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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这个大都市里，这群年轻人选择了返回到原始、初级的交易模式。
□对普通家庭而言，农夫市集上产品的售价依然显得非常奢侈。
□一位顾客相信，市集只是一种先锋的探索，但她希望这种“小众的选择”可以唤起“人们对主流生产、消费模式的反思”。
每隔一周，种大米的邢建新就会坐上22个小时的火车，从齐齐哈尔去北京“赶集”。虽然大米预先用物流发货，但有时这个中年男人也会扛上十几斤种给自家吃的绿豆，“去卖给熟客”。
比起菜市场上的价格，邢建新卖的粮食“贵得吓人一跳”：大米16.8元一斤，绿豆15元一斤。事实上，在这个“市集”上，从白菜、苹果到面包、花生油，每样食品的价格都是普通市场上的好几倍。
这个市集有个时髦的名字——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卖菜地点常设在写字楼、商场或公园。来赶集的农夫们称，他们产品的特色是“绿色”、“纯天然”、“原生态”。占地100多平方米的市集，有约30个摊位，每周开市都会迎来大约1000多个顾客。
32岁的冯超每周都来“赶集”。这个刚刚当上爸爸的年轻人喜欢从农户手中直接购买“有机牛奶”，以及生长周期长达8个月的猪肉。
冯超家里几乎所有食物都来自他认为“靠谱”的农户。他与妻子的月收入加起来大约有3万元，每月在这些食物上的花费则接近4000元。“最主要还是想吃得放心。”冯超说，“安全”是最关键的考虑。
但对很多消费者而言，农夫市集上农产品的价格让人望而却步。一个去过一次市集的北京白领甚至有些疑惑：“他们是在过日子，还是在过中产阶级的调调？这是不是有点矫情啊？”
不过，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看来，市集的出现绝不是偶然，“当整个社会的公信力越来越低时，人们反而更愿意相信私人的、小众之间的关系。他们不相信工业化的食品生产，而是相信能够与他们面对面交流的农民。”
他们需要餐桌上的安全感，但这种“安全感”价格不菲
刚刚从大学毕业那会儿，冯超常常在路边摊上解决三餐。经过多年打拼，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眼下在北京有房有车。他在一家金融公司里管理投资项目，也开始紧密地监控自家的“食品安全”。
经同事介绍，今年春节，冯超第一次去逛了农夫市集，随即成为铁杆粉丝。如今，即使是一瓶醋，他也“不允许家人到外边随便买”。他要买的，是江西农民自己做的、每瓶35元的“手工醋”。
37岁的袁英华也是市集的长期主顾。她原本在一家国际公益组织任职，生下女儿后，辞职当了全职太太。如今她的家庭月收入接近两万元，房贷也已供完。她家里的食物，90%都来自“绿色生产”的农户。她感觉农夫市集上的食物能够带给她安全感，她也相信那里农户的宣传语：“生产过程透明，推动社区食物安全”。
但这样的“安全感”价格不菲，袁英华一家三口，每月购买各种农产品的花销高达6000元。
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创办人常天乐的观察中，冯超和袁英华都属于农夫市集的“典型顾客”，“他们拥有中等收入，大多已经成家，都希望给家人找到更安全、更健康的食物”。
2010年夏天，从美国留学归来的上海女孩常天乐创办了这个市集，试图将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农户与消费者直接联系起来。市集起初每一两个月才举办一次，来的大多数是“穿得漂亮，带着单反相机”的“文艺青年”，后来发展到一周举办两三次，逐渐拥有稳定的顾客群。
“无添加、纯天然、手工作坊”是北京农夫市集上频繁出现的广告语。过去两年里，在上海、济南、西安、成都等地也先后出现了同类型的农夫市集，满足着一群收入较高、讲究饮食的人的需求。
今年春天第一次逛市集的时候，顾客范冬雨对20元一块的豆腐特别好奇。作为一名全职太太，她很熟悉普通菜市场的行情，而在那里，一块豆腐通常只需两元。
但年轻的摊主告诉她，“这是用传统古法做的豆腐，用的是卤水，没有其他添加剂”。这种说法足以打动范冬雨。长久以来，她都对大众市场上供应的各种农产品和食品保持高度警惕。他们一家三口不吃熟食制品，也尽量不吃反季蔬果，因为“那都是用化肥催熟的”。看到新闻里说有养殖户为了让鱼快速生长而喂鱼吃避孕药后，她过去好几年都不敢吃鱼。
“味道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安全。”范冬雨反复强调，“我们这群消费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那一次“赶集”，范冬雨买了一块豆腐回家。她相信，这种豆腐真的“不一样”，“20元一块的豆腐不会讨好你的味蕾，但吃起来就是让身体感觉很舒服”。
我信任的不是企业，不是政府，而是与农民交流的情感
事实上，农夫市集并不是中国的独特现象。台湾中兴大学生物产业管理研究所教授董时睿介绍说，大约20年以前，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就开始出现专售绿色、自然农产品的农夫市集。现在，定期的农夫市集在美国已经有4300多个，英国则有接近500个。
在周立看来，农夫市集兴起的背后，是人们对工业化农业生产与销售模式的一种反思。“食物本来应该为了人们的生命健康而生产，但大规模、长距离运输的工业化生产渐渐扭曲了这个本质。”周立说。
对袁英华来说，这样新兴的理念曾经离她的个人生活很遥远。直到2008年，三鹿奶粉中含有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的事件被曝光后，这个都市白领突然感到，“原来在城市里生活也不安全”。
