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之下如何救市

    席卷全球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至今已过去4年。几年来，各国政府开出的一系列救市药方，不能说一点疗效都没有——从表面上看它们至少让世界避免了又一次经济崩溃，但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在整体性“复苏”方面并无明显起色，相反，“二次探底”或所谓“双底衰退”的阴霾不仅始终没有彻底摆脱，而且时有加剧迹象。从今年初至今的9个月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先后三次下调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去年秋天预计的4.0%大幅下调到最近的3.3%；而其对明年全球增速的预估也下调至3.9%。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上一次爆发于金融市场的危机有政府来救，而这一次发生于政府自身的危机谁来救，谁又有能力来救。

    2008年下半年，中国政府果断地推出了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成为危机上半场的最大买单人；而到本月为止，事实上的“全球央行”美联储也已经连续推出三轮定量宽松（QE），购买债券总金额预计将达2万亿美元……这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向金融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流动性，并帮助金融机构纾困。

    如今再回头认真检视过去四年以来的所有努力，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不过是一场将危机从金融市场和企业转移到政府身上的“搬家”而已。换句话说，危机并没有解决，只不过从私人部门转到了政府部门，从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危机变成了主权债务危机而已。

    根据IMF的一项研究，从2007年次贷危机开始至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增加约15.3万亿美元，其中逾80%来自七国集团。其间发达国家的债务占GDP的比重，急升了21个百分点。当下，美国即将面临的“债务断崖”和欧洲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已经使发达国家的财政救市手段穷尽；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唯有税收连年创下新高的中国尚有财政刺激的空间，但这也仅指中央财政，地方政府庞大的地方债务出现危机的迹象正日渐显露端倪。

    另一方面，全世界已经不得不为大规模的流动性注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埋单：整个2011年，中国和新兴经济体，都在忙于应付因自身刺激政策和美联储及欧洲央行开动印钞机的“外溢效应”而造成的通货膨胀——别的不说，仅房地产宏观调控就足以令中国政府挠头，而高的房价泡沫破裂的巨大风险，更令整个中国经济难以承受。在发达国家，严重的通胀虽然没有明显表现在CPI指数上，但黄金、原油和其他所有大宗商品的价格，都几乎涨至历史高位，华尔街的股票指数也差不多回升到了危机之前的最高点。

    去年末今年初，国际上围绕2012年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就展开过激烈的争论。由于担心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以及由此可能对原本就十分脆弱的中国银行业造成的巨大危机，加之目前已超过10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许多人——其中包括著名的评级机构——都将中国的“硬着陆”视为全球经济的头号潜在风险。从IMF、世界银行这些国际组织到几乎所有的投行研究部门，都纷纷下调了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并一再发出投资预警。 

    当然，也是出于经济转型的需要，中国政府主动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调低到7.5%。几个月来，央行已经数次下调了存准率，向市场释放了1万多亿元流动性，并且开始降息。但是，仅有“稳健的货币政策”显然不够的，财政上的刺激或许也是必须。如前所述，值得稍感安慰的是，相比焦头烂额的欧洲与美国，中国政府握有的弹药要充沛得多。

    不过，新的财政拉动，我认为应该着眼于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结构性减税；其中既包括前述消费补贴，亦应将下调进口关税考虑在内。同样是有可能扩大财政赤字的刺激政策，减税和消费补贴充分发挥了市场的自发选择机制，因而有助于企业和产业的优胜劣汰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而政府集中投资则以人为决策代替市场选择，往往保护了落后产能，对喊了多少年的“调结构”有害无益。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台的减税在总量和涉及领域各方面都过于有限，我认为，在扩大减税及补贴覆盖范围方面，除了节能环保之外，与加快城市化进程有关的各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都是大有作为的。

    其次，政府还应该及时推进供给端的改革政策，在稳定传统消费热点的同时，尽快培育有潜力的新消费亮点，包括旅游、休闲、医疗服务等。当然，这项任务不仅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也有赖于在法律、行政等各方面改善消费环境、方便行业准入、完善市场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