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大唐,需要一股浩荡之气。这种力量已经无法从宫廷和文苑产生,只能来自旷野。
这种旷野之力,来自大兴安岭北部的东麓。一个仍然处于原始游牧状态的民族,鲜卑族,其中拓跋氏一支,渐有起色。当匈奴在汉武帝的征战下西迁和南移之后,鲜卑拓跋氏来到匈奴故地,以强势与匈奴余部联盟,战胜其他部落,称雄北方,建立王朝,于公元4世纪后期定都于今天的山西大同,当时叫平城。根据一位汉族士人的提议,正式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此后,又经过半个世纪的征战,北魏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
胜利,以及胜利后统治范围的扩大,使北魏的鲜卑族首领们不得不投入文化思考。
孝文帝拓跋宏发布了一系列属于文化范畴的严厉命令。把首都从平城(今大同)南迁到河南洛阳。其实,“胡人”汉化的过程,也正是汉人胡化的过程。两者构成一个“双向同体涡旋互生”的交融模式。
通向大唐之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
云冈石窟在山西大同,龙门石窟在河南洛阳,正是北魏的两个首都所在地。北魏的迁都之路,由这两座石窟作为标志。
作家冰心年轻时曾与友人一起风尘仆仆地去瞻仰过一次云冈石窟,执笔描写时几乎用尽激动的词儿,最后还是承认文字之无用。她写道:一如来,一世界,一翼,一花,一叶,各具精严,写不胜写,画不胜画。后顾方作无限之留恋,前瞻又引起无量之企求。目不能注,足不能停,如偷儿骤入宝库,神魂丧失,莫知所携,事后追忆,亦如梦入天宫,醒后心自知而口不能道,此时方知文字之无用了!
冰心熟悉汉族传统文化,但到了这里显然是被重重地吓了一跳。原因是,主持石窟建造的鲜卑族统治者不仅在这里展现了雄伟的旷野之美,而且还爽朗地在石窟中引进了更多、更远的别处文明。
热闹的文化盛宴,就是云冈和龙门。云冈石窟的最重要开凿总监叫昙曜,直到今天,“昙曜五窟”还光华不减。他原是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高僧,当年凉州是一个极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公元439年北魏攻占凉州后把那里的三万户吏民和数千僧人掠至北魏的首都平城(今大同),其间有大批雕凿佛教石窟的专家和工匠,昙曜应在其中。因此,云冈石窟有明显的凉州气韵。
因此,云冈石窟,经由凉州中转,沉淀着一层层悠远的异类文化,简直深不可测。
摘自《晋善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