“我要自己去找安全产品才行。”袁英华说，怀孕之后，为了不让“孩子受到污染”，每样吃进口的东西她都要“认真看成分、原产地、追踪新闻”。
不久之后，两位来自北京郊区、希望推广直销的农民来到了袁英华生活的小区。面对袁英华的种种疑问，这对皮肤黝黑的中年夫妇热情地介绍他们的每一种农产品“在哪儿种，怎么种”，甚至细致到“面粉过滤了多少次”。
袁英华开始尝试从他们那里买蔬菜、水果、大米，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而仅仅就在袁英华生活的社区里，同样从这两位农民那儿直接买菜的还有20户人家。
这对农民夫妇坦承，自己的地里“也会用点合格的农药、化肥”。不过，袁英华留意到，卖菜的时候，他们也会“留一些给自己吃”，“这玉米特别好吃，我们都是一从地里摘了就往嘴里塞的”。
这些细节都让袁英华对自己购买的食品越发放心。
“比起外边产品上的条形码和成分介绍，我觉得眼前这两个农民更值得信赖。”袁英华说，“大家认识了3年多，他们还认识我的小女儿，这么有感情了，你说他们会用有毒的东西害你吗？”
“信任”是农夫市集的熟客常常挂在嘴边的词。这儿的农产品大多没有正规的包装或光鲜的外表：青苹果上虫洞密集，花生油瓶子上只有一小张白色标签，手工米酒就灌在农夫山泉的塑料矿泉水瓶里。但熟客习惯直奔某个摊位，“什么也不问，直接付钱拿货”。
与袁英华一样，冯超起初也会仔细询问农产品的信息。他甚至特意参观过自己经常买菜的农庄，在那里，他亲眼看见农民用装有诱食的塑料瓶子吸引害虫，“用最原始的方法去除虫”。
这些消费者也相信，时间久了之后，他们会与农夫成为“朋友”。在市集上，冯超不仅买东西，也常常帮相熟的农户看摊子。他发现，农户会主动与自己分享种植经验，“卖东西也不是总断斤算，差不多就行了”。
在北京这个大都市里，这群年轻人选择了返回到原始、初级的交易模式。袁英华喜欢带着小女儿到市集上与农户聊聊天，感觉“很亲切”。“我相信的不是企业，不是政府，而是与农民交流的情感。”她说。
“绝大多数参与农夫市集的人还是相信农民，他们相信农民不会毒害他们。”周立分析说。
“这菜这么贵，我都不敢炒啊！”
不过，在目前参与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30家农户中，29家的生产者其实都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与他们的顾客一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本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的白领或打工者。出于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又或个人信仰，他们有的选择返回老家的乡村，有的决定下乡租些农田，经营小农庄。
冯超觉得，自己通过选择买什么菜，可以让这些“少用化肥、农药”的小农庄“至少为环保作了一点贡献”。在这群农夫市集的忠实消费者眼里，他们选择的消费方式不仅意味着安全，还让他们有一种“成就感”。
范冬雨则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消费，促进“公平贸易”。“我希望农民也能过得更好，他们获得价值链上的最大一块利益，这是我所期待的理想社会。”范冬雨说。
周立分析说，这种有异于工业体系的消费模式是“社会的自我保护”，“工业化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越来越迷信市场，损失了产品的质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信任。”周立指出，“这时候，社会就会出现‘自我保护’的行为，探索另一种替代模式。”
5年前，董时睿也在台湾中兴大学校园里创办了台湾第一个有机农夫市集。起初，对许多普通市民而言，那儿的有机蔬菜可谓“奢侈品”。但创办没多久，市集就迎来了“排队买菜”的热闹场景。主要的原因，是台湾普通蔬菜的价格也一度“涨得可怕”。
不过，在中国大陆，这种新兴的概念似乎还难以在大众层面推广。
价格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市集里，一个中年妇女正在推销一种辣椒酱。“我们的辣椒酱是用37种材料做成的，外边卖的那些，只用5种材料，其中一种还是防腐剂。”这瓶辣椒酱59元。
而在那里，人们还能看到80元一斤的排骨、68元一斤的五花肉以及10元一斤的生菜。对普通家庭而言，农夫市集上产品的售价依然显得非常奢侈。
对冯超买的菜，他的父母和亲戚常常抱怨“怎么这么贵”。一次他的小姑在他家里帮忙做饭，问了菜的价格后吓了一跳。“这菜这么贵，我都不敢炒啊！早知道从老家那儿背些过来了！”小姑感慨地说。
袁英华也留意到，在农夫市集里，曾经有老人硬要把想买菜的年轻人拽走。在她的身边，许多朋友也因为家里老人不接受，不敢让农户往家里送菜。
“这肯定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模式，只是一种先锋的探索，我的生活就是实验田。”袁英华承认，“这种很纯粹的模式很难普及”，但她希望，这种“小众的选择”可以唤起“人们对主流生产、消费模式的反思”。
在11月3日举办的农夫市集上，一位65岁的老奶奶第二次来“赶集”。之前一次她买了一棵甜菜，感觉“特别甜”，这次她的目标是买有机大白菜。市集上的大白菜是普通菜市场上的4倍，她与老伴儿在家里商量了好一会儿，才最终下定决心“买棵尝尝”。
“这大白菜20块一棵，你可别糊弄我啊！”她掂量了好一会儿才选定一棵。接过大白菜后，她一边笑着对农户说“再送我些这个吧”，一边又小心翼翼地拣了好几个小番薯，塞进了自己的环保袋。
（应采访对象要求，冯超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