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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美好的事物贴上标签，是人类的本能。
传说公元前130年，来自希腊的诗人、旅行家昂蒂帕特为喜欢旅游的希腊人编了一个景点名录，他一共列了7个自己认为的伟大工程，包括埃及胡夫金字塔、奥林匹亚宙斯巨像、阿尔忒弥斯神殿、摩索拉斯基陵墓、亚历山大灯塔、巴比伦空中花园和罗德岛巨像。这份名单即被后世称颂的“古代世界七大奇迹”。
如今，这些当年叱咤风云的奇迹只剩下胡夫金字塔依旧健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为那些伟大的建筑、遗址、墓葬贴上亮丽的标签。略有不同的是，曾经的“七大奇迹”是以旅游为导向的，而近现代的标签——比如世界遗产——则体现出更多的责任感。保护文化遗产的理念，是我们在两千多年的文明进程中积累的一种人文精神。
早在19世纪中叶，保护历史和文化遗产已经在英国成为一项事业。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英国人发现，他们曾经的田园风光和历史建筑逐渐被湮没在庞大的工业厂房之中。为此，1865年，一个旨在保护历史与自然重要遗产地的“国家信托”(National Trust)在英国成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贴标签”的方式保护历史和自然遗迹的实践。
1930年成立的美国“国家公园服务局”(National Park Service)更是把国家保护遗产的理念发扬光大。这个系统旨在发现、登录以及保护美国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与“国家信托”不同，美国的国家公园模式更侧重于在保护遗产的同时，推动一定的商业开发。“国家公园”这个概念，后来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采用，成为在国家层面上保护自然和历史遗迹最有效的策略之一。
尽管如此，人类的本性中似乎还存留一丝“破坏的本能”，由于战争的破坏、环境的恶化以及对经济发展的盲目崇拜，遗产保护举步维艰。为此，除了保护自身的遗产之外，许多“保”有余力的发达国家，开始关心发展中国家的遗产，一些跨国的合作逐渐展开。
1954年，埃及政府决定修建阿斯旺水坝，水坝的修建将使阿布辛贝神庙被湮没在尼罗河水中，引发人们的担忧。尽管埃及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但迫于财力和技术的限制，无法将其有效保护。从1959年开始，国际著名的考古、建筑、文化研究专家联合起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协调下，开展了一场著名的“阿布辛贝神庙保卫战”。
短时间内，阿布辛贝神庙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迅速筹集到了8000万美元，其中4000万美元来自50多个国家的捐助。最终，凭借这些资金以及诸多国际专家在技术上的论证和支持，阿布辛贝神庙被整体拆除、平移并重新组合在海拔更高的地点。
神庙保住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由多个国家和组织团结起来，保卫一项与自己本无关联的文化遗产，“人类的共同遗产”这个概念迅速被人接受。阿布辛贝神庙的保护经验随后也推动了威尼斯及其港湾、巴基斯坦的摩亨佐－达罗遗址以及印尼的婆罗浮屠寺庙群的保护进程。
保护历史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是不分国别、不分种族、不分语言的一份义务。在阿布辛贝战役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识到，要真正推动全球的遗产保护事业，制定一份跨越国界的公约迫在眉睫。1971年初，一份草拟的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在成员国里流传，听取来自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与此同时，人们注意到，一项类似的呼吁也在环保领域中进行着。
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活跃着一批环保组织，其中一个名叫“为了未来的资源”。有一次，时任主席费舍尔在组织会议中提出：应该成立一个跨国的类似英国国家信托的“世界遗产信托”。这是“世界遗产”这个概念被首次提出。后来，费舍尔成为尼克松政府“环境质量协会”的主席，继续推动他的世界遗产事业。在费舍尔的力促下，尼克松在1971年的一次国会发言中，第一次以官方名义发出建立“世界遗产信托”的提议。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CUN）积极响应尼克松的建议，几乎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古遗址理事会（ICOMOS）有关文化遗产公约的提议也引发了巨大关注。两方力量都看到了各自提议之间的共性，并迅速达成一致，将两项建议合二为一。
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世界遗产公约”的诞生，是文化保护领域中里程碑式的事件。从以旅游为目的的“七大奇迹”，到国家范围的“国家信托”和“国家公园”，再到跨越国家和种族的“世界遗产”，我们依旧喜欢把伟大的事物贴上标签，但这些标签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往，这些标签象征着一种义务和责任。
世界遗产在诞生之初即面临着有关定义、标准以及资金上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又对后来的遗产保护产生了何种影响？下一篇文章将对其进行详细介绍和分析。
燕海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