王桂花。
1952年，歌队变成中央歌舞团合唱队。除了革命歌曲外，演唱刚刚创作出来的新歌，也成为孟于、章雪萍等队员的任务。其中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至今仍被广泛传唱。
两年后，大学毕业生冯琬珍考进合唱队。她参加演唱的第一首歌是《我们的祖国》，创作者是曾写出《社会主义好》的李焕之。当年秋天，22岁的冯琬珍便“非常激动”地跟随合唱队到怀仁堂，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演出，并第一次见到了台下坐着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
“我们作为专业乐团，唱了很多革命歌曲。解放以后很多商店里播放的《打得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基本上是我们乐团到电台录的音。”冯琬珍回忆说。
她至今自豪的是，乐团创作组里，有后来创作出《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施光南、创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郑律成、创作《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瞿希贤等“懂音乐”的作曲家。因此，当年的合唱曲，虽然不少是歌颂党和领袖的，但都是用艺术手法写的。
“当时唱西方的歌，一定要有级别很高的领导批准。”她强调。所以，上世纪50年代，他们能唱的大都是苏联、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歌曲。
这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1953年，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要举行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最终章雪萍所在的合唱队夺得一等奖，19岁的钢琴家傅聪获得三等奖。
那次获奖让章雪萍和同事们刻骨铭心，很大程度上缘于他们在这一年经历的大悲大喜。
当年3月，章雪萍正在王府井买东西，广播里突然传来沉重而悲痛的声音，斯大林逝世了。
“我当场就觉得不行了，咱们阵营的领袖没有了。”她回忆说。回家后，她马上写了入党申请书。但这一次，组织没有批准，理由是她“骄傲自满、个人英雄主义、不联系群众”。
不过，随后传来的消息，一扫章雪萍内心的阴霾。为了更好地为世界青年联欢节做准备，组织决定先派他们到苏联进行一个多月的培训。
出国前，为了向世界展现中国人的良好形象，担任驻外大使的耿飚被请来给代表团讲课。“他告诉我们西餐怎么吃，哪个手拿刀子哪个手拿叉子。”章雪萍边说边比划着。
不仅如此，代表团还专门为女团员购置了镂空高跟凉鞋。她们被告知，罗马尼亚人以为中国女人还都是小脚。代表团规定，在罗马尼亚期间，女性一定要穿丝袜和凉鞋，一定要把脚露出来，以便宣告中国女性不再是小脚女人。
这样做的必要性很快得到证实。“真的，我们一上街走动，就有人看我们。人家还真就看我们的脚。”章雪萍说。
她最受人瞩目的时光，也始于那年年底，合唱队随以贺龙为团长的赴朝慰问团为志愿军演出。
正在为《荷花舞》和《采茶舞》伴唱的章雪萍，突然被从台下叫到幕后。“报幕员嗓子哑了，你赶快报幕去。”领导急匆匆吩咐道。
接下来，现场的人们听到：“下一个节目，女声独唱《南花花》，演唱者郭南英。”随后，郭兰英走上了台。
穿着合唱服的章雪萍刚回到幕后，领导劈头便问：“你刚才说的什么？”
“《南花花》啊。”
“你再说一遍！”
“《南花花》。”
这时，这个分不清发音的湖南女人才意识到，自己把“兰”说成了“南”。
即便如此，领导还是发现她“报幕的时候很自然”。这也让章雪萍从此走上了报幕主持的道路。
同事们则开始笑称章雪萍为“幕后合唱队员”——幕后排练时有她，上台演出时，她却穿着合唱服跑到台前报幕了。
当然，这些往事在展出的照片里都看不到。因为在1956年7月10日，中央乐团才以原中央歌舞团管弦乐队和合唱队为基础而成立。
为国家演出
前几年，中央电视台一档节目回顾1959年中国首次排演《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往事时，曾采访章雪萍。
主持人朱军一上来便问：“听说您还是我们的前辈？”
