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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莫干山会议到现在也有28年了，但是我们仍然有很多需要改革而没有改革、需要推进而没有推进的地方。
□5天的会期里，28年后重聚在莫干山的老朋友在讨论中“针尖对麦芒”，青年学者直接反驳前辈的论述。
□很多人在新时期的会议中，怀念那个“物质匮乏但精神饱满的改革年代”。
28年后，曾经作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史起点”的浙江莫干山，迎来了一场新的会议。
9月18日这一天，在一家饭店的3层会议室里，背景屏幕上不断闪烁着“公平、开放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的字眼，坐在台下的中青年经济学者们安静地望着并排坐在主席台上的几位前辈。他们包括曾经提出“价格双轨制”理论的华生、最早发布“灰色收入”研究的王小鲁，以及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所长贾康。
这是他们在这里的第二次相聚。
1984年，中国的农村改革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却举步维艰。在当年9月举行的莫干山会议上，形成了包括《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在内的7个研究报告，其中，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改革思路被国务院采纳，标志着中国正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当年参会的很多年轻人，日后都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足迹，其中包括如今的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著名的经济学家周其仁是当时的论文组副组长，另一位经济学家张维迎，当时则是岁数最小的参会者。
曾经是论文组组长的王小鲁如今已经满头白发。他形容当年的会议“就像汽车上山开不动了总要有人下来推车一样”。“谁推了第一把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去推上一把。”
在28年后的第二次莫干山会议上，面对着台下比他小20岁甚至30岁的年轻人，他缓缓地说：“第一次莫干山会议到现在也有28年了，但是我们仍然有很多需要改革而没有改革、需要推进而没有推进的地方。这些地方需要改革，也需要我们继续往前走，再来讨论改革。我们还需要有一大批人推车。”
我们的改革要坚持下去，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后退
时间倒退28年，莫干山像是某种符号。
据说，一名民族学院的女士，曾在山下哭着要参会。阻挡她的人说，你又不是发起单位的人，又没有论文被选上，凭什么让你上山。她说：“我也是搞改革的啊！”
而在28年后的今天，重上莫干山的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仍是改革。
国家发改委财经金融研究室的副主任许生带来了一篇题为《“承接”：“莫干山”新一代的历史使命》的文章，他分别用“建”与“破”两个字概括两次莫干山会议背后的时代：“推进价格双轨制改革也好，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也好，都是一个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而如今，我们所有人不由自主关心的话题都与‘破’有关，破除既得利益，破除垄断，归根结底，就是破除改革的阻力。”
“改革”二字还频繁地出现在了3位到会老领导的发言里。他们分别是77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民建中央前主席成思危，61岁的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83岁的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其中，高尚全坐在台下，听完了整整5天的改革开放论坛。
“搞改革离不开中青年。”这位曾参与过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起草工作的老人望着100多位后辈，一字一顿地说：“我们的改革要坚持下去，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后退。”
大多数时候，关于改革的讨论都不是空泛的。5天的会期里，被激烈讨论的话题既包括“小产权房”、“城镇化”以及“财税改革”这样的具体政策，也包括“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这样的宏大命题。同样受到关注的话题还有“如何反腐败”，以及“灰色收入如何导致贫富差距”。
当年莫干山会议的参与者，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记得，分组讨论时，由于想讨论“腐败问题”的青年学者太多，筹委会临时决定在这个经济学研讨会上增设了“司法改革”这一讨论小组。
中国已经到了加快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
让莫干山会议重启改革议题的关键人物是曹文炼。这位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1984年时刚好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便进入了国务院物价领导小组办公室。在那里，他看到过莫干山会议的全套原始资料和当时中央领导对于这个会议的批示。
“对我个人而言，这是多年来的一个情结。”今年3月份，一个偶然的机会，曹文炼结识了莫干山管理局的王惠良。闲谈中，两个人“碰”出了举办第二次莫干山会议的想法。
“坦率跟大家说，我跟很多上级领导口头汇报过，没有任何领导说这次会议不能开。”在现场，曹文炼将二次莫干山会议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在他看来，“中国已经到了加快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
而在最终上山的119名参会者中，绝大多数成员是45岁以下的中青年学者，其中甚至不乏一些在第一次莫干山会议时还没有出生的年轻人。
对于出生于1987年的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博士郭晗来说，对于莫干山的印象只停留在他的77级校友张维迎身上，来自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李清斌比郭晗大两岁，他的记忆里，与莫干山有关的故事曾经出现在老师们所讲述的80年代改革史中。
