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陕西试行“劝富济贫”，以调整利益分配机制的方式弥合贫富分化，避免“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污染向大多数人扩散”的探索，得到了媒体的重视和报道。应该说，在当前利益格局急需调整的情况下，这样的探索有积极价值和意义。
资源型地区如何从本地资源中获益，如何让本地区的居民共享资源开发的成果，尤其是如何避免“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污染向大多数人扩散”这样的悲剧，是一个长期困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所在，其实就是“当地资源与当地人无关”这样匪夷所思的原因所造成。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才能做到让“当地的资源与当地人有关”，如何做到“当地资源属于当地人”。
从陕西的探索可看出，所谓的“劝富济贫”，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大体是实行从“结对帮扶”过渡到“利益共享”；对于国有企业，则从“社会公平调剂基金”，过渡到“直接引导国有能源企业参与地方庞大民生工程”。虽然具体的做法有所不同，但总的思路都是想法设法让企业给当地做贡献，让企业的部分利润，成为当地的福利。
平心而论，这种思路和做法没有什么稀奇之处，许多行业都有类似的做法。例如地产行业，许多地方为了完成保障房任务，都要求开发商的项目配建一定比例的保障房。但是，思路和做法虽然看上去没有什么问题，可在实际操作中却常常打折扣。以地产行业的“配建”来说，很多地方就和预期相差很大。那么陕西的“劝富济贫”，让企业的部分利润留在当地，美丽的愿景是否也会出现种种变异？
从本性而言，任何人、任何企业，都不愿也不会无缘无故地让渡自己的利益，都希望独占利益。除非部分利益成为其不可避免的成本，利益让渡才成为所谓的“经济理性”。由此而言，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也可视为一种为达至更大利益而必须付出的成本。
因此，陕西的“劝富济贫”，关键未必在于“劝”，而是如何让当地的发展，成为企业无论如何也要承担的成本。
对于企业乐于“扶贫济困”的深层原因，报道所提及的陕西一个国企的领导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任何企业，无论民营还是国企，都不会主动将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捐献出去。只不过与所在地村民及政府搞不好，首先是正常生产无法维持，其次，企业要发展必须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才有可能从政府职能部门得到赖以长期生存的土地、矿产等资源。”
说白了，只有服从“权力”，企业才能生存，才能获得发展所需的土地、矿产等资源。对于陕西来说，“权力”是实现“权利”的唯一路径。无论“当地的资源与当地人有关”，还是“当地资源属于当地人”，乃至企业为当地做贡献成为企业必须的成本，脱离了“权力”，一切都是空谈。
这样的“劝富济贫”，看上去就不太美妙了。但是，这却是真真切切的现实。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基于“权利”的对于资源的合理占有，除了依赖“权力”，还能有什么指望？
并不是否定“权力”对于“利益共享”以及“劝富济贫”的作用，甚至，我认为这是目前唯一有效的做法。问题在于，这样的权力更多是一种行政权力，未必是基于公众权利以及受到公众权利制约的权力。而由这样的权力分配的资源，可以与当地人有关，也可以与当地人无关。
真正能让企业与当地人“利益共享”，真正能让“当地的资源与当地人有关”的权力，只可能是当地人真实的“权利”所派生的权力。
徐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