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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微博上的一张照片刺痛了许多人：广州地铁里，一位老人和一位青年因为让座等问题，相互扭打，老人咬伤了青年人的耳朵，血流一地。
陈凯歌的电影《搜索》就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现实甚至比电影来得更血腥更残暴。杭州K192公车上，一个男人连扇一个小伙子5个耳光，小伙子被打得鼻血横流，镜框也被打飞，断成几截，挨打的原因是他没有给这个男人抱着孩子的妻子让座；上海地铁中，一个男子辱骂一个女子，并把前来劝架的另一男子打伤，因为该女子没有给人让座；济南公车上，一位带小孩的母亲扇不让座男子耳光，还扬言“替你妈教训你！”
让座，本是相互帮助、发扬美德的事。但是，一些人凭着“应该让座”和“维护美德”的正义感，在公共场合骂人、打人。社会美德能以一种更冷静、更有效率的方式维护吗？难道“生气”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常态选择吗？
台湾作家龙应台说过：在一个法治轨道上的社会里，人是有权利生气的。她的犀利发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曾经震动一代中国人。今天，我们再次向社会发出提问：“中国人，你为什么爱生气？”
社会为公民提供了在权益受到损害时进行申诉的渠道。社会得以形成的原因之一，在于保障个体的安全，帮助公民更有效率地解决问题。人们建立一个社会，也需要付代价，花费成本。遇到问题时，却不依赖辛苦建设的法治系统，而运用原始的以暴制暴方式，是不是太不划算？究其原因，恐怕是制度的保障和执行还不严密，人们的法律意识较为淡薄，并且，人们求助于正规途径没有直接“生气”这么省事儿。
但是，看看“生气”带来了多少麻烦吧。“十一”黄金周的华山景区，上万人下不了山。部分滞留山顶的游客和景区人员发生冲突。他们封堵了景区入口，让大巴车无法接客，造成更严重的滞留。人们发生争执，让本来拥堵的场景更加混乱。从内蒙古包头去陕西华山旅游的董立文夫妇在景区要求退掉未消费过的摆渡车车票时，惹怒了一群人并被对方用刀捅伤。
如果料想到这些后果，中国人，是否该问一句：我们为什么要生气？
人都有情绪的起伏，因为外界的环境、人自己内在的感受随时都在变化。在穿行于地下的地铁里生气，在奔驰在路上的公车中生气，在巍峨屹立的高山上生气，在异国他乡翱翔于天空的飞机上也生气。9月7日，塞班岛飞往上海的航班上，多名中国乘客互相殴打。就在这次事件的5天前，苏黎世飞往北京的航班上，两名中国男子因座椅问题大打出手，飞机因此迫降。
专家称，一旦飞机上乘客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如果再加上五六个人劝架，飞机的平衡姿态就会受到影响，还可能导致飞机失事。
迫降会带来时间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发生的飞机失事更是不堪设想。所以，中国人，为什么在飞机上，也要生气呢？
更让人惊讶的是，在中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开始生气了。一次游行中，韩德强教授遇到了反对游行口号的老人。教授很生气，就抡起手扇了老人一耳光。
为什么对和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人生气呢？是不再有倾听的耐心，不再有对不同思想的容忍度，不能再体会到思想碰撞的乐趣，还是觉得，扇一记耳光比从逻辑上说服对方更容易？
说起生气，个别官员也是火气十足。9月初，一名南方航空的空姐因放置行李问题被一官员打伤。
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在物质层面得到极大满足，但是，精神层面如何进步却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命题。遇到问题，先看看法律怎么说，有时也会发现，法律条文含糊不清；遇到麻烦，先找找相关机构，有时会发现，各种机构可能相互推诿。但这些，也还不是随时生气、发怒、打人的理由。恐怕也会有人会把“生气”归结于一大堆社会问题：没办法呀，值得生气的事情太多了。你看看，出门吧，马路上到处堵车，逛风景又开始堵人。看病吧，挂个号排老长队，医生又可能给冷脸看。和人打打交道吧，这些人，这么没素质……
但是，社会只要在发展，就要面临问题。一味“生气”并以暴力方式进行表达，并不是一个理性和成熟社会中应有的状态，只能加剧社会矛盾。地铁里面的暴力事件、景区的拥堵冲突、飞机上的大打出手、老人挨教授巴掌，提醒着我们如何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降低浮躁、减轻压力、解除焦虑、尊崇法律。
清华大学教师刘瑜说：“由于制度涉及一个实施成本的问题，我越来越接受的看法是，制度固然重要，而文化是降低制度实施成本最有效的因素。”
媒体人许文广曾写过这样一条微博：从新加坡到民丹岛要坐55分钟快轮。乘客八成以上是国内来的同胞。闸门一开，大家争抢着涌向甲板。我听到裹挟在人群中两位老外的声音：“这船难道不会等我们吗？”“不是人人都有座位吗？”被后面的乘客推着向前冲的我，苦涩地回味着这两个问题：手里握着船票的争先恐后的我们，到底怕错过什么呢?
是啊？我们到底害怕错过什么？我们为什么喜欢生气？
也许，当我们平和下来，不再担心错过，不再生气的时候，我们的时代又在不知不觉中前进了一小步。
本报记者 桂杰 实习生 江小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