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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教授常常要向他的服务对象解释，为什么学校还没购买某种数据库。
比如，10月28日这天，又有不认识的复旦师生为一个尚未购买的数据库提醒他，“下决心早点儿买”，“好点儿的大学图书馆都买了”。
受制于有限的经费，葛剑雄表示会尽可能购买那些经过试用和评估，性价比高的数据库。
复旦大学图书馆是中国高校图书馆中的佼佼者，年度文献资源购置费超过3000万元。2010年度，该馆的文献资源购置费为3296万元，在高校中仅次于清华大学图书馆。
据葛剑雄介绍，2011年，复旦大学图书馆购买学术论文数据库等电子资源的费用达到1200万元。今年可能会超过去年，但也满足不了读者需要。
馆长透露的数字令一名复旦学生感慨，“不好好学习真是对不起学校了。”——平均每天，为了满足师生学术研究的需要，复旦大学花在电子资源上的经费是3.3万元。
葛剑雄说，复旦大学图书馆这些年的采购经费在中国高校中名列前茅。“但的确还太少，与国外大学一比就知道。希望政府对教育再多投入，学校再多分配些给图书馆。”
天津高等教育文献信息中心主任李秋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对绝大多数高校图书馆来说，经费都成问题。她指出，电子资源越来越丰富，采购经费的增长难以跟得上形势的发展。而且数据库的定价总体呈上涨趋势。
越来越多的钱花在书库以外的地方
葛剑雄也向本报记者表示，国际出版商每年都在涨价。
他形容，有时出版商的涨价是“专横”的。为了表示抵制，包括复旦大学在内的不少高校一度停止订阅美国著名期刊《科学》的网络版，只保留纸质期刊——类似的举动，在别的校园和期刊之间也发生过——但是，无法通过校园网下载《科学》论文的师生，很快表达了不满：连这么重要的一份学术刊物都订不起的大学，还想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吗？
葛剑雄告诉记者，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国际“顶级”刊物在投稿时都要求作者签字放弃个人版权，然后将作品纳入数据库高价出售，卖给作者所在的院校。
在他看来，出版商成功地利用了一些人“建设一流大学要不惜代价”的心态，以此“随心所欲地涨价甚至讹诈”。出版商的法宝之一，是让读者特别是学校里的大教授出面，“逼我们就范”。
对于高校图书馆来说，目前最有价值的财富仍是那些经过编目，整齐码放在书架上的藏书。但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图书馆的采购经费，正在向厚重庄严的书库以外的地方倾斜。
2005年，复旦大学图书馆花掉了2558万元文献资源购置费，其中2053万元采购纸质资源，505万元用于电子资源，二者之比约为4∶1。
到了2010年，这家图书馆的3200多万元采购费中，2100多万元用于纸质书籍，电子资源升至1097万元，二者之比不到2∶1。
也就是说，5年间，电子资源开支在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占比由五分之一提高到了三分之一。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的“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显示，这并非个例。
如2010年，清华大学分配在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的经费分别是2620万元和1311万元，北大分别是2220万元和1052万元，浙江大学分别是1790万元和1134万元，武汉大学则是1750万元和966万元。
根据各校上报的信息，北京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大学图书馆学报》副主编、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王波做过统计，2006年～2010年，高校图书馆的平均电子资源购置费逐年上升，分别是78万元、82万元、94万元、107万元、124万元。
这些信息同时也透露了高校图书馆贫富悬殊的情况：在一些名牌大学图书馆的年度采购经费超过3000万元的同时，也有的图书馆上报的一年采购经费只有6711元；在同一年的统计中，全国高校中最大的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舍面积超过11万平方米，而上海一家职业技术学院的图书馆仅有413平方米。
谈判代表被出版巨头气哭
不过无论贫富，图书馆馆长们都在为钱发愁。在李秋实领导的天津高等教育文献信息中心，一项工作是为图书馆省钱。
设在天津工业大学内的天津高等教育文献信息中心，是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天津理工大学等19家高校图书馆成立于2002年的联盟。这些高校很多情况下不单独与出版商议价，而是通过联盟进行联合议价、集团采购。
据李秋实介绍，联合采购的优势在于议价能力较强。相较于单馆分别议价，联采价格更低，有时能以3～6个馆的价格，买到可供十几家高校使用的数据库。
“你要给我们这个价格，我们就都订；不给我们，我们一个都不订。”李秋实说，强势的出版商有时为了市场考虑，会做出让步。
通过这种区域性集团采购的方式，天津高校近些年节省了过亿元的经费。根据对十几所成员馆的调研，这些高校的电子资源经费仅为全国同类高校平均数的48%，但拥有的数据库数量为同类高校平均数的两倍。
不过，联合采购的方式并非对所有出版商都能奏效。全球最大的科技出版商爱思唯尔，是文质彬彬的图书馆馆长们面前一个强大的商业谈判对手。
