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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转变，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诉求，无疑是未来十年城市发展的动力所在。然而，当前的情况是，一些新生代农民工想留在城市，但因为子女教育、父母养老等问题无法在城市安居。新生代农民工该如何融入城市？城市又应该为他们创造什么样的环境？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指出，城市想要留住新生代农民工，需要因城而异、因地制宜地推行渐进式的户籍制度改革。针对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层次的变化，城市还要用“薪”、用“心”、用“前途”留人，让新生代农民工学有所用、劳有所得、住有所居。
中国青年报：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来到城市的最主要原因，有什么不同吗？
辜胜阻：两代农民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需求层次。老一代农民工主要是物质需求，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新生代农民工的目的不再只是“挣钱”，他们更想“体验生活、实现梦想”。他们渴望人文关怀，对尊重、平等、社会承认有更多的期盼，对工作环境、福利待遇、发展机会和文化生活等有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青年报：新生代农民工找工作时更看重什么？
辜胜阻：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前途更为看重。全国总工会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37.6%的新生代农民工主动辞职是因为工作“没什么发展前途”。同时，他们的工作耐受力比老一代农民工要低，过客心态严重，没有归宿感，“短工化”趋势明显。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今年做的一项调查表明，80后农民工做一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为1.5年，90后农民工只有0.9年，老一代农民工则为4.2年。
中国青年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留在城市的意愿强烈吗？
辜胜阻：新生代农民工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急需市民化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从小生活环境相对较好，更贴近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他们大多没有务农经历，不再适应农村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他们中有高中以上学历的比例为67.2%，比老一代农民工高18.2个百分点。这种教育背景使新生代农民工习惯了城市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减弱了他们与农村的联系，也逐渐降低了他们对农村生活方式的认同度。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老一代农民工也不一样，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老一代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新生代农民工拥有“创业梦”和“市民梦”。许多农民工经过打工实践，在外开阔了眼界，学会了本领，掌握了技术，拥有了创业资金，产生了创业想法并具备了创业能力。
中国青年报：您觉得目前他们能留在城市吗？
辜胜阻：当前大量进城农民工只是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并没有实现身份转变，很少有机会充分享受到发展带来的成果。他们只能算“半城镇化”，处于“回不去农村，融不进城市”的尴尬境地。
由于户籍制度以及捆绑在户籍制度上的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制度，大部分进城农民工无法在城市安居乐业。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无法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和服务，在就业、医疗、住房、养老等各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因其身份或社会偏见等原因，难以与城市居民“平起平坐”。他们希望融入城市，却无法对城市形成归属感，甚至面临逐渐被边缘化的问题。
同时，尽管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较之前有了一定提高，但由于相关维权机制还不完善，进城农民工与市民间“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仍然存在，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依然是制约其市民化的重要因素。另外，我在调研中发现，接受过职业培训、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数量严重不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
中国青年报：您建议如何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辜胜阻：城市想要留下新生代农民工，需要因城而异、因地制宜地推行渐进式的户籍制度改革。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可能完全放开，但可以考虑逐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推进农民工在一些领域与市民同权；中等城市则应积极地放开；小城市、县城等更是可以完全放开。要分类指导，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及老一代农民工的“精英群体”率先实现市民化。
要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的政策扶持体系，特别是要解决好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构建符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落实工伤、医疗、养老等保险福利。
要有的放矢，针对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层次的变化，用“薪”、用“心”、用“前途”留人。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公共就业指导，建立劳资纠纷解决机制，建立惠及农民工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增加保障房和公租房供给，让新生代农民工学有所用、劳有所得、住有所居。
新生代农民工应当利用好企业、学校和政府提供的职业培训机会，通过岗前岗后培训积累人力资本，提高技能，实现工作上、生活上与城市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