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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总装备部某基地副政治委员 侯力军
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林俊德研制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在第一时间就准确地测到了核爆炸的冲击波数据。当周总理问，这次爆炸是不是核爆？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根据林俊德提供的数据，坚定地向总理报告，测量数据证明是核爆。
林俊德把爱党报国视为天经地义。即使遭遇挫折，他也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上世纪60年代末，他因为所谓的“海外关系”被确定转业。后因试验任务需要，又被留了下来。有些同志为他鸣不平，劝他干脆离开戈壁滩到大城市去发展，他回答说：“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我怎么能因此抱怨组织，放弃我钟爱的事业呢？”
1997年，从基地总工程师岗位上退下来后，他依旧亲自担纲10多项重大国防科研尖端课题研究，一年中有近300天都是在大漠戈壁、试验场区度过的。
林俊德把开拓创新当作毕生追求。他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钟表式压力自记仪，这种仪器在我国第一次导弹核武器、第一次氢弹乃至整个大气层核试验阶段，完整测得了冲击波数据，为我国核武器威力确定和爆炸效应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他推动建立了我国地下核试验特定地质条件下的力学测量体系。他发起了核试验地震核查技术研究，为我国参与国际禁核试核查赢得了重要发言权。
林俊德把牺牲奉献融入灵魂血脉。当年，我们国家搞核试验是高度保密的，这意味着一辈子隐姓埋名、只干不说。许多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回国后销声匿迹，引发外国政府和同行的种种猜测。直到今天，林俊德的许多成果还不能公开，很多论文还不能发表，甚至一度影响他评选院士。
特殊年代，林俊德默默奉献；时代变了，他依然默默坚守。当选院士后，他给自己立下“三不”原则：不是自己研究的领域不轻易发表意见，装点门面的学术活动坚决不参加，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事情坚决不干。
在学术上他铁面无私，对待年轻人却甘为人梯。作为科研带头人，他主持完成了许多重大科研项目，但在申报成果奖时，却常把自己的名次往后排。基地两次想推荐他申报何梁何利奖，他都推辞，把机会让给年轻人。有一次，上级机关邀请他出任某专家组成员，他推荐了一位36岁的博士，并解释说：“让他进专家组更有利于这项事业的发展。”
即便是身患癌症后，林俊德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未完成的科研项目，在生命的最后8天，他3次拒绝手术治疗，强忍病痛整理资料；在生命的最后3天，他3次打电话指导科研工作，两次召集课题组成员布置后续任务；在生命的最后1天，他9次请求下床工作。
弥留之际，林俊德留给组织的一句话就是：“把我埋在马兰”。住院时，他身上插着4根管子、头戴氧气罩却依旧手握鼠标工作，那是他用一个战士冲锋的姿态跨越了生死之界，他跨越的是如此壮美、壮烈！
“发狂”工作的核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总装备部某基地研究所研究员 邱爱慈
我和林俊德是同事，我们都是从“两弹一星”那个火热年代走过来的，同样的理想抱负，同样的事业平台，同样的成长经历，让我对他有着更深的了解。
林院士常说：“一个人的成功，一靠机遇，二靠‘发狂’。”林院士的“发狂”，就是在艰苦创业时期，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林俊德受命研制测量核爆炸冲击波的仪器。冲击波测量是速报核武器爆炸当量、确定力学破坏效应的重要手段。这种仪器使用环境十分恶劣，研制难度很大，最难的是动力问题。
怎么办？有一天，受街上电报大楼钟声的启发，林俊德产生了灵感——决定用钟表发条作动力，并在反复实验后，选定了闹钟响铃结构，攻克了“动力”这一难题。他据此研制出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只有罐头盒大小，现在看很简陋，但当时立了大功、成为功勋装备，在以后的核试验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不媚外、不迷信、不跟风，坚持走自己的路，从原子弹到氢弹、从大气层核试验到地下核试验，林院士在自主创新上有一股“发狂”的拼劲。回顾创业初期的那段岁月，正是有一大批像林院士这样“发狂”工作的科研人员，我国不但成功炸响了原子弹，而且用比其他核大国都短的时间炸响了氢弹，创造了让国人振奋、令世界震惊的“中国速度”。实践证明，在核试验领域，凡是外部封锁最严的，恰恰是我们国家发展最快的、最好的。
核试验有很高的风险，林院士从事的是核爆炸力学研究，他总是距离危险更近，接触危险更多。有一次核试验后，他带领速报小组全副武装冲向爆心方向，戈壁滩的搓板路颠簸得非常厉害，汽车的轮胎爆了。核爆后有污染，多停留一分钟，大家就多一分危险。他毅然第一个跳下车，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帮助司机修车，赶在第一时间拿到了数据。
