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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小学五年级教室的倪圣南（化名）相比同班的孩子“成熟”很多，他已经15岁了，比他的同学要大三四岁。
虽然如此，对于这个四川成都市宁安区布云乡一个小村子的孩子来说，能够再次坐在教室里读书，已经是幸运的了。两年前的今天，他还在哈尔滨的街头流浪。
2010年10月12日，倪圣南被哈尔滨当地一个派出所的民警在街头找到，并被送到哈尔滨市救助管理站。
在救助站生活的4个月里，他不仅感受到家的温暖，还在团哈尔滨市委和哈尔滨市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等十多家单位工作人员的帮教下，再次走进校园。
2010年１０月，哈尔滨成为全国流浪乞讨青少年教育帮助和预防犯罪工作试点城市以来，团哈尔滨市委、市公安局等单位联合行动，在摸排、发现、救助、遣返及心理矫正、文化辅导、技能培训、就业指导、跟踪回访等方面加大实施力度，使街头流浪乞讨青少年数量明显减少。
但由于相关法制不健全，农村低保、医保等基础性保障措施不到位，还是有很多的流浪儿童被遣送回家后再次走向乞讨之路。“今年前5个月，有55名流浪乞讨青少年被我们救助，而不可思议的是，其中很多是之前我们救助过的。”哈尔滨市救助管理站副站长张岩峰说。
流浪青少年季节性回潮
每年进入3月后，随着天气开始转暖，哈尔滨市青少年流浪乞讨就开始出现返潮现象。
“这些孩子年龄多在10~16岁之间，文化水平多为小学三四年级，流浪乞讨过程中伴有盗窃等犯罪行为的占20%，接受救助后，重复流浪的比例还是高达40%。”张岩峰介绍说。
救助管理站的心理辅导教师李曼说：“像倪圣南这样最后能顺利回到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还不是很多。”
如今还在救助站里的王泰新（化名），工作人员都不记得他是第几次来这儿了。
家住在牡丹江市农村的王泰新因为父母离异，跟着爷爷过，由于他性格偏激，周围的人都不接受他，他就选择了出来流浪。
“在哈尔滨市，来自农村的流浪乞讨青少年占72%。”东北农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平达在调研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调查还显示，哈尔滨流浪青少年乞讨不仅随季节流动，而且相对分散、流动性大、甄别困难。
“流浪青少年正处于身心未成熟期和波动期，矫治难度大、易反复。每年的3月~10月都是我最为忙碌的时候。”李曼说，“倪圣南在这儿的4个月里，刚开始不但不听话，还爱撒谎，想问题也特别极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去感化、教育他，对他进行心理疏导，才得知他的家庭情况是父母双亡。”
“预青小组”缓解临时救助之忧
无论是倪圣南，还是王泰新，只要他们在救助站，每天早上8点半，他们都准时来到哈尔滨市救助管理站的教室，准备当天的学习内容，9点开始一天的课程。一周下来，他们要在救助管理站学习基础文化、阅读、法律道德、生活技能、社会自然、心理健康、文体、美工、音乐、微机等课程。
民政部门作为流浪乞讨青少年教育帮助和预防犯罪工作试点的牵头单位，不仅要对倪圣南们进行精细看管，还要在火车站、市区繁华地段和重点街道建立救助站、日间庇护所、宣传点等场所。
目前，哈尔滨市各民政部门共投资1.34亿元改建了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和儿童福利院等青少年活动基地。
在新建的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设立床位188张和“类家庭”模式居室，并配套建有多媒体教室、医疗室、技能培训室、社工工作室等适合少年儿童的活动场所。
哈尔滨市救助管理站在南岗、道里、道外、香坊4个区设立救助管理分站和一个儿童日间庇护所，在各乡村、社区也设立43个救助点开展主动救助，形成市、区、街道、社区（村屯）四级救助管理网络。财政部门每年划拨180万元作为专项救助资金，用于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哈尔滨市救助管理站及所属哈尔滨市流浪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是集救助、保护、管理、教育、安置于一体的临时性救助机构，总占地面积9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7000平方米，现有在编职工103人。
该站还与黑龙江工程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等院校社工专业的志愿者联合建立实习实践基地，这些院校每年都有30余名社工专业的学生和2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为流浪青少年服务。
团哈尔滨市委权益部，是哈尔滨市预防青少年犯罪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预青小组”）及办公室的主要协调单位。民政部门除了每月25日向“预青小组”报送流浪乞讨青少年管理救助的基本情况外，还建立流浪乞讨人员信息管理系统。
“预青小组”还联合其他单位，制定了联席会议制度、任务转接和承办制度、信息研判制度、党政领导巡视制度、通报制度等规章制度，共同为试点工作服务，他们还根据流浪乞讨青少年的特点，开展技能培训，提高他们自食其力、自谋出路的能力。
去年以来，“预青小组”还在网上开通了哈尔滨市流浪乞讨青少年教育帮助和预防犯罪的工作博客。团哈尔滨市委权益部部长佟晓宇解释说：“开通这个博客主要是想通过新闻媒体发动社会力量，希望社会上有爱心的市民都能够积极行动起来，随手拍照，上传至博客，作为民政部门主动救助、公安机关打击拐卖、拐骗儿童、组织儿童乞讨犯罪行为的依据和线索。”
期盼构建问题家庭干预机制
佟晓宇介绍说：“近两年，在共青团和民政局等10多家单位部门的相互配合下，哈尔滨被救助流浪乞讨青少年人数大幅度减少，但是其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
“比起在家和在学校我更喜欢待在这里（流浪或者救助站）”。采访中，王泰新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一句。王泰新简单的想法让救助管理站的人很纠结。
造成这样的原因，张岩峰说：“除了学校教育外，农村的低保、医保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王平达在《哈尔滨市流浪未成年人状况调研报告》中指出：“流浪未成年人背后的家庭、社会问题非常突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关键点还在于家庭和社会。收容、遣送、接受救助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王泰新在学校时，老师对其不重视，关心和鼓励也不够，导致其厌学情绪越来越重，加上家长对他监管也不够尽心，使他极力想摆脱这样的环境，造成离家出走的后果。”李曼在跟他接触3个月来，这样总结道。
15岁的王泰新，在救助站能得到老师的重视，流浪中也容易得到同龄人的认可。渐渐地，他就习惯了“来去自由”的流浪乞讨生活。即使被遣送回家，他还是会想方设法“回来”。
王泰新在救助站已经待了3个月，虽然救助站知道他的家庭住址，但每次遣送回去，不过几天，在哈尔滨又能看见他的身影。王泰新告诉记者，他不想见到家人，不想见到老师和同学，不想在农村过“苦”日子。
2003年，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后，对流浪乞讨人员采取以自愿接受救助取代强制性的收容遣送。“然而，真正自愿接受教育保护的却很少，他们更多的是把进入救助站或庇护站作为继续流浪的过渡平台。”张岩峰说。
“因为当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像倪圣南这样的一批人是我们救助比较成功的。”张岩峰说，“政府应尽快出台流浪行乞儿童保护管理的地方法规，填补目前我国法律制度的缺失，让流浪乞讨青少年家庭得到最基本的保障，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流浪乞讨青少年的问题。”
东北农业大学调研组建议，建立以社区（特别是农村社区）为主的问题家庭干预机制。建立问题家庭档案，采用跟踪调查、邻里走访、家庭访问等方式，及时对问题家庭的监护人的监护行为进行监督，减少因家庭生而不养、养儿不教、教而不当而造成的青少年流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