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中国

    前几天，82岁的曲格平老人家里迎来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加拿大的莫瑞斯·斯特朗。他俩的友谊始于40年前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首次人类环境会议，那是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参加的第一个国际会议。

    斯特朗是那次大会的秘书长，当时的曲格平是中国代表团成员，后来成为国家环保局的首位局长。

    当两位老友再次相聚，曲格平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斯特朗，在中国最新的执政纲领中，写入了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内容，而且是独立成章。

    斯特朗说，他丝毫不觉得意外。通过过去40年来对中国的观察，他认为这是中国执政党必然的选择。

    两位耄耋老人共同的记忆是，在当时国内的政治背景下，斯德哥尔摩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秉持的观点是“社会主义中国没有污染”。而真实的情况是，污染问题已经显露。

    令斯特朗吃惊的是，尽管中国代表团并不承认有污染，可是会议结束后，中国居然召开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环保大会，还成立了国务院环保领导小组，一位副总理担任组长。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

    接下来的40年，中国不仅成立了专门的环保机构，还把环境保护上升为基本国策。但这40年更是一个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断博弈的过程，甚至一些地方为了追求GDP，使山河大地满目疮痍，情况最糟糕的地方，有河皆干，有水皆污。

    旅游胜地、云南大理对污染有着切肤之痛。洱海曾经是大理风光的一张名片，但因为盲目开发，水质受到污染，局部水域一度恶化到丧失水体功能的五类水，还在1996年和2003年两次暴发蓝藻，一汪碧水美丽不再。

    2003年的那次蓝藻给大理敲响了生态警钟：是选择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保住乡镇小企业创造的那点儿微不足道的GDP，还是保住大理人赖以生存的淡水湖——洱海？

    十八大代表、大理白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尹建业说，从2003年起，大理人提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洱海”。这句口号在大理随处可见。关厂、截污，将近10年的时间，大理投资几十亿元恢复了洱海的碧波荡漾。

    目前，洱海的水质已经恢复到二类，昔日苍山洱海相依相伴的美景重现。在尹建业看来，良好的生态已成为当下大理的核心竞争力，更是大理旅游二次创业的引擎。去年，大理游客达1560万人次，预计今年将突破1800万人次。

    尹建业说，大理已经尝到生态文明建设的甜头，生态文明可以为发展带来更多的空间，他们也强烈意识到生态文明已成为大理的核心竞争力。

    在中央层面，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相继提出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十七大报告则上升为建设生态文明。

    而且，从“十五”规划开始，国务院把节能减排列为考核干部的约束性指标，不断修正过去只重视GDP的执政理念。到了“十一五”期间，在一些地方，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已经成了干部的“摘帽子”指标，完不成是要被问责的。2010年，“十一五”末期，我国首次完成了五年规划中节能减排的任务目标。

    1973年第一次访问中国后，莫瑞斯·斯特朗就已经把中国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退休之后，他甚至有时还会在中国住上一段时间，见证了中国生态建设的变化。在他看来，从可持续发展到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关于生态环保的执政理念不断提升，在当下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为必然。

    究竟什么是生态文明？十八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说，“生态文明就是把可持续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高度，为后人‘乘凉’而‘种树’，就是要增加更多绿色投资，给后人留下生态资产，而不是遗憾。

    对十八大代表、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来说，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问题就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他最常用的一个表述是，“开宝马车喝污水，不是老百姓期待的现代化”。

    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周生贤并不回避，他用“局部有所好转，总体尚未遏制，形势依然严峻，压力继续增大”来描述当前中国的环境现状。他还指出，近期在启东、什邡等地发生的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说明，我国还处于环境问题的敏感期。

    也正是基于此，周生贤认为，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是各级政府要尽快改变目前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增长，以及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来保护环境的倾向。

    在他看来，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要真正使环境保护融入经济发展之中，成为应有之意，“离开经济发展讲环保，那是缘木求鱼；离开环保谈发展经济，那是竭泽而渔”。

    对地方官员来说，周生贤提出的“处理好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确实是道难题。十八大代表、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王江平经常被记者问及的问题就是：作为经济后发地区，贵州能不能逃脱承接东部落后产能的“魔咒”？

    王江平并不否认过去有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进入贵州，但也表示“现在的贵州勇于‘割肉’。今年以来，贵州省加大了对水泥、金属合金、造纸、皮革等落后产业的淘汰力度，预计这不仅会减少70亿至80亿元的GDP贡献，还可能会减少大约6万个就业岗位。

    虽然目前短期内会牺牲GDP，王江平说，却是为了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合理地调整工业结构。在贵州，循环经济正在替代传统的资源性经济。

    仅仅在电视里听了一遍十八大报告，曲格平已经对报告中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的举措如数家珍。他期待着，那些举措在不远的将来都能一一实现。

    本报北京11月1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