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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多数人都等着看诺贝尔文学奖花落谁家的时候，好多媒体部门主任却顾不得管这件事了，他们坐上飞机，跳上火车，奔向济南，参加中国国际摄影双年展的一个讲座。为了抢个好位置，国内摄影界“大牛”贺延光坐在讲台下冰冷的地板上，直到演讲结束都“没勇气上去合影”。摄影圈的名记陈杰也忍不住偷偷拿出手机，像个追星族一样冲着讲台抓拍了张并不特别清楚的照片。
站在讲台上演讲的是詹姆斯·纳切威，美国战地摄影师。他在这一行做了31年，在这期间能够写进历史里的战争，他几乎全都拍过照片。在被视为“摄影界的诺贝尔奖”的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里，他拿过25个不同的奖项。
可是，有关他自己的惊险故事，人们一个字也没听着。台上的纳切威丝毫没有平日里常见的那些“战地记者”的慷慨激昂。他既没有讲扣人心弦的战争故事，也说不出催人泪下的伤亡细节，他甚至不怎么喜欢主动跟人讲话。高高瘦瘦的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衣和浅色的牛仔裤，平静地走上台，一个人站在只有一束聚光灯照射的讲台上，低着头翻出一幅幅照片。
这些照片却让人无法平静。每一张照片都代表了纳切威曾经到达的一个现场——烧得只剩下残骸的车臣，弥漫着爆炸烟雾的中东，大地刚刚停止震动的东京，人们因饥饿跪倒在地死去的非洲大陆……出现在这其中任何一个现场，都足以让记者声名鹊起，但纳切威却只是拿出一些黑白照片，用低沉沙哑的声音慢慢讲述着拍照片的故事。
“从我打算做摄影师那天起，我就打算做个战地摄影师，因为我坚信，只要照片能揭露战争的真实面目，我所拍的照片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反战照片。”纳切威说。
就这样，这个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美国男人背上黑色背包，脖子上挂着相机，走进那些新闻里最沉重的现场。曾做过他的编辑的德国人汉斯-赫尔曼·克莱尔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纳切威还留着上世纪嬉皮士最流行的中分发型，穿着脏兮兮的牛仔裤，衬衣却是出人意料地一尘不染，“在一片嘈杂混乱之中，跟那些在现场慌张无措的记者相比，纳切威保持了一定的镇定”。
在这样的状态里，纳切威做了31年的战地摄影师。31年来，他获得过5次战地摄影最高奖罗伯特·卡帕金奖，还捧得两次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以他为主角拍摄的纪录片《战地摄影师》曾获奥斯卡提名。2007年，著名演讲机构TED还把年度大奖颁给他。
领奖的时候，这个见识过无数战火的美国男人低着头，像个第一次上台发言的小学生，紧张的双手抓着自己的讲稿说：“对一个花了一辈子想要保持隐身状态的人来说，站在这么多人面前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像是让人在头条新闻里发现了自己。请原谅我不得不违反你们的演讲规定，我得看着稿子演讲。”
大部分时候，他又在翻照片。关于战争，他的叙述里除了最基本的事实，找不出战地小说家那样的精彩故事。每次他在前线，编辑克莱尔都会迫不及待地跟他联系，“你看到什么，跟我讲讲”，但大多数时候，这个编辑得到的答案都是同一句话，“我不想说”。
“作为摄影师，我最大的痛苦在于我知道自己的一切名声和利益都建立在别人的苦难之上，这让我每天挣扎煎熬。如果有一天，我的野心超越了我的同情心，那时的我就失去了灵魂。”纳切威说。
跟纳切威一同采访过的路透社记者德斯·怀特回忆，有次在印尼采访，一群挥舞着木棍和匕首的暴徒在窄巷里追打着一个已经满头是血的人，“就像小孩在玩弄自己的玩具”。绝大多数摄影师都躲在对街的大楼里用长焦镜头拍照，只有纳切威跑到现场，这个摄影师并没有打开相机，一贯内敛的他罕有地展露出激烈的情感，他跪在地上，大声哀求着：“请不要杀死他，你们没有必要杀死他。”
但这些话显然没有起到效果，因为现场照片留下了当时的情形：围成一圈的男人用力把棍子挥向瘫倒在地的人身上，仅仅因为他们拥有不同的观念，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一只手掐着他的脖子，另一只手用匕首抵住他的喉咙，而地上的人已经闭上了眼睛。
说起这些的时候，路透社的年轻记者几次停顿下来，使劲儿地揉着自己的眼睛。现场惨烈的情景总是让人想逃避，跟纳切威一起去过现场的记者会喝掉大瓶大瓶的啤酒，才能在晚上睡着。
但是，纳切威只喝了几杯白开水，然后就跟他的同事们告别，“我去睡觉”。第二天，他又早早起床，一个人再次上路。
可不管他到达怎样的现场，他总要求自己“站在中间”，不偏袒任何一方。
听完他的演讲，一些国内的媒体人感叹说，跟他这样的“战地摄影师”相比，我们只是个“碰巧在战地的摄影师”。
2003年，纳切威参与伊拉克战争报道。他跟同事迈克·韦斯科夫坐在车里，在炮火追击中前进。路上，一颗手榴弹被扔进他们所在的车厢里。韦斯科夫果断地抓起导火线还在燃烧着的手榴弹，想要迅速扔出去，可他显然输给了时间，手榴弹在他右手里爆炸。
营救他们的直升机在一片混乱中冲到前线，抢救负伤的记者。近距离的爆炸让纳切威的两条腿和胃部被弹片击中，但他依然举着相机，用尽自己的力气坚持着为正在抢救韦斯科夫的战地医生拍照，一直拍到自己昏厥过去。