爱思唯尔拥有全球最大的科技与医学文献数据库“ScienceDirect”，包含世界四分之一的经同行评审的电子版全文文献。
在国内，爱思唯尔与高校订户之间以3年为一个合同期。2008年～2010年的价格较此前涨幅颇大。当时，该公司对中国青年报表示，中国市场的定价一直低于全球定价，这是该公司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补贴和支持。2008年以后会逐步提高价格，“继续逐年减少对中国市场的高折扣”。
2007年下半年，国内170多家高校图书馆委托教育部的“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集体与爱思唯尔议价，希望谈定价格方案后，各馆再与爱思唯尔分别签订采购合同。
但是，爱思唯尔提出的15%的涨幅超过了采购集团的预期，双方谈判破裂。
据知情者回忆，当时，这些知识分子之间的谈判，有过面红耳赤的场面，双方都会不自觉地提高音量。爱思唯尔一位外国高层很不客气地对客户们表示，你们没钱可以不订。
此举令馆长们“十分不高兴”。谈判代表中的一位女士当场被气哭。临别之际，那位外国高层与大家握手告别，有人拒绝向他伸手，“不欢而散”。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向成员馆宣布了谈判破裂的消息。随后，爱思唯尔分别与各图书馆谈判，反而在下一个合同期内获得了更多订户。
李秋实告诉记者，这次谈判让不少同行感到“窝火”。在2010年的下一次谈判中，同行们提早准备，高校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等机构组成了强大的联合阵营，力量壮大。
那次谈判过程中，33家机构的代表为了对涨价“表达强烈愤慨”，联名发表了“致中国科技文献读者的公开信”和“致国际出版商的公开信”，向出版商施加压力。
关键时候，双方都做了一些让步，结果2011～2013年合同期，以一个相对能接受的价格达成了一致。
这份合同将于2013年到期。图书馆馆长们又将面临与出版商新的博弈。
事实上，由于数据库提价等因素，有的大学校长害怕见到图书馆馆长，因为馆长常常一见面就“手心朝上”，要求增加经费。
除了抵制还能做什么
李秋实是2010年在公开信上签名的图书馆界代表之一。当时，这些代表在公开信中指出，有的出版商连续多年以百分之十几的幅度提价，个别甚至出现年度涨幅20%～30%的情况，造成图书馆外文科技期刊订购费用迅速增加。
他们公开呼吁，担任国际出版商学术期刊编委、审稿专家、顾问的我国专家学者，积极向国际出版商“施加影响”。
李秋实对记者指出，如果图书馆不与科学家沟通，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跟出版商抗衡，一方面会势单力薄，另一方面，如果因为经费原因停订了某些数据库，也难以得到科学家的理解。因此，他们做出了这样的呼吁。
她认为，图书馆的抵制只是一方面。出版商的产品来源于学术界的智慧，图书馆购入产品，也是为了服务学术界。获取不到学术文献，对于学术界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因此，学术界应该采取行动支持图书馆的努力，同时高校和社会力量也应该给予图书馆更多的投入。
今年年初，在英国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威廉·提摩西·高尔斯的号召下，全球众多科学家在一个名为“知识的代价”的网站上签字，抵制爱思唯尔的涨价，表示不在这家出版商旗下的期刊发表论文，不做审稿人，或不担任编辑。
这是学术界针对出版商的又一次抗议。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菲尔兹奖得主陶哲轩是早期签名者之一。这位功成名就的数学家表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已经没有在特定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压力了。但他不会建议别人也加入这个行动，因为这取决于个人选择。
关注此事的李秋实说，科学家的抵制将让出版商感到压力，这种压力比来自图书馆的压力更大，希望中国科学界也能发挥一些作用。
但爱思唯尔多次重申，希望若干年后产品在中国的售价与全球持平。该公司指出，一所英国大学每年在信息资源方面的投资约为110万美元，而同等规模的中国大学只花7.5万美元就能获得同样的资源。尽管英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4倍，但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仍然令人无法理解”。
这家出版商将问题的症结归于中国在信息资源方面的投入过低，增幅远低于研发投入的增长。中国已有“211工程”等国家级基础研究和人才方面的项目，但在获取科技信息方面，还没有类似的国家级投资项目。
爱思唯尔频频对客户介绍一项对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调查结果：向大学图书馆每投入1美元，回报是4美元。
该公司一位负责人曾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指出，中国高校图书馆地位很尴尬，就像空气一样，存在的时候大家觉得可有可无，没有了才知道它的重要。
在这点认识上，馆长们与出版商达成了一致——“一个大学校长的好坏，看看其图书馆就一目了然。”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资讯管理学院教授程焕文说。
本报记者 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