章雪萍明白他指的是报幕主持这事儿，便淡淡地回应：“算是吧。”她只是没有眼前这个后辈幸运。在她风华正茂的年纪，报幕员在中国还不是一个专职职位。
1955年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晚会，招待正式访华的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那时章雪萍便是报幕员。报完幕后，她需要回到自己在合唱队的位置，和冯琬珍等一起用越南语为客人演唱《胡志明之歌》。
1959年，中国和东德同时建国10周年。为了与中国一起庆祝，东德决定国庆期间派德累斯顿交响乐团到北京演出，主打曲目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为了能与德方同行交流，先后在京郊100多个公社和工厂下乡体验生活的中央乐团成员，不再与农民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提前回到乐团排演《贝九》。
不过，除了排演《贝九》，章雪萍还有更重要的政治任务。
那年9月，刚竣工的人民大会堂里，举行了一场大型演出。前半场在舞台上的是中央乐团，由章雪萍报幕；后半场上台的是总政歌舞团，由著名科学家周培源的女儿周如燕报幕。
台下坐着的最重要的观众，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他受总理周恩来委派，从现场的两个报幕员中挑选一个，负责国庆10周年文艺晚会的报幕工作。
最终在9月30日晚上站到怀仁堂舞台上的，是章雪萍。她注意到观众席上，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国领导人，“大大小小社会主义国家的头头脑脑基本都来了，苏联来的是赫鲁晓夫”。
此后，一些同事开始称章雪萍“国家报幕员”，因为她“通过了陈老总主持的国家考试”。
1960年1月，为庆祝缅甸国庆，周恩来总理与陈毅率领400人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其中文化艺术团的200多人主要来自中央歌舞团东方歌舞班和云南歌舞团，但依旧点名让中央乐团的章雪萍去报幕。
文艺工作者们在访问中的表现，周恩来形容为“在政治上打了一个大胜仗”。据说，正是在此次访问回国的飞机上，周恩来和陈毅等人研究决定，成立表演中国及亚非拉歌舞为主的东方歌舞团。像中央乐团一样，“以文化艺术为外交、政治服务”。
在这背后，是当时国家外交政策的转向：从50年代面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开始全面转向亚非拉国家。
国庆期间，来京演出的不再是苏联或东欧交响乐团，而是演出本国民间民族音乐、舞蹈等歌舞艺术的缅甸、巴西和阿尔及利亚的艺术团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项目的重点，也相应逐渐从西洋古典交响乐转移到民间民族音乐。
这一外交政策，差不多在10年后的1971年才重新转向。这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别顾问基辛格首次秘密访华。在招待基辛格时，冯琬珍和同事们为这位美国客人用英语演唱了《哦，美丽的美利坚》。
周恩来等人再次意识到，为了适应外交的需要，文艺也需要做相应的转变。此前，自称对文艺“外行”的周恩来，在审查军队组织的文艺节目时，首次对演出所表现出的革命激情作出罕见的批评：“舞台上不能使劲喊，越唱越快，越唱越尖。以后不能再搞那些标语口号式的东西，这些倾向都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极左思潮不肃清，文艺就不能发展。”
在冯琬珍记忆中，当时，《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日本文化界代表、荷兰电影导演、法国导演和作家等访问团接踵而来。
“不仅是左派、中间派要来，右派也要来一点，这就需要我们适应新的形势。”在基辛格来访前夕，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允许文艺工作者进行尝试。
一年后，西德外长来京商讨两国建交之事，周恩来想为其演出贝多芬的《欢乐颂》。他安排秘书给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打电话。得到的答复是，乐团在“文革”后早已不敢练习西方音乐，很多人也已下放干校，几天内难以演出。
为时代伤痛 之一
