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看新方志如何转身

    伴随中国社会发展巨变的脚步，中国方志理论研究空前活跃。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无论是地方志的编修成果，还是方志理论的研究成果，都大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近日，在江苏南通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上，学者们提出了许多让人耳目一新颇有创见的观点。    

    新方志不再是官书

    地方志的编修，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从古至今，方志都曾被视为“官书”。历史上的方志由官府组织编修，服务对象也是官府——官僚写给官僚看。那么，今天的新方志由谁来写给谁看？

    “新方志不再是官书”，是此届年会与会学者的一大共识。

    中国地方志学会会长朱佳木在发言中指出，关于老方志具有“资治、教化、存史”功能的概括已显得不那么全面，要尽快拿出能让方志界普遍接受的新概括。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地方志研究者沈迪云、莫艳梅则直言，网络时代，方志的三大功能受到挑战，其存史功能并不是独一无二，几乎所有的书刊都有存史功能；其资治功能比不过相关部门专题报告的时效性，其教化功能更不如网络新媒体生动直观。河北省沧州市政府副调研员孟庆斌表示，今天，新方志已不再是官方行政工具，而是政府向社会提供的信息总汇；新方志不再单纯追求施政参考的提供，而是要科学反映地情现实。

    本届年会上最年轻的方志人、中国地方志理论室的曹荣说，中国社会学家吴景超曾概括，地方志“是全国民生状况的写真，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宝库，是改良社会的指南针”。志书内容既要记载民生又要反映社会变迁，这是修志事业的价值定位。

    基于准确记载民生反映变迁的共识，沈迪云、莫艳梅提出，口述历史应成为新方志的新形式。运用现代口述历史可以将“官修”与民众参与历史创作、服务当代与服务大众、纸质方志与电子方志有机结合。深圳市史志办主任黄玲认为，仅仅依靠档案文献资料远不能反映重大历史变化的历史细节，而亲历者与当事人的口述历史将使宏大的历史与微观的细节相结合，这是全面、真实记录历史与现状的需要。

    新方志凸显一个“变”字

    方志界曾经诟病这样一种编修模式：“解放前一片黑暗，解放后一片光明，改革后一帆风顺。”那么，当下的新方志如何做到客观真实地编修？新方志到底靠什么立足？

    新方志要凸显一个“变”字，是此届年会诸多学者的又一聚焦点。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变”字，大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变化，小到家庭模式生活方式的改变。在这种变化中，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也在不断变化；因此，新方志不仅要反映成就、成绩，如实记录社会问题更是责无旁贷”。河北省地方志副编审赵俊丽认为，在志书中反映各个时期不同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矛盾，既要写出成因、变化过程还要有数据，才能反映社会问题的真实消长，这是方志时代特征的一种体现。

    说起“变”字，江西石城县地方志研究者刘善泳感慨良多：我们经历了土坯房换砖瓦房的喜悦，也感受了房价节节攀升的纠结；享受了越来越便利的就医条件，也见证了病不起的艰难；品尝了四季不断档的蔬菜水果，也遇到了什么都不敢吃的尴尬……这些民生的变化，无疑应当在新方志里得到鲜活的显现。

    面对以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信息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进程，如果方志的记载没有和人们的记忆有相当的交集，没有契合人们对以往发生事情的预期，存史之功又怎能实至名归？因此，刘善泳提出，新方志应该凸显一个“变”字，“面对‘当代性’当成为方志人的自信与自觉”。 

    针对以往志书编修常常停留在分门别类地保存地方资料文献存史作用的现象，江苏昆山市地方志副主任徐秋明以《昆山开发区志》为例，分析了该部志书的精华一改常规志书那种结构性静态资料描述和大路货的结构处理，重在展现开发区发展的创新突破理念和发展路径。他指出，历史并不是政治概念化的资料性铺衍，而应当揭示历史发生的路径和引领历史发生的时代精神与实践，让新方志书写和承载的历史变得可以被百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