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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对大部分人来说只是一个数字，对患有眼疾的人来说，0.03意味着要用放大镜并且贴在视力表上，才可以看得清最大的那个符号。可是，有了这0.03，患者就可以看得见身边的人和物模糊的轮廓。0.03，其实是光明和黑暗的分界。
魏文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就是为了给更多的患者留下这0.03的视力，26年坚守在临床一线，在光线昏暗的诊室里，仔细辨析着隐匿于内眼深部那千差万别的眼底疾患；在静谧的手术室内，用一双巧手在直径仅为23毫米的眼球上进行了一台台微妙而精细的手术。
“保住病人最后的光明”
26年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的魏文斌来到北京同仁医院。他没有想到，自己做的第一台手术，是从尸体上取下角膜，让别的患者恢复光明。
1990年，我国著名眼科学泰斗、为了中国的防盲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张晓楼教授因病逝世。遵照张教授生前遗嘱，他的眼角膜捐献给了刚刚建立的同仁眼库，医院安排魏文斌承担取遗体角膜的任务。
魏文斌郑重地向遗体三鞠躬，之后亲手取下了恩师的角膜。这双角膜使两位年轻的盲人重见光明。这件事让魏文斌终生难忘：“先生的精神鼓舞着我，一定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用自己的学识为眼病患者守住光明。”
为尽快掌握专业知识，在住集体宿舍的最初几年里，魏文斌坚持每天下班后到图书馆看书学习，晚上直到9点半闭馆以后才离开。下了夜班他也从不早休息，而是跟着老专家出门诊。
眼科作为重点学科，魏文斌每年都要承接本科学生教学任务同时承担各种全国眼科手术学习班，需要用猪眼来练习。取猪眼的活又脏又累，很多人都不愿意干。魏文斌主动承担了这项工作，5年多经常往返于医院与大红门肉联厂之间。这位彬彬有礼的青年医生给工人师傅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师傅们主动将猪眼留给他。这5年多的经历，为他日后的纯熟技术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眼底病手术技术要求高、难度大、风险大，每一次眼底手术都是对术者技术和心理的一次挑战。为了解决过去眼底手术成功率低的问题，魏文斌搜集文献、大胆实践，掌握了扎实的运用双目间接检眼镜和显微手术的基本功。
视网膜脱离是常见的致盲性眼底病，显微镜下，医生凭籍一束导光纤维，把翻卷的视网膜展平和固定。20年来，魏文斌一共做了1万多例复杂性玻璃体视网膜手术，他把这种感觉形容为“精细而纤巧的成就感”。
一位明清瓷器签定老专家，一只眼先天失明，另一只眼因为过度劳累视网膜脱离，两次手术之后也没有恢复，后来找到魏文斌做手术。当手术后摘下纱布，病人模糊地看清了人影，知道保住了0.03的视力后，兴奋得快跳起来：“我可以接着干活、编书、带徒弟了！”
这些来自病人的鼓励，让魏文斌明白了：“原来0.03对病人来说就是黑暗与光明、天与地的差别，保住病人最后的光明是医生的幸福。”
把时间留给病人
按照医院安排，魏文斌出一次门诊最多可以挂30个号。但是挂魏文斌号的患者90%都是千里迢迢从贫困地区赶来的。一次，一位来自农村的老大爷来找他，颤颤巍巍地展开手里捏着的一张小纸条，上边写着“魏文斌”3个字。那张纸条皱皱巴巴的，一看就是不知多少次被展开，又多少次被攥紧。
看到这些患者，魏文斌总是尽最大努力让他们看上病，让他们早点回去。他知道，在北京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花费。魏文斌干脆把“加号大权”给了护士。他嘱咐说，外地来的病人能加就尽量加；眼肿瘤的病人不能拖，必须加。就这样，魏文斌的门诊经常是连轴转。有一次，他从早上8时开始一直看到晚上9时，看了110个病人。
“魏主任对自己太‘狠’了，出门诊时经常不吃饭。”王晶雪是眼科护士，每次魏文斌出门诊，都早早为他沏好一杯茶。可是直到门诊结束，那杯茶还是原封不动放在那。
王晶雪不理解，再忙喝口水的工夫不能没有吧？魏文斌回答：“水喝多了去卫生间的次数就多了，一去一回就得耽误三五分钟，腾出这工夫，就能多看病人。对于挂不上号的病人来说，就有可能让他们少排一两宿队，对医院来说，也可以减少一些供需之间的矛盾。”
对于贫困患者，魏文斌尽量帮他们节省每一分钱。在不影响治疗的情况下，能用便宜的药绝不用昂贵的药；能吃药打针解决的绝对不手术；能准确判断是视网膜脱离的就不让再做超声波检查。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患者等候住院时间不能超过两周，患者住院等候手术时间不能超过3天。
有一年大年三十，一位来自深圳的视网膜脱离患者焦灼地辗转了几家大医院，找不到手术的医生。来到同仁医院后，魏文斌立即为他安排了手术。有人问他：“大年三十你还做手术呀？”他说：“过一个年，患者就要耽误7天，手术成功率就会降低，视力恢复会很困难。”
“多培养几个人，比自己多做几台手术要好”
同仁医院是中国最好的眼科医院，每天大量的门诊，让医院超负荷运转，这让魏文斌深深地感到，即使他和他的同事们加再多的号、看再多的病人，对于全国那么大的医疗需求而言，也只能是缓解一时的紧张。
在很多扶贫活动中，魏文斌曾经亲眼看到基层眼科医生的严重缺乏，诊疗能力非常有限；也曾亲眼目睹很多贫困眼疾患者，根本走不出大山去求医，只得在等待中渐渐失去光明。
“只有在全国培养更多的眼科医生才能解决看病难的根本问题。”为此，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为基层培养眼科人才的事业中。
魏文斌坦言，近10年来，他没有在外面做过手术，不出门诊时，他除了在自己任教的首都医科大学讲课、带研究生，其余时间都花在义诊和讲学上。贵州、山西、新疆、青海、西藏……他的足迹遍布四面八方。
为了把同仁医院的经验传播给更多的同行，26年来，他将工作的经验、体会进行总结、整理，主编了19本专著。这些书全部以临床实用为中心，易懂易学，对于提高临床医生的专业技能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如今，由他主编的涉及眼科多个专业的《同仁眼科系列图谱》丛书即将出齐，这套丛书共7本，图文并茂，按照“口袋书”的标准设计编排，方便基层医生随时随地拿出来参考。魏文斌还自费万余元购买了10套丛书，送给北大荒、西藏、新疆等偏远地区的医院。
今年年初，他在兰州讲学时，听课的人里竟然有一位80岁的老医生。魏文斌从早9点讲到晚5点，老医生也从早9点听到晚5点，一丝不苟地记笔记。之后魏文斌两次到西宁讲学，这位老医生都自费跟到西宁。老医生说：“你们讲的是我们特别需要的。”
魏文斌也看到了自己的收获。贵阳医院院附属医院的一名医生曾到同仁进修，与魏文斌关系很好，后来魏文斌曾多次到这名医生所在医院指导他们做视网膜脱离手术。过了一段时间，魏文斌慢慢不用去了，因为这家医院可以独立做手术了。现在从贵州省转到同仁的这种患者也大大减少了。那名医生也从过去一年做几十例，到现在每年做几百例，成了当地有名的医生。
“在学术会议上碰到，我都很兴奋，告诉别人这是‘我带的徒弟’。”魏文斌说，自己从这些转变上得到了鼓励，认为自己所做的是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