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60座文化粮仓挺立陇原大地

    自打两年前的一个秋日走进农家书屋，56岁的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高坝镇台庄村村民姜虎昌便再也离不开身边的这个“致富参谋”了。

    他家有几十亩苹果树，还有一个蔬菜大棚。过去，这个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最操心的就是如何防治病虫害。在村里的农家书屋，他找到了消灭甲壳虫的办法，当年的苹果便丰收了。

    “有啥不明白的，就往农家书屋跑，翻翻书，问问人。一年能来几十趟吧。闲了就来，忙了来得少。”姜虎昌笑着说。

    在甘肃省，像姜虎昌这样的农民有1633万名。对这个农业大省来说，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的历史任务异常艰巨。

    2005年，一场令人充满憧憬、给农村“文化输氧”的“文化实验”开始萌芽。同一年，经济欠发达的甘肃省开始了在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艰辛探索。

    农家书屋在甘肃首创，首先要归功于甘肃在长期服务农民过程中的经验累积。怎样变文化“三下乡”为“常下乡”？怎样更好地贴近农民、让农民真正感受到文化的普惠？从一开始，这项文化工程便带着浓厚的探索色彩。随着资金下沉、资源下沉、服务重心下沉，这个发端于甘肃的国家文化工程已对农村公共文化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回顾甘肃农家书屋工程的发展历程，作为推动者和见证者的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张余胜说：“从服务角度来说，作为文化推动者，我们觉得首先应该解决农民读书难的问题。而在后来的实践中，我们深感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农家书屋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的阵地，让农民通过阵地找到正确的方向，是我们的责任。”

    欠发达省份办出国家工程

    熟悉甘肃农家书屋发展历程的人大多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作为经济欠发达省份的甘肃，居然率先办出了这项国家工程。”

    甘肃东西狭长，地域差别、资源差别、文化差别、经济差别悬殊。要在这样一个省份建书屋，解决农民看书难的问题，难度可想而知。

    “农家书屋最初就是带着对农民的朴素感情做的。”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农家书屋管理办公室主任雷建宏回忆说。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初他赴清水县调研时，连走七八户人家，发现当地的小学生连一本字典都没有，上学除了课本还是课本。

    自此，让农村孩子也能读到书，就成了甘肃省新闻出版局上下的共识。张余胜在一次会议上说：“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惠民工程，建设好农家书屋，善莫大焉。”

    地处西部的这个欠发达省份展示出其长远的目光和不遗余力的魄力。数据统计显示，历时8年，甘肃省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累计投入资金4.3亿多元，其中中央资金2.7亿元，省级资金6744万元，市级配套资金7000多万元，16860个农家书屋全部建成，扎根陇原大地，实现了所有行政村全覆盖的目标，早于全国一个月完成任务。

    2009年底，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意见》，明确承诺：力争用2～3年时间，基本实现在全省行政村建设农家书屋的目标，形成覆盖全省广大农村免费借阅出版物的文化服务网络体系，切实解决农民“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问题。

    有政府号召和承诺在前，农家书屋在甘肃的推进异常迅速。7年前，试点之初，甘肃全省的农家书屋只有60个。7年过去，甘肃农家书屋的数量增加了280倍。

    落实好这项文化工程，核心在于政府担起了责任。这不仅体现了甘肃省党政系统的政治自觉，更展示了这个经济欠发达省份的文化自觉。从2006年开始，甘肃省率先连续两年投入上百万元的专项资金，支持农家书屋建设。从2008年起，甘肃省委、省政府又连续4年将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列为民生实事项目，强力推进；各市州也把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与当地重点工作同部署、同考核，重点推进。

    “农家书屋是我个人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很自豪，压力也很大。国家投入了这么多的资金，如果农家书屋消失了，我们就是罪人。”雷建宏感慨道。

    最大限度方便农民

    至少从一开始，甘肃农家书屋建设便非常注重最大限度地方便农民。书屋的选址优先考虑人群集中、公路沿线、文化氛围浓厚、群众需求迫切的地方。这样，在书屋开放的时间，农民便随时可以去借阅图书。

    “一切都是从农民的角度出发。书屋建在哪里很重要，不能让农民有距离感。”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袁爱华说，“不能离农民太远，太远就成了走形式、花架子。”

    54岁的平凉市崆峒区香莲什字村农民冯俊才，每次到地里干完活儿，都一定要顺路到设在村部的农家书屋去瞅瞅。    

    冯俊才家的地和村部就隔着一条马路。“就像去走个亲戚，串个门”，翻翻报纸，看看科学种田的书，仅有小学文化的他，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还要找人问问。

    在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的肃南县，为了方便牧区群众，农家书屋管理员还创造性地发明了“流动图书箱”，将农家书屋的服务范围延伸至各个牧区。一个不大的铁制“流动图书箱”可流通五六十册图书，长期开展循环送书服务，为牧区群众送去了实用知识，培养出一批致富能人。

