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夏粮主产区,河北地区小麦播种目前已经结束,一些麦地开始冒出新芽。但在易县,由于种小麦的收益和成本只能勉强平衡,甚至会出现亏本,撂荒像传染病般开始在部分农村蔓延。易县农业局表示,全县约有2万亩麦田出现季节性的抛荒。(《每日经济新闻》10月16日)
此前还有媒体报道,国家粮食局将在世界粮食日当天向全国粮食系统干部职工发起倡议,倡导自愿参加24小时饥饿体验活动。
一边是粮食系统24小时禁食,高调体验饥饿;另一边,却是不少农民选择“用脚投票”,逃离土地,将肥沃的耕地大面积撂荒。这样的情景混搭在一起,不免让人感到有些凌乱。农民为什么宁可“在家玩”也不愿种小麦?到底应如何提高农民耕种的积极性?
严重失衡的投入产出比,是一个重要原因。按照易县农民开列的账本,每亩小麦的种植成本包括:耕地50元、播种35元、种子130元、化肥265元(两次施肥的时间不同)、收割100元、浇地160元(共4次)、农药30元,等等,总计770元。而当地小麦每亩的产量往往在千斤之内,这样算下来,要么持平,要么略有盈余,这还不包括农民劳动力的投入。在一个小麦种植已经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下,农民当然要考虑成本和收益问题。
与以往习见的情况略有差别的是,在推高农民种地成本的诸多因素中,除了农药、化肥、种子、灌溉等等方面,更有人力成本的上涨。比如,翻耕土地、播种、收割、运输等等,用农民的话说,就是稍微动一动都要花钱,以往那种相互换工帮忙,或者是无偿提供劳务的情形,如今已经罕见了。
这种“新动向”昭示农民劳动力价格的杠杆作用正在日益凸显,并发挥作用,这种商品化的过程可能比较缓慢,价格也并不稳定和均衡,但却不可阻挡。如果农民在耕地上“节省”下来的劳动,可以在务工或者其他方面获得收益,则这种“撂荒”就是主动的,并非完全不可理解。
当外部世界已经完全市场化了,没有人能够要求农民死死钉在土地上,无论丰歉、无论亏盈。因为,至少从目前的情形看,务农似乎已不再是农民生存的全部,而只是维持生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土地也不再单纯具有安身立命的绝对价值,不过是一种相对而言比较重要的价值而已。
也因此,政府在破解农民弃耕、土地撂荒的问题时,就不应该依然停留在惯常的思维上,而是应敏锐地发现农民的变化,顺应并引导之。比如,谈及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就习惯性地认为应该大幅提高粮食价格。但且不论大幅提高粮价是否现实,即便涨价,处于产业链末端、主体分散的农民,在粮价上涨的过程中分享的利益也不多。
当务之急,应该是从现实出发,将农民视为市场经济中独立的经营个体,只要提高了劳动力的价格,则农民的收入自然就会随之增长,在这个基础上,每一家农户不一定都要完成从种植到收割、加工的全过程,而是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现在,河北、河南的农民“收割大军”已经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既然收割环节可以,其他环节为什么不可以分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