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委创新勤廉满意度调查有助反腐战线前移

    昆山在江苏率先建成全面小康以后，如今又率先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正是因为它处在全国领先的发展水平上，它会遇到许多其他地方还没有遇到的问题，包括反腐倡廉方面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进行“勤廉满意度调查”，深入研究昆山当前的腐败状况与反腐败形势，对于全国那些现在还未达到、未来有可能步入昆山当前发展阶段的地区而言，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至少可以让他们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少走弯路。在这种背景下，昆山就像是一只麻雀，为了全国反腐倡廉工作的推进，我们愿意率先“解剖”自己。

    今年7月的一天，江苏省昆山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吴忠，意外接到一个北京电话。对方用很亲切的语调说明自己是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访问员，受苏州市纪委和昆山市纪委的委托，想了解他对当前昆山党政干部勤廉状况的评价。吴忠坦言，当时调查员所提问题之直接，让他禁不住额头冒汗。“有些问题真是太‘敏感’了，要不是再三核实确认，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让吴忠感到有些“敏感”的电话访谈，正是中共苏州市纪委与昆山市纪委共同委托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研发、实施的“2012年苏州（昆山）勤廉满意度调查”（以下简称“勤廉满意度调查”——编者注）。今年7月到8月上旬，昆山有上万人接到了这样的电话，最终有1082名普通公众、227名企业家与79名领导群体成员（主要包括昆山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领导——编者注）成功受访。

    昆山市纪委书记曹萍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此次“勤廉满意度调查”，从2月开始酝酿到9月下旬执行完毕，前后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最终从调查模式、抽样方式、调查对象、指标设计等4个方面，对国内已有的同类调查进行了实质性创新。“有人可能会说，不就是搞一个勤政和廉政的民调吗，何必这样劳心费力。但我们认为，在当下中国，有关勤政廉政的人民满意度调查，事关重大，要做就必须认真做，绝不能浪费这个走近老百姓、倾听社会各方面真实声音的好机会。”

    反腐倡廉民调要想有公信力，必须诉诸利益无涉的第三方机构

    中国青年报：当初你们怎么想到要做“勤廉满意度调查”？

    曹萍：最开始是为了准备迎接一个“大考”。按照江苏省和苏州市的部署，昆山今年要率先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指标，而在省里面印发的“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中，“党风廉政建设满意度”被前所未有地列为一个必须考核的重要指标。党风廉政建设是我们纪委的本职工作，所以我们从上到下必须做好这方面的备考。

    其实，从今年3月得知党风廉政建设满意度被列为基本实现现代化考核指标以来，我们前后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调查摸底，有的是委托统计局入户做的，有的是我们自己采取街头拦访、网上调查等方式做的，结果各不相同。在综合分析这些调查时我们发现，已经进行的调查不论是在调查方式还是调查内容上，都存在着许多缺陷。在这种情况下，苏州市纪委建议，由我们昆山纪委尝试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针对干部勤廉状况的调查，不仅仅是为应对眼前的大考，更为了解实际情况，给纪委工作提供抓手。

    中国青年报：这类调查，许多地方要么是纪委自己做，要么是纪委委托统计局做，你们为什么找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做呢？要知道他们是中央媒体的民调机构，而你们的项目可是有关反腐倡廉的！

    曹萍：你的意思我懂。我们主要是出于公信力的考虑。现在全国大多数反腐倡廉的民调，都是通过官方机构执行的，即使不是纪委本身，也是政府机关序列的统计局，给老百姓留下一种自说自话的印象，公信力受到一定挑战。众所周知，当前中国社会，公众对于官方机构的不信任感不断蔓延，在这种状况下，要想保住反腐倡廉民意调查的底线——公信力，我们就必须诉诸利益无涉的第三方机构。