这并非乐团第一次遭遇专业之外的困难。早在1961年年底，李德伦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老师阿诺索夫访问中央乐团，并指挥了4场音乐会。周恩来和陈毅到天桥剧场看了第二场演出。虽然演出效果在外人看来挺“圆满”，但过程并不顺利。
阿诺索夫指挥乐队和合唱队轮流排练时，一再发现铜管声部吹不上去。一旁等着排练的冯琬珍注意到，他大发脾气，重重地跺地表示不满。“这都是你们苏联找我们还债闹的，你看我们商店里卖的什么，只有肥皂和毛巾，哪有什么食品可吃呢？！”李德伦当时毫不客气地向老师这样解释。老指挥也谅解了这些“困难时期吃不饱，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乐师。
当时，团长李凌千方百计地弄回来一些鸭子，20个人才能分一只。乐师和演员们在北京演出一场，每个人的报酬经常是两个花卷。
而章雪萍除了自家的演出，还经常被外单位“借”去报幕。一度，总政歌舞团想调她去。“我们这儿唱的歌要比他们唱的歌好，什么都唱，他们总唱一些革命歌曲，都是《大渡河》那种叮叮咣叮叮咣的。我不能离开这儿。”章雪萍当时这样想，于是拒绝了。
今年年初的谈心会上，章雪萍问眼前的老同事们：“咱们都是搞音乐的，可真正在这儿搞了几天音乐？”
“没搞几天音乐，全是运动。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真的没有搞什么专业。”她自己随即答道。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低。
刚到北京不久，她便赶上公私合营“打老虎”。她带着被子到琉璃厂画店的“资本家”家里住了一个多月。蹲守店里，把最好的画挑出来上缴国家，不让店主卖。由于不懂行，她专门挑那些漂亮的和颜色好看的，结果专家一鉴定，全是赝品。
“那些老板白天放鞭炮欢迎公私合营，晚上在家里就哭。你想，把他的财产给拿了，他愿意啊？当然不愿意。”章雪萍撇着嘴回忆说。
她和同事们的专业提升，也一次次被类似的运动打断。“每个运动都得参加，参加了，就没时间搞业务了。”她说。
“世界上没有一个职业乐团的人，从政治上到艺术上，有我们这样的遭遇。我们国家政治运动比较多，每一次政治运动，我们几乎都要放下业务，投入到运动中。反右，大家要去参加各种批斗会、鸣放会，谁也不许唱歌，不许动业务了。肃反，我们也要参加，我们身边也有人被认为是反革命的。大炼钢铁我们也要参加，五七干校，我们去种苹果、种桃子、种水稻。”冯琬珍滔滔不绝地说。
2001年出版的《李德伦传》中提及，有人问乐团管乐务资料的马润源：“共产党党内恐怕也有矛盾吧？”马随口答：“当然也得有了。”仅仅因为这句话，他就戴上了右派帽子。
来自哈尔滨的小提琴手宋文秋，一句“苏联到东北时抢东西、强奸妇女”便成为“反苏右派言论”。单簧管乐手白哲敏的大字报贴出来后，没什么反应，在吃早饭时随口戏言：“如果下星期还没有答复，我就不干了。”结果，这句话成为“煽动群众罢工”的右派罪状。
这样的往事，在章雪萍、冯琬珍等人的记忆里，不胜枚举。他们至今仍深深感激中央乐团时任团长李凌。
这位团长当时吩咐在全国各地演出的合唱队队员，继续巡演，千万不要返回北京参加鸣放。
“如果当时我们回北京，至少一半的人会被打成右派。”李凌后来曾这样回忆。
乐队在外地演出了三个多月，返回北京时，反右已过最高峰。主要力量得以保留，也让乐团在1958年首次为电影配乐录音成为可能。他们先后为《上甘岭》、《英雄虎胆》、《永不消逝的电波》、《狼牙山五壮士》、《青春之歌》、《雷锋》等电影担任配乐。
也是在这一年，“音协”提出，“展开对黄色音乐的批判”。为响应这一要求，乐团派人到北京各大高校讲课，告诉师生们哪些歌曲是“黄色歌曲”。“周璇的《何日君再来》被批得最多。还有电影明星李丽华的歌。”冯琬珍回忆。
为时代伤痛 之二
1963年，全国兴起抛弃洋乐器改奏民族乐器的风潮。音乐家贺绿汀生前回忆，南京一个西洋管弦乐队被拆散，乐师改行，有人被分配到剧院当售货员。还有音乐学院取消了外国乐器专业，让学生改学二胡。
音乐和舞蹈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也在全国掀起大讨论。为了证明交响乐也能“三化”，中央乐团举办普及音乐会，把当时全国传唱的革命歌曲以乐队形式连续演奏，名为《革命歌曲联奏》。合唱队把《白毛女》中的一些片段改为大合唱，乐队则把《白毛女》的音乐改编为组曲。“想方设法把民间音乐素材，改编为西洋乐器演奏。”冯琬珍说。
除此之外，乐师们在演奏时必须面带表情，以加强音乐的描述。在演奏《白毛女》中的“杨白劳”一段时，他们要面带哀愁。每排一段之前，指挥李德伦须带领乐队先学一段毛主席著作，以体现活学活用。