    “为了农民、方便农民”的理念贯穿于甘肃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全过程。考虑到经济欠发达的实际，甘肃省农家书屋没有追求“漂亮外表”、“没有让国家建房子”。农家书屋就是建在“农民自己家里的书屋”，已建成的甘肃农家书屋大多建在村文化室、文化大院、文化示范户。

    《甘肃省2008年农家书屋工程实施计划》中明确要求各地要充分整合利用现有资源，把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与新农村建设、与甘肃省“百县千村”工程建设、与文化资源信息共享工程建设相结合，务必做到资源共享，不搞重复建设。

    书屋的建设原则、标准、管理模式都是在一开始就确立下来的。诸如农家书屋作为公益性项目，政府必须投入，“免费借阅、自主管理”，将书屋建在行政村上，每个农家书屋两万元的建设标准等一系列的理念和方针都在甘肃率先提出，并且在实践中得出了有力的答案。

    “甘肃提出了农家书屋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这是甘肃对农家书屋工程的特殊贡献。”袁爱华说。

    事实证明，正因为“花钱少、效果好”，农家书屋工程才得以走向全国。从甘肃农村实际出发的这套办法，也具有普适性。2009年2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关于推广甘肃省开展农家书屋建设工作经验的通知》，决定在全国推广甘肃省开展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的经验。

    翻开甘肃省农家书屋出版物的配置目录，也能体会到政策制定者的“用心良苦”。对于东西蜿蜒1600多千米的甘肃省来说，一把标准尺很难“包打天下”。根据甘肃省不同市、州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特点，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有针对性地编制了不同版本的《农家书屋出版物配置目录》，将甘肃省分为西部、东部、中南部三个区域，根据地域性差异配置农业科技类出版物。此外，还针对甘肃省多民族的特点，专门设置了藏族和回族地区出版物配置目录。

    “必须要配好书。给农民办事，就要动脑筋。比如地处亚热带气候的陇南市，以盛产油橄榄而闻名，我们就给配橄榄种植的书，但不能把这些书配到牧区或者黄土高原。”袁爱华介绍说。尽管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大大增加了配书的难度和工作量，但是避免了浪费，同时赢得了农民的认可。

    无疑，这一系列制度层面的细节设计，打破了目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普遍存在的“供而不当”、“供而不求”、“供而不足”的被动局面，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农村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广泛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为农家书屋在甘肃“生根发芽”提供了正确的路径和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千方百计让农民读书

    并不是一开始农家书屋在甘肃便赢得了“满堂彩”。对于这项文化工程最集中的质疑，莫过于农家书屋虽然将书送到了农民中间，但农事繁忙的农民根本无暇读书。如此，农家书屋就徒有花架子，很难真正发挥书籍的力量。

    的确，即便在城市，全民阅读的时代也尚未到来。针对这样的质疑，袁爱华的回答是坚定的：“读书的习惯不是与生俱来的，是慢功夫，需要慢慢渗透，相信10年、20年之后，农民一定会感受到这一点，文化的元素会植入他们的思想。”

    为了吸引农民读书，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每年都要组织开展各种活动。诸如“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征文比赛、“我的书屋我的家”演讲比赛……没想到，农民参与的积极性非常高。征文比赛开展的第一年，收到全省的投稿6000多篇。全省范围内的演讲比赛也有两万多人报名参与。

    与此同时，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每年都要开展主题读书活动，并要求各市县举办类似的小范围活动，引领农民读书风尚。

    基层创造了不少令人称道的好经验。高台县动员全县中小学生读好书给家长听、推荐好书给家长看，这项被命名为“小手拉大手”的读书活动在当地备受欢迎。在此基础上，当地还精心组织设计了“万名农民走进农家书屋”的活动，让农民撰写读书看报心得、摘抄名言警句、种养殖技术要领，评选优秀小读者和优秀读书家庭。

    甘肃省高台县文化局的统计显示，仅2011年，高台县全县155个农家书屋便接待了城乡读者7万多人次。

    作为国家文化利益在公平公正原则下向广大农村地区进行社会生活均等化合理配置的一项重大实践，农家书屋在甘肃之所以呈现出勃勃生机，与这项文化工程注重通过人的能动性和服务主动性来确保体制运行有效紧密相关。

    农家书屋在甘肃起步之初，曾有不少人建议，应该增加农家书屋管理员这一岗位，让专人负责农家书屋的管理。但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这避免了人力资源成本过高乃至巨大浪费，同时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农家书屋体系运行的劳动力成本。

    然而，国家财政拨款一次性投完后，农家书屋略显“后劲不足”。这项被誉为“文化粮仓”的文化工程如何发挥持久作用，正在考验政府智慧。面对新课题、新挑战，甘肃省仍在继续探索。

    本报兰州10月1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