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青年重走长征路

    77年前，红军战士用双脚走完“贵阳—遵义—娄山关—习水—赤水—古蔺—大方—黔西”这1200公里路；77年后的这个秋天，有一群年轻人也正行进在这条青春路上。

    参加重走长征路活动，曹霞是有一点私心的。今年还不满30岁的她是石家庄印钞公司的团委书记。她一直都记得老书记告诉她“眼睛要向下看”。从小生活在城市，曹霞总是觉得自己“向下”看得很不够。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团委组织“重走长征路”行走主题实践活动，曹霞把还在哺乳期的孩子托付给母亲，报名参加了。

    贵州省赤水市丙安古镇——红军一渡赤水的渡口，是中国人民银行“重走长征路”行走主题实践地之一。贵州行是本次活动的第二阶段，参加活动的39名年轻人分别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分支机构，从事货币、征信、印钞、造币等相关工作，他们多数从名校毕业，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或者德语，很多人参与过国家相关金融政策的制定。

    “走了平生最多的路”

    开始行走之前，队员们都参加了长征知识的培训，曹霞记了满满5页纸。尽管如此，有些经历，还是她没有想到的。

    原本的行程是去习水县土城镇，那里有红军四渡赤水的渡口。活动的组织者、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团委书记王英杰得知，离土城镇5公里的地方是红军失利的青杠坡战役纪念碑。

    曹霞至今仍记得在那个下着雨、天色阴沉的早晨，他们一行去瞻仰纪念碑。青杠坡战役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打的第一仗，是四渡赤水的发端之役。而就是这样一场战役，由于情报有误，造成红军决战兵力不够，战斗形成拉锯战，红军伤亡惨重，3000多名官兵长眠于此。在共和国的党史、军史中，青杠坡一直是刻骨铭心的痛苦回忆，如果没有这次行走，曹霞不会亲身感受到红军遭遇的艰难困苦。

    在丙安古镇，曹霞见到了就住在红军渡口纪念馆隔壁的老婆婆。“红军经过我家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婆婆今年85岁了，提起红军，她颤颤巍巍地迈过门槛，走出屋来，倚着门框，朝巷口深处张望。“红军路过我家的时候，不肯进屋，晚上就睡在门口。”听着老婆婆厚重的乡音，曹霞体会到了以前在历史书里看到的“屋檐下的战士”：“1936年2月，天气非常冷，红军却依然在群众的屋檐下安营扎寨，不肯进屋，扎实的群众基础正是这样在老百姓中间建立的。”

    同样在丙安古镇，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扬州市中心支行的周梅丽对这里的一碗豆腐花印象深刻。在两米见方的豆花小店里，周梅丽吃着豆花，听豆花店的主人聊天。 “是红军长征的路吗？你们来对地方了！”豆花店的主人从当年8岁的小姑娘变成如今的耄耋老人，“当年红军渡赤水河的时候就住在我们镇上，那时我家老汉儿（父亲）会做豆腐，我们就把豆腐送给红军吃，但他们硬是要给钱。当年红军还帮我们打了一口井，我们叫它‘红军泉’，这豆腐就是用井里的水做的。”吃着红军泉的水做的豆花，周梅丽能想象77年前，一群年轻人也在这里，行走、劳作、穿衣、吃饭，在行走日记里，周梅丽写道：“老区的建设，是我们新的长征路。”

    安芸在分别的时候坐在后排的位置上偷偷抹眼泪，这个平时上班10分钟路程都要开车的姑娘，在这7天里，“走了平生最多的路”。这也是此次重走长征路队员们最大的体会。

    “刚开始真的没有觉得走路有多困难。”对于团队里的大部分女孩来说，“走长征路”就像“平日里逛街”一样，不同的是，逛街穿的是高跟鞋。行程的第二天，安芸手上少了零食，脖子上也少了相机，“太沉了，啥都不想拿”。这个甚至连装手机都觉得沉的姑娘，开始体会到长征的辛苦，途中休息的时候，她和队友讨论“红军都要拿啥”。红军每天要步行120公里，要背着枪支弹药，“或许还有敌人在后面追赶”。

    每一次这样的行走，都让总行团委书记王英杰很“郁闷”。作为团队的总指挥，他需要发号施令，一句“步行”，队员们的心里就一紧，立刻知道他们要面对的是20公里或者30公里的山路。贵州雨水多，行走的路途上少有晴天。“想到要让大家冒雨前进，我也舍不得呀。”作为团委书记，王英杰组织过各种各样的活动，让大家吃苦，这还是头一次。

    “基层不只是写在办公室里的文件上”