“文革”中，章雪萍、王廷英等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我不能够相信，因为我们20多岁起，就在一起工作，可能在具体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不能够相信他们是‘五一六分子’。”40多年后，冯琬珍依旧难以掩饰自己的不解，用指头捣着桌子。
她的丈夫、作曲家邓宗安因为在创作《穆桂英挂帅交响诗》时，写了一句台词“我不挂帅谁挂帅”来表现穆桂英的英雄形象，结果被认为是要“夺权”，被下放到小汤山干校劳动。
1972年，邓宗安的姐姐、姐夫以天文学家身份，随李政道一起从美国回来访问。可能是考虑到外事影响，邓宗安和冯琬珍的干校生涯提前结束。
而4年前，为了将样板戏拍成电影，江青在审查《交响乐伴唱红灯记》时，当众“解放”了李德伦、电影导演谢铁骊和钱江。但她同时将一件乐器判了“极刑”。因为“实在受不了”演出时大号的声音，江青要求，“大喇叭要取消”。乐团不知道她所说的大喇叭是指长号还是大号，她加了一句“朝天的那个”。于是，大号在中央乐团消失了差不多10年。
江青指示乐团，“修正主义的东西下流极了，还不如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为了利润他们是下苦功夫的”，“要向敌人学习下苦功夫”。
当邓宗安、冯琬珍夫妇提前从干校回到乐团时，中央乐团的实际负责人是钢琴家殷诚忠，他原本叫殷承宗。
“他们家是资本家，江青说，你还要继承你们资本家祖宗吗，要对党忠诚，这样才改成殷诚忠。”冯琬珍回忆说。
因为所演的交响乐《沙家浜》在1967年成为8个“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之一，中央乐团也成了人们眼中的“样板团”。演出样板戏时，他们不能穿燕尾服，而改穿新四军军服。
“哪有新四军戴着绑腿拉琴的？大家都觉得好笑，尤其是李德伦穿军服看上去实在不好看，影响了音乐艺术是一方面，反而破坏了新四军的形象。”冯琬珍说，乐团随后演出改穿中山服。
“当时很多人很羡慕样板团。但样板团是生活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的，说错一句话，就可能把一个人或一部戏打倒打死。他们体会不到心里的那种恐惧啊。”冯琬珍强调。
这种风浪，一直持续到 1976年10月1日和2日，中央乐团在民族宫礼堂演出《为毛主席词二首谱曲》、《东方红》等曲目。这是乐团最后一次以样板团身份演出，冯琬珍注意到，同事们都非常高兴。
尽管无力为西德外长演奏贝多芬《欢乐颂》，中央乐团在1972年依旧是国家用音乐接待外宾的不二之选。
毛泽东在这一年也认识到，“光有这八个样板戏不行”。“看来文艺的事我得管一管了。”建军节前夕，他在书房接见年轻的京剧演员李炳淑时说。
在此之前，中央乐团已经开始做了一些新的尝试。这年5月，他们开始公开试演《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
当时，林彪事件发生不久。《红旗》杂志罕见地刊登了两首歌的歌词歌谱，要求全国人民一起唱，以团结和统一认识。《人民日报》等报纸也发表评论员文章，呼吁“唱好两首革命歌曲”。
乐团还组织人员创作了《梅花三弄钢琴协奏曲》，但被“枪毙”，因为里面有“西方资产阶级颓废的印象派和声”。
但这并不影响乐团开始跟“资产阶级”接触。1974年10月，由87人组成的“中国中央乐团”出访日本，这是中央乐团首次外访。后来有人告诉冯琬珍，访问期间管得很严，并且每个人发放的现金有限，只好买了几根铅笔做纪念。返回北京后，日本驻华大使馆先邀请他们在北京饭店吃饭，随后他们坐车到人民大会堂。在一个厅里休息时，门突然开了，进来的是邓小平。
这个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领导人，和江青、叶剑英等一起接见乐团人员。
这次出访，也让中央乐团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没再演出。因为要“消毒”——全体出访人员一起总结访日经验，检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见所闻。如，在日本见到了乞丐，这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