    在选择合作的第三方机构时，我们也非常慎重，毕竟这是第一次委托第三方进行的摸底调查，谁的心里也没有底。当时，作为备选的机构中，既有国家统计局背景的调查机构，也有比较知名的商业调查公司，但是最终，我们还是选择了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因为通过一次次的沟通考察，我们觉得，不论是在对这个项目意义的理解、指标体系的研发、调查设计的精确性、执行的严谨性，还是数据挖掘的充分性与分析的理论深度上，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他们的专家团队，都具有比较强的优势，赢得了我们的信赖。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此次与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合作，与普通的第三方合作模式也存在不同。一般情况下，纪委委托第三方做调查，纪委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第三方机构经常沦为一个干具体活儿的执行机构。可是在此次调查中，从最初的研发设计到调查执行，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有着很强的自主性，按照约定，它在许多关键的研发成果上都享有独立的知识产权。而且只要不影响到调查的根本目的，我们也特别尊重这种自主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客观、真实的特点。

    中国青年报：您就不担心第三方机构调查出来的数据真实得有些“不好看”吗？

    曹萍：这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找第三方机构做调查，要的就是真实的结果，如果像 “埋头鸵鸟”一样，看到数据比较理想就欣然接受，看到数据“不好看”就视而不见，那岂不是在自欺欺人。

    最让我感到有信心的是我们昆山市委书记管爱国对这项调查的态度。我在向他汇报这项调查时，他当即就表示非常支持，而且告诉我一定要保证调查结果尽可能的真实。他指出，昆山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只有发现了存在的问题，才说明找到了继续发展的方向。据我了解，他的这种看法在我们昆山许多党政干部中都形成了共识。

    既然不想影响调查结果的客观性，那就干脆别打电话给调查机构

    中国青年报：进行电话调查，许多地方都用固定电话抽样。你们这次调查为什么采取移动电话抽样？

    曹萍：这与昆山的常住人口构成有关。现在昆山的总人口有200多万，本地户籍人口却只有72万，大多数都是新昆山人，作为一个劳动力输入大县，想要评价昆山干部的勤廉状况，新昆山人的意见不可或缺。一般来说，这些人很少会装固定电话，几乎都是用手机。如果还使用固定电话进行抽样调查，就会使样本出现非常大的偏斜，占有昆山人口比例最大的人群被挡在了调查范围之外。针对昆山这种客观情况，为了使新昆山人的意见能够被充分收集，我们就必须用移动电话进行抽样。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运用移动电话进行抽样调查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使得我们此次用移动电话进行抽样调查并未遇到太大的技术难题。

    中国青年报：用移动电话进行这样敏感的抽样调查，调查成本和难度应该不小吧？

    曹萍：的确不小。给你说一组数字：在企业家调查中，调查平均访问时长为19分30秒，最长时长为39分02秒；在领导群体调查中，调查平均访问时长为17分3秒，最长时长为39分48秒；在公众调查中，调查平均访问时长为17分16秒，最长时长竟然达到了51分39秒！

    以企业家调查的执行为例，在世界范围内，电话调查一般成功率会在20%左右，即便是比较难执行的调查，成功率也有10%。但是，我们此次企业家调查的执行，最终的调查成功率仅为5.58%。

    “2012年苏州（昆山）勤廉满意度调查”的难度之高，不仅体现在执行上，还体现在研发上。关于勤廉方面的调查，全国各地已经进行了很多，如果我们的调查只是单纯的“走老路”、“炒冷饭”，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这就要求我们的调查必须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站得更高，有更多创新。

    但是，有创新不能只是嘴上说说，它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与努力。在研发阶段，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搜集了大量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咨询了国内反腐倡廉与民意调查领域多位顶级专家，研发团队还实地考察了一些在国内反腐倡廉民意调查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地区，经过几十稿的修订，最终拿出了我们此次调查的设计方案与问卷。可以说，我们这次调查是站在许多前人的肩膀上的。

    中国青年报：听说此次调查进行抽样时，您跟着抽样人员跑遍三大电信运营公司。为什么对这些小事您都事必躬亲？

    曹萍：抽样可不是小事，它就像一项调查的地基，如果有问题，上面盖的房子一定是危房。所以在这次调查的抽样过程中，从最开始与几家电信运营公司联系时起，每个环节我都会亲自过问，直到确认所有抽样完全随机、抽样人员安全返京并把数据库安全锁进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保险箱后，我才放心。

    中国青年报：但据我所知，在调查正式执行后，您一个电话也没有给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工作人员打过。我很好奇，您就不想早点知道调查结果吗？