林俊德经常要和炸药打交道，每次和同事做实验，他总是冲在前面。有一次，实验中炸出的碎片，将一棵碗口粗的树拦腰截断，他却一点也不慌张，第一个冲上去查看实验效果。还有一次，在室外对炸药进行抽检，等了好久炸药都没响。正当大家面面相觑时，只听他大声喊：“大家都不要动，让我来。”说完就冲上前去，快到炸药放置点时，他又转过头来，对跟在后面的人说：“趴下，不要抬头！”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沉着冷静地拆除引信，排除了险情。
同事们都说，林院士的科研人生就像激光一样，方向性强，始终盯着一个领域；能量集中，永远聚焦瓶颈问题；单色性好，能够排除各种干扰。
陪伴老林一辈子我很幸福
林俊德同志的妻子 黄建琴
我和老林既是夫妻，又是同事，都是核试验科技队伍中的一员。我们在戈壁滩上相识相知，一起工作生活了45年。
我是1963年从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来基地的，我和老林是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认识的，又是在第一颗氢弹试验那一年结婚的。我俩虽然同在一个单位，但不是他进场，就是我出差，恋爱两年只见过两次面，加起来还不到一天。
老林对工作的投入近乎痴迷，他满脑子想的都是科研试验。有一次，他出差回来，背了一个十多斤重的菜墩子，还有几块木地板边角料。他拿起菜刀对它们又是砍又是剁，说是想看看它们的密度和韧性，好为科研上找合适的材料。女儿曾经拿回家一个太空杯，老林听说耐热、抗摔，就趁女儿不在家，用刀把杯子破了个口，说是要研究研究，后来干脆把杯子锯成了两半。
老林就是这样，为了核试验什么都不顾。记得女儿快出生时，我从马兰坐长途汽车，颠簸了10多个小时到吐鲁番火车站，又坐着硬座熬了4天4夜到南京，再坐10多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才回到苏北老家。女儿满月时，他才来接我。他悄悄地和我商量：“咱俩都忙，没时间照顾孩子，就把孩子托付给大嫂吧。”当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大嫂有6个孩子，生活过得也很艰难，大嫂为难地说：“不是我不愿意带，是孩子太多，实在怕照顾不过来。”我们狠了狠心，对大嫂说：“孩子养不活，我们不怨你。”儿子也是我一个人回老家生的，同样也是寄养在外婆家。
两个孩子都是3岁时，我们才接到身边，由于工作忙，别说辅导孩子学习，就连他们的日常生活，也经常顾不上。那时，我们一进试验场，一待就是个把月，只能把女儿独自留在家里。我们知道孩子心里也有委屈，但她从来不埋怨我们。有一次，老林连续几个晚上审改学生的论文，女儿很羡慕，跟我说：“如果爸爸当初也这样用心，把我当作他的学生，那该多好啊。”
老林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一直觉得愧对孩子。一次他对女儿说：“你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爸爸妈妈没有养育的经验，你就当是我们的试验品吧。”老林是个感情不轻易外露的人，可说这话时，我看见他眼里含满了泪水。
今年3月，在北京，老林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女儿心里很着急，要来照顾他，他坚决不同意。后来是我实在撑不住了，悄悄打电话让女儿赶到北京。我跟老林说：“以前都是你说了算，这次就让我做主吧。”
老林不肯在北京继续住院，他反复对我说：“建琴呀，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得赶紧回单位处理工作上的事。”5月23日，我陪他转到西安唐都医院。在随后的8天里，看着他用颤抖的手批改学生的论文，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还要整理电脑文件，我的心像刀割一样。但我和孩子不敢，也不能去劝阻他。因为我很清楚，他此时已把能做完这些事，看得比命还重要。我和孩子只能依着他、帮着他，好让他少留些遗憾。
老林住院的60多天，是我们夫妻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老林曾经对我说过，“我们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从没说过‘我爱你’，但实际上我都努力做了。”我们虽然缺少点浪漫，但我觉得我们过得很和睦、很充实。
回想我和老林一起走过的日子，最幸福的时刻，还是1964年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我们有缘相识；1996年最后一次核试验，我们在罗布泊场区，能一起置身在欢庆成功的人群中。把一生献给国防科技事业，我们觉得很光荣；陪伴老林一辈子，我觉得很幸福。
恩师永远引领我前行
总装备部某基地技术部总工程师 钟方华
我是林院士的学生。在我办公室书柜的正中间，摆着一个钟表式压力自记仪，老师的一生就像他研制的压力自记仪那样，虽然简单却很精准，尽管朴实却很高效。