而那些年，出国访问也确实是极为郑重的事情。1975年，中央乐团有30多人参与演出的访美中国艺术团，临时取消原定行程，改为出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及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出访前，艺术团给全体政治局委员做了表演，最终审查通过。
在他们出访期间，冯琬珍则随其他同事一起南下福建和广东演出。
为了迎接样板团，福建省党、政、军领导亲自到福州站月台上迎接，在广州则是广州军区司令员亲自出面接待。乐团所到的街道上，挂起“热烈欢迎中央乐团来我省演出”的巨幅大红标语，出行时前面有4辆警用摩托车开道。这也是冯琬珍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
这次演出最引人瞩目的，是加入中央乐团才一年的女高音李谷一。她演唱的湖南花鼓戏移植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远走高飞难找寻》极受欢迎。盛中国演奏的《红色娘子军》中的选曲《军民一家亲》、刘诗昆演奏的《战台风》，也赢得全场掌声。
为时代伤痛 之三
“我们乐团当年除了到人民大会堂、怀仁堂、北京音乐厅这样的地方演出，也到人民公社、钢铁厂、大寨、大庆油田这样的地方，为工农兵演出。”章雪萍指着一张山坡上密密麻麻坐满人的照片说。
当然，从1970年起，因为身在干校，这些演出跟她已没有关系了。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来，让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彻底掉入了深渊。
“总理去世了，我们该怎么办？江青肯定不会给我们平反的。”如今回忆起当年的处境，老人眼圈发红，甚至有些哽咽。
当时在乐团，像她一样悲伤和绝望的大有人在。他们都知道，周恩来是中央乐团成立背后最重要的支持者。
得知噩耗后，中央乐团要求停止在民族宫礼堂的演出，但于会泳等文化部领导强令在悼念期间照常演出《交响音乐沙家浜》等样板戏——“一定要演出，这是一个战斗，就是剩下一个观众也要演出”。
《李德伦传》中记述，演出那天，不少团员拉着李德伦一边哭一边表示不愿意演。李德伦考虑了一下说，这么办，咱们换个节目，唱《国际歌》、《东方红》。
4月5日那晚，从民族文化宫回来的邓宗安告诉因病在家的冯琬珍：“天安门那一片的气氛不一般，风声不对。”他看到有公安、民兵拿着木棍、盾牌等从午门往外跑。这便是后来的“四五事件”。
一个多月后，为纪念毛泽东延安讲话，中央乐团推出《党中央决议传四方》和《首都工人民兵进行曲》等歌曲，从5月23日起，连续四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大型集会上演出。
乐团成员内心里还留着对总理的哀思，在舞台上却要表演欢快的歌曲。率团来访的日本著名作曲家伊玖磨敏感地察觉到了乐团成员的“某种不满和矛盾”，还特别留意到“指挥家李德伦似乎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有所不满”。
看到他这番话，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决定到北京看看。1976年12月，他访问中央乐团，“四人帮”已被粉碎，所以李德伦在接待他期间，才可以以中央乐团负责人身份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出席了“被党内一条埋藏已久的极‘左’路线不断排挤死去”的郑律成的追悼会。
同样可以开始被公开怀念的，还有贝多芬。次年3月26日是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李德伦在年初便请示文化部领导贺敬之，可否举办纪念贝多芬音乐会。贺敬之请示文化部长华山，层层向上请示。根据惯例，24日演出消息就应见报，但一直到23日晚上9点多，中央乐团才接到电话，说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可以演出。
音乐会做了实况广播，个别单位突然听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时，大为紧张，以为收听了“敌台”。
他们不知道，早在1972年秋天筹备西哈努克亲王50岁寿辰音乐会期间，周恩来就主动要求李德伦讲解贝多芬各首交响曲及其精神，之后还要文字材料，并特别说明要直接送到国务院。