    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较小，由于金融行业重心在城市，许多银行把网点从农村撤出来，最多保留镇上的一两家网点，农民在金融方面可获得的服务较薄弱。“这里的村民需要什么？” 王英杰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这些参与制定金融政策的人，或许就应该站在老乡家的门前，问问他们需要什么。”

    周六正逢普底镇赶集，把自家的农货拿出来卖，是普底的农民除了种植农作物之外最主要的生计。在集市上，莫延涛忙着向村民发放“助农取款”的小册子，“农民不用非得去银行才能取到钱了，小超市里都会安装助农取款系统，只要拿银行卡在机器上一刷，老板就会支付现金，省了很多事。”莫延涛的宣传引来不少村民，有的彝族村民听不懂普通话，小莫给他们看图说话，连比划带画图。

    这个工作刚满3年的小伙子，接触助农取款的时候还觉得“比较潮，农民也能刷卡消费”、“八成就是央行发文，响应某个领导号召吧”。而现在，“助农取款”这4个字，不再是他认为“一拍脑门就能想出来的政策”。

    “村民们退耕还林的补偿款，政府就给他们打到银行卡里，村里哪有ATM机呀，他们都得去银行取。”去银行取，这个行为原本也是想当然的便利——抬脚走路，到银行，取钱，回家。而现在，每天要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山路上走30公里的莫延涛，开始觉得这绝对不是个容易的事。“去银行取钱，大多数农民兄弟基本靠走，从村里到镇上的乘车费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个小数目。”

    农民跟银行发生的最直接的关系是退耕还林补偿款、粮食直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报销等，这些钱往往会打进银行卡，基本不用现金支付。村里的百姓从村到镇，距离远、路难走，带着现金去存或者取钱回来，路上很不安全。

    “村民可以在家门口取款啦！”这个金融专业毕业、直接进入央行工作，以金融、贸易为理想的大男孩，终于明白了他从文件上看到的一条条政策、一项项制度是如何落地的，“感觉不是我给他们普及知识，很多问题都是他们问我，我再一想，哎呀，原来这个政策是这么回事。”莫延涛感叹，“基层果然不只是写在文件上的，我们坐在办公室写材料、听讲话、开会，是不能直接帮农民兄弟的。”

    “把目光放在更远的地方”

    33岁的滕杨是上海人，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就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支机构工作。他关注征信、金融、银行、证券，却从来没有关注过他脚下的这个地方——毕节市大方县大水乡大石村。

    刚下飞机，滕杨就有个愿望，“家里有孩子在读书，除了走长征路之外，还想看看这里的小学”。坐车加步行，花了近3个小时，滕杨才从大方县辗转抵达本禹希望小学。“这是我只有在电视上才看到过的样子。”

    没有操场，没有篮球，孩子们依然漫山遍野地撒欢儿。他们对叔叔手里的相机很好奇，滕杨就蹲下身来，耐心教小朋友们拍照。“我记得从我上小学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竟然还有小朋友在这样的地方读书。”

    中午12点，当滕杨的儿子被爷爷奶奶从学校接回家，享受早已准备好的午饭的时候，本禹希望小学的孩子也开饭了。这是已经在全国普及的免费午餐，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三菜一汤外加一个苹果的一顿饭。滕杨发现，第一个孩子盛到饭的一个半小时之后，依然还有小朋友没有吃上。不是每个孩子的家里都能有一个饭盒，盘子不够，一年级的孩子先吃，五年级的孩子把盘子刷完之后，才能继续盛饭。

    校长邀请滕杨尝尝免费午餐，并把厨房里为数不多的凳子让给了他，滕杨说：“孩子们怎么吃我也怎么吃，他们站着吃我也站着吃，他们在外面吃我也在外面吃。”就在山林间，孩子们吃着午饭。偶尔掉在地上的米饭粒被小狗匆匆舔走，倒剩饭的桶干干净净地摆在那里。

    在行走的过程中，大家看到最多的是孩子。他们看到路边上学、放学的孩子，也就七八岁的年纪。“完全靠步行，这在城市简直不可想象！”滕杨用相机拍下了许多孩子，他们举着小小的一个苹果微笑、吃着免费午餐开心地咧着嘴、和支教的老师一起欢蹦乱跳、上山采野花做成教师节礼物。“这是他们生活的世界。”平时认为自己“情感没有那么丰富”、多和数字技术打交道的33岁男人，第一次在别人面前眼圈发红，“我以前关心最多的还是家人、身边的人，看到这里的孩子，我觉得我的心还是太小了，目光还是应该放在更远的地方。”

    回到上海后，他用“又毕业了一次”来形容这次贵州行的感受。在微博上，他贴出了孩子们吃午餐的照片，配图的文字是：在这之前，他们中午饿了，大多数孩子只能去采山上的野果子，从学校到家，要步行两个小时。从来不用微博的他一口气发了4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