“很多人跟我说80年代挺精彩的，比现在精彩多了。”刚刚毕业不久的李清斌腼腆的笑着说。
在第一天的小组代表发言里，宏观经济组的一位年轻学者率先发言：“如今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老百姓都到河对岸去了，而利益集团却在深水区里不愿意动。”
不过，客串主持人的华生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表述。“现在的麻烦是所有人都认为别人是利益集团，而自己不是。”他抱着胳膊，微笑着说，“我的问题是，你们所说的利益集团到底是什么？”
显然，发言者并没有预料到华生会把他扣在场上展开“追问”。“嗯，反正我们不是利益集团，所以不知道真正的利益集团在哪。”他的回答略带局促。
“搞了半天，你说改革是因为利益集团的掣肘，但不知道利益集团是谁，这不行吧。”华生将目光投向了台下。
“他讲的这个我也不能接受。”作为为数不多的媒体代表，共识网的主编周志兴接过话筒，直率地说，“我觉得所谓的利益集团就是有权力推动改革或者阻碍改革的集团，在座的我们自己算一下吧，我有权力推动改革吗？我有权力阻碍改革吗？如果有，那我们就是利益集团。”
这并不是李清斌第一次参加学术研讨会。在他的印象中，这类会议的全部内容就是专家发言，甚至通常连提问的环节都没有。就在参会前，他甚至特意准备好了纸和笔，打算做做记录就算了。
他没想到，在这里，居然连28年后重聚在莫干山的老朋友们都要“针尖对麦芒”。
以自由争鸣作为大会的主基调
事实上，1984年莫干山会议最被人们津津乐道之处便是其新鲜的会风。当时组委会规定，参会者选拔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只需提交一篇论文便可申请，审核过关者才可“上山”。“上山”时不许带着论文，“只带身子来”，防的是隔山打炮，对着稿子念。会议开得热火朝天，白天讨论不过瘾，晚上还有“挂牌讨论”，7天长会开完后，竟然有大半人都生了病。
“当年还有一个特点是串门，你觉得在这个组讨论没劲，可以到另外一个组。大家吵得不亦乐乎。”华生兴致勃勃地向记者回忆起当年往事。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1984年莫干山上的领袖人物之一起初并没有接受再上莫干山的邀请。
“一开始我挺想来的，但一看议程，我跟他们说，我不来了。”华生告诉记者，在最初的议程里，开会方式仍然是“几个老人轮流做主题报告，然后分组发言”，他觉得这个会和当年强调自由争鸣的莫干山精神没有什么关系，便婉拒了邀约。
后来，筹委会的工作人员又找到华生，在沟通过程里，华生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不要搞成名家讲座，中青年的讨论会就要用中青年做主体。第二，让大会的形式以互动和讨论为主。
最终，筹委会决定以自由争鸣作为大会的主基调。
在不对媒体开放的分组讨论里，这种氛围尤其浓厚。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宋亚楠与华生同组。她记得，一开始有不少人和往常一样，“打官腔或者讲一大段基础理论。”
“这个我们都懂，就不要讲了，直接谈问题。”26岁的宋亚楠绘声绘色地模仿起华生主持会议的神态。她随后评价说，这样的态度“务实，让人觉得舒坦”。
分在另一个小组的李清斌则记得，当时小组讨论的主题是收入分配改革如何推进，但有些人始终就收入分配要不要改革的问题长篇大论。结果觉得“很憋气”的李清斌大声地说：“要不要改革需要讨论吗？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什么呢？”
“以前开会怎么敢这样呢，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回屋后我就琢磨，哎呦妈呀，我太牛了吧！”这个年轻人觉得，自己似乎找到了莫干山精神。
相比于博鳌论坛与达沃斯论坛，谁还会来莫干山呢
在新莫干山会议上，打捞历史，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主题。
第一次演讲，华生就惟妙惟肖地模仿起当年张劲夫如何将手背在身后在屋里踱步的样子，当时，这位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国务委员，亲自听取了眼前这位年轻的硕士研究生所作的关于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的汇报。
同样以往事作为演讲开端的嘉宾还有独立学者柳红。在上山后的当天晚上，柳红就和自己的丈夫朱嘉明打了一通电话。1984年，时任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助理研究员的朱嘉明是莫干山会议的4位发起人之一。在电话里，朱嘉明告诉柳红，当年的莫干山会议，最让他珍重的是在历史关头，大家那种超越了观念分歧的“真情实意”。
在一些时候，这种精神似乎获得了某种延续。5天会议期间，一位来自清华的博士在回北京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教师发言后，又连夜赶回莫干山参会，并坚持到最后一天；另一位来自浙江大学的教授则几乎每隔一天都要回到杭州为学生们上课，然后再赶回莫干山。
但在另一些时刻，表现得更加强烈的则是一种断裂感。尽管筹委会很早就定下了“以文选人”的原则，但最终呈交的论文总数仅有100余篇，这与1984年的1300多篇有天壤之别；筹委会还包下一个酒吧，可供学者们晚上进行“挂牌讨论”使用，但在大部分时间里，觥筹交错是这间小木屋里的主题。
连被吸引而来的媒体数量也十分有限，一位记者坦率地评论道：“相比于博鳌论坛与达沃斯论坛，谁还会来莫干山呢？”
对于莫干山会议，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教授常修泽有着不同于常人的体悟。他至今保留着已经发黄的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材料，在今年8月出版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中，他所撰写的“莫干山会议”被列为单独一章。他说，自己怀念那个物质匮乏但精神饱满的改革年代。
到达莫干山后的第二天，他就叫上王小鲁，沿着盘山道寻找当年莫干山会议的历史印迹。在半山腰的橱窗里，他们找到了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合影，在照片里，183位年轻的与会者穿着白色的衬衫，因为天凉，还有几个人将炊事员的白制服捧在手里。在那个长达7天的会期里，没有一个人提前离开。他们还找到了当年拍集体照的地方，两棵古树仍在，只是拍照的空地已经变成了停车场。
第二天，在莫干山管理局王惠良的帮助下，常修泽找到了当年莫干山会议的主会场——一座有着拱形门檐的蓝顶教堂。只是，就像中了魔法的城堡，矗立在山顶的教堂已经成了装满废旧家具的仓库，木门倒在地上，石阶上满是荒草。
本报记者 林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