为了接待伦敦和维也纳乐团的来访，中央乐团也破例开始演奏《田园交响曲》。实际上，1973年2月，基辛格作为美方代表团首席代表访京时，先听完中央乐团演奏的《田园交响曲》后，才前往中南海与毛泽东会面。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这位美国人“有时不敢肯定所演的是什么”，他感受到了“文革”破坏性的干扰，觉得《田园交响曲》并非中国音乐家们所擅长。
冯琬珍回忆，尽管直到10年后的1983年，中央乐团才第一次录制贝多芬交响乐全集，但在几年前，他们已经最直接地感受到了形势的变化。1977年6月，为了出访朝鲜，乐团开始排练一套全新曲目，包括乐团成员王酩基于电影《海霞》创作的《海霞组曲》，而当年为《海霞》配乐的正是王酩。更重要的是，在1968年被江青“枪毙”的大号，在《海霞组曲》中正式复出。
这之前，殷诚忠也改回他原来的名字“殷承宗”。
一切似乎正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1978年12月17日，中央乐团举行了这一年度的谢幕演出。除了演奏贝多芬和李斯特的作品，开场乐曲是当时在中国尚备受争议的法国印象派作曲大师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序曲。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央乐团演出介绍曲目时，首次只介绍曲目本身，而完全不再附加政治或阶级性的描述。
巧合的是，在这次演出前的12月15日，中美正式宣布建交；在演出后的第二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正式迈出改革开放的脚步。
1999年，李德伦在深圳演出时，香港音乐学者周光蓁在后台找到他，说想写一本中央乐团的历史。李德伦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我们乐团的这40年，可是战斗的40年哦。”
为历史负责
如今，这场“战斗”早已结束，那些当年曾“一起战斗”或“相互战斗”的人，都已是垂垂老者。他们的儿女大都在国外。在章雪萍的主持下，老人们定期到离退休中心活动室围着麻将桌“谈心”。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78岁，年龄最大的孟于已经92岁。今年3月的谈心会前，孟于告诉李德伦夫人李珏：“杜锦玉不行了。”杜是他们的同事。
两天前，他们89岁的同事王卿生走了。而去年夏天同事谈炯明的离去，更是让这些老人心有余悸。
“78岁的老头子一个人在家，抽油烟机一直转着。过去了好几天都没有人知道，有臭味儿了才发现。”有人描述说。
来谈心的一些老人，除了觉得孤单外，还担心自己“将来的命运可能跟谈炯明一样”。
这些一度离政治人物很近的人，一直很关心时政，偶尔也会反思自己的音乐人生。
“退休以后，我对我们从事了一辈子的音乐重新有了认识。我们都是搞音乐的，但是在我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搞音乐，成天都是开会，不是生活检讨会，就是你批我我批你。”章雪萍说。
“政治形势对我们乐团影响很大。我们毕竟不是搞政治工作的，上面的领导决定让我们唱什么，我们就唱什么。我们的节目，特别是到人民大会堂的节目，都是要经过审查的，要开一个节目单先报上去。在文革以前和文革期间，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有时候是不让演出的。”冯琬珍说。
这些老人们知道，要把自己经历的历史讲清楚，并不容易。
文化部曾经让冯琬珍写一些有关中央乐团和李德伦的文章。“我说我不写，太难了。”冯琬珍说。但她又清楚，他们这一茬人，“每一年都要走四五个，死得都差不多了”。
所以，得知周光臻要写中央乐团的历史时，为乐团写了30多年宣传报道的冯琬珍拿出所有资料供他无偿使用。
“没有历史，人就像浮萍一样。所以，我才会给他资料，给你讲一些往事。”老人说。
她和章雪萍、王廷英一起，发起的这次展览，得到了老同事们的热情支持，一共拿出了500多张各自珍藏的有历史意义的照片，最终有212张贴上了展板。
在那些黑白或略微褪色的彩色照片里，可以看到郭兰英、李谷一、李德伦、傅聪、胡松华、刘淑芳、杨洪基、鲍蕙荞、刘诗昆等人风华正茂时的模样。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青春和人生，也是这个时代的人们所知之不多的历史。
本报记者 王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