我是1992年考上老师的研究生的，回顾20年来的难忘岁月，是老师的言传身教，带着我走向核试验战场。钻研学问重在实践、贵在积累。记得某前沿课题攻关，相应实验平台尚未建立。为尽快攻克核心技术难关，老师就带着我们在实验区的空地上，挖了个两米多深的土坑进行探索性实验。土坑里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如冰窖，遇到下雨积水可以养鱼。可老师全然不顾，坚持和我们一起爬上爬下做实验，一干就是几年。那段时间，我们时常一身土一身泥，同事们都说我们真像一帮民工，背后也悄悄地称老师为“民工院士”。
老师最善于用简便实用的方法解决复杂技术问题。他发明压力自记仪，就是用简单的钟表发条代替结构复杂的电机；他用两根普通的铜丝，巧妙解决了声靶检测系统的传感器标定问题；就连戈壁滩上的沙子，也被他“点石成金”，用作大型实验装备的一种特殊材料，节约了大量经费。
老师反复告诫我们，搞科研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每次实验，他都精细把关，仔细叮咛，甚至亲自动手。一次，某技术研究需要制作钢丝网筒，老师与我们多次论证，到底是用1毫米还是2毫米的钢丝、中间留多大空隙，还带着我们跑了十几个商店，逐一比较、选择符合各项要求的钢丝网。有些师弟说，老师科研上太较真了，给他当学生真难，但大家又觉得很幸运，跟他学到的是真本事。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是老师那一代人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在学术追求上，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他始终站在科研第一线。在师生交往上，老师率直纯真的本色不变。我跟老师20年了，仅去过他家3次，好几个师弟还是整理老师遗物时，才第一次踏进他的家门；我们和老师在一起吃饭的机会屈指可数，即使一起出差，他一定坚持他的老规矩：谁的工资高谁请客；因为老师喜欢打乒乓球，他当选院士时，我们送给他的贺礼就是一只乒乓球拍。
与老师接触时间长了，我慢慢感到他虽外表冷峻，但内心火热，培养学生总是精心入微。老师住院后，我们几个学生都想去看他，全被他拒绝了。可就是在病重期间，他也时刻牵挂着学生。就在去世前6天，他还强忍病痛，花了两天时间，断断续续审改了唐博士8万多字的毕业论文。
最后八天的生命冲锋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惠宾科护士长 安丽君
我在临床一线工作了20年，与林院士接触的8天，却让我永生难忘。
5月24日9时，我们与林院士商讨治疗方案。没想到一听说要做手术和化疗，他当即回绝。我们实言相告：如果不手术，癌细胞会很快扩散，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他却平静地说：“如果不能工作，多活几天又有什么意义？”
林院士一有时间就工作，病房成了他的会议室、办公室。他工作起来有时甚至不近人情，儿子要来陪护，他却告诉儿子要专心工作、不要分心；很多亲朋好友远道而来探望，他却说看他一分钟就够了。
5月26日15时20分，林院士病情突然恶化，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经过一天的紧张救治，病情暂时得以控制。这时，他却急切地提出：“在这里没有电脑，探望时间又有限，我没法工作，请把我转回普通病房。”
我们坚决没有同意。连基地领导也劝他多观察一段时间，可他直截了当地说：“这样呆着，比死了还难受，我宁要有质量的一天，也不要没有质量的十天。”说实话，我还真没见过这么倔的人。别人倔，是为了事在较真；而他倔，是和自己的生命在较劲。
5月29日，我看到正在操作电脑的林院士，额头上满是汗珠，握鼠标的手还在微微颤抖。我问他需不需要打一针镇痛剂，他说：“不用，我工作起来感觉不到疼，真的没事！”其实，癌症到了晚期是非常疼痛的，用患者的话来说就是生不如死。他不喊疼并不是真的不疼，他是怕说出来，大家就会劝阻他工作。
坚持工作到17时10分，林院士突然出现完全肠梗阻，肚子充满胀气和腹水,若不及时解除，将会危及生命。及时赶来会诊的专家提出两种治疗方案，最有效的是外科手术；另一种是下肠梗阻导管，这种方法需要将3米多长的管子从鼻腔插入肠道，极端痛苦。林院士担心手术后可能无法工作，毅然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在近90分钟操作过程中，他疼得面部肌肉变形，却没喊过一声疼，没表现出一丝不配合。
5月31日，林院士生命的最后一天。从7时44分到9时54分，“我要工作”，“尽快让我起来工作”，“就1小时，我等不了”，他先后9次发出强烈请求，反复强调他牵头的一个项目，如果不交待清楚，就无法延续下去。老伴说不通他，女儿劝不住他，我们医护人员拗不过他。
办公桌离病床只有几步，但对已经不能站立的林院士来说，哪怕挪动几厘米，都是艰难的征程。9时55分，大家搀扶他一点一点往前挪，当他勉强坐在椅子上时，呼吸更加急促，头颈有些发软，全靠有人帮他扶着。
10时54分，林院士颤抖的手已经握不住鼠标，视力也渐渐模糊，几次向身边的女儿要眼镜。女儿告诉他，眼镜戴着呢。在场的人都劝他休息，面对一声声请求、一双双泪眼，他反复说“不要强迫我，我的时间太有限了”、“不要打扰我，让我专心干点工作”、“我不能躺下，躺下就起不来了”。即便是他答应暂时停止了工作，也只愿坐在椅子上休息，几分钟后又继续操作。
20时15分，林院士那波动的生命曲线，从心电仪屏幕上永远地消失了。当他的遗体被推出病房时，守在走廊上的战友和邻近科室的医护人员，排成长长的两列，为他深深鞠躬，挥泪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