“有些记者会拿着自己在战地死里逃生的经历翻来覆去说个不停，但是你很难让纳切威跟你讲这些九死一生的故事。”他的编辑克莱尔说。“你必须求着他跟你讲讲这些事，即便如此，他也会极力回避。”
“作为记者，我们离故事已经足够近。我们整天和士兵们在一起，忍受乏味的生活。最终，我们不仅一起经历了危险，甚至分享了战争的创伤。”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及这段经历的纳切威在济南的演讲中，这样轻描淡写地回忆这件事。
当纳切威在演讲中讲起那些跟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同行，在过去30年有15人死于前线，他又陷入了沉默：“对于这件事，我不想多说什么。”
纳切威知道，他唯一的武器是照片。于是，在车臣战争中，他跟着回家的母亲走进被炸毁的房间，拍下她悲伤的哭泣；在印尼的铁道旁边，他跟住在铁路边的穷人聊天，看着只剩一只手和一条腿的男人拄着拐棍在公路上乞讨；在中东战场，他跟着投掷武器的年轻人在前线奔跑，跟他们一起呛到刺鼻的催泪瓦斯，双手捂脸，用力揉睁不开的眼睛。
“我希望在照片中，摄影师能够隐身，我不希望人们看到我的照片后说，‘瞧这构图多棒’，我所使用的技巧完全服从于我的工作，去表达我想表达的意思。如果我的照片能让人们感到不安，如果这些画面能够毁掉他们的一天，那我就完成了我的工作任务。”纳切威说。
为了能让人们看到最好的照片，纳切威对自己的工作异常苛刻。这个远道而来的摄影师到了济南以后，没去看看趵突泉，也没有爬千佛山，他甚至根本没怎么离开过举办影展的校区。这个战地摄影师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一幅幅地检查自己的照片，凑近端详图片色彩是不是合适，弯着腰检查玻璃是不是反光，不管发现的问题多么细微，他都会立刻拿起电话，请求厂家做出修改。
在美国举办展览的时候，人们围住他，站在狭窄的展览厅里，一位观众向难得穿上一身笔直黑西装的纳切威提问：“看着这些悲伤的场面，你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呢？”
“我不得不这样做。如果我到急诊室做医生，一定会搞得七零八落，在那里我毫无用处。我要把我的情绪通过照片传递出去，我在现场感到愤怒、悲伤、怀疑或者同情，我希望把它们体现在照片里，不仅如此，我还希望它们能继续传递到看到照片的人那里。”纳切威这样说着，他的回答赢得了人们的掌声。
除了战争现场，纳切威还拍摄过饥荒、疾病等世界性问题。他在索马里饥荒的中心地带待了几个星期，拍摄了一组照片，刊登在《纽约时报杂志》的封面上。照片发表后的星期一早上，《纽约时报》办公室里墙上的电话响个不停，“都快要从墙上掉下来了”，许多人打电话来问他们能做什么。
照片发表17年后，国际红十字会的一名负责人告诉他，正是这些照片实现了二战以来红十字会最大的一次行动，挽回了150万人的生命。
“150万人的生命。这就是媒体的力量。”他在讲台上喃喃说道。
在纽约举办展览的时候，纳切威邀请了自己的好朋友、剧作家丹尼斯·奥尼尔。奥尼尔盯着挂满整整一墙的照片看了半天，扭头对自己的朋友说：“哇哦，好几十年的工作呢，这儿看起来像个阵地！可是，老兄，你看起来非常疲惫啊。”
一贯皱着眉头的纳切威从严肃的表情里稍稍舒展开来，他露出难得的笑容，对朋友说：“是啊，像是一颗小贝壳被敲出所有内脏，累得散架了。等这一切都结束了吧，我等待这一天。”
离开战场，纳切威的日子好过很多。这个美国男人生活在纽约，他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里面摆满了书，闲下来的时候他喜欢看看小说，看看展览，喝瓶可乐，只是很少拍照片。
“许多年前，我觉得我看够了这个世界的悲剧，我再也不想看更多的悲剧了。但不幸的是，历史还在继续产生着悲剧。我感到我有责任将它们记录下来。”纳切威说。“但请相信我，我比任何人都更希望这些悲剧从没发生过，我愿意去拍与之完全不同的照片，或者干脆不拍照片都可以，我真希望一切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但是，世界还是老样子。纳切威准备第二次报道索马里饥荒时，没有一家杂志对这个故事感兴趣，他不得不独自前往索马里。在出发前一晚，他做了一个“恐怖的噩梦”，“浑身颤抖，从梦中惊醒”。
“我知道饥荒是什么样的，我不想再做噩梦了”，被噩梦惊醒的纳切威决定抛开这一切悲剧，打包准备回家。可过了没一会儿，他又平复下来，再一次背上他的黑色背包，搭上了红十字会飞往摩加迪沙的运输机。
“我们必须到前线去，我们必须面对它，我们肩负着使命，必须为那些人做些我们能做到的事情。”说着，这个不爱说话的战地摄影师又陷入了沉思，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地接着说，“如果我们不行动，谁还会这么做呢？”
说完这句话，他又安静下来，背后是他的工作室，贴满墙壁的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他的工作计划。
在他从未更新过的个人网站上，他依然贴满了照片，连自我介绍都只有寥寥数语，这个沉默的战地摄影师只用灰色的字体在漆黑的页面上写下这么一句话：“我是一个见证者，我的照片就是我的证词。我所记下的事件不该被遗忘，更不该重蹈覆辙。”
本报记者 李斐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