    曹萍：说不想早点知道结果那是假的，但我当时不断地告诉自己，一定不能打这个电话，而且我还要求我们纪委所有工作人员都不能打这个电话，因为我怕我的一个电话，会影响到调查的公正性与独立性。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样做有些过分谨慎，但是我认为这非常有必要。大家都清楚，现在有一些调查，本身很好，就是因为所谓的一个电话、一个嘱咐、一个批示变了味。对于调查结果来说，早知道几天和晚知道几天，它总不可能变。既然不想影响到调查结果的客观性，那就干脆别打电话，把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从自己这里就彻底掐断。

    中国青年报：一般的党风廉政建设调查的对象都只限于公众，“勤廉满意度调查”为什么还要调查企业家？

    曹萍：通过调查公众的意见，的确能得出对工作的一般性评价。可是，公众不可能掌握所有信息，与企业家相比，他们存在着信息死角。这就需要依靠调查企业家，对公众调查进行补充，从而实现在完整的信息基础上的评价。

    廉政民调，企业家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对象群体。在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调查中，企业家的评价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昆山是一个经济发达、企业众多的地方，企业与政府打的交道可以说是方方面面，这就使得许多企业家能够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昆山的党风廉政建设现状，为他们的评价打下基础。

    以前有人指出，企业家非常繁忙，没时间也没有意愿参加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调查；还有人认为，企业家一般只关心政府的经济、税收政策，对党风廉政建设关心得比较少。然而此次调查的实际情况证明，企业家有着比较强烈的参与党风廉政建设调查的意愿，对于当地的干部勤政与廉洁状况，他们也非常关心，甚至视为企业发展环境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中国青年报：领导群体算是体制的“内部人士”，你们这次也调查了，这会不会有自己人评价自己人之嫌？

    曹萍：有人说有，但我看没有。在我看来，在了解党风廉政相关信息方面，这些“内部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他们中的有些人还非常愿意表达意见。不瞒你说，调查中我就被抽中了，而且我还完全按照我个人的意见回答了全部问题。我有一位同事，接到调查电话后觉得很别扭，索性就谢绝了。我知道后对他说，你也是纪检干部，对现在纪委的工作肯定有很多想法和看法，既然有，为什么不接受调查呢。而且我们要说的是实话，又不是假话，没什么可难为情的。

    说来这里还有个曲折，在最初的研究设计中，我们计划要调查公众、企业家与意见领袖三大群体。但是在调查过程中，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之前所定义的意见领袖成员，包括当地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与教育机构负责人等，并非传统意义上与政府保持距离、具有独立见解的意见领袖，他们的意见和观点具有很强的“体制化”色彩。随着调查的推进与数据分析的深入，这种特点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于是，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我们在进行多轮头脑风暴后，一致决定把原来研究设计中的意见领袖群体的标签，改为更符合实际情况的领导群体。别看这只是一个修改标签的小举动，它不但在国内同类研究中尚属首次，也对我们的后续研究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在公众之外，对企业家、领导群体进行调查，并不是想增加几个调查群体这么简单。如果将公众视为社会力量的代表，将企业家视为经济力量的代表，将领导群体视为政治力量的代表，对比这三类人群的调查结果，我们就能从政治、经济、社会这三维立体的角度深入分析当前的反腐倡廉形势。

    中国青年报：一般理解中，纪委进行的调查都以廉政为主要内容。为什么你们的调查问卷中有近三分之一的问题是关于发展和勤政等廉政之外的内容？

    曹萍：进行党风廉政方面的调查，如果只把研究聚焦在廉政问题上，对其他问题视而不见，很容易走上狭隘化的道路。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大多数受访者的认识中，干部廉政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因素，它与干部的勤政状况、当地的发展状况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想要准确分析影响廉政变化的因素，就必须将它放在勤政与发展的背景下分析考量。这也是当初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的方案最为我们看好的因素。

    另外，虽然党风廉政方面的调查是由纪委主导的，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它只能为纪委的工作服务。从现在纪委的地位与职能来说，它首先是党委、政府的监督者，同时也是党委、政府工作的辅助者，应该在不影响监督职能的情况下，为党委、政府分忧解难。对应到此次调查，针对今年全国经济下行、企业经营困难的问题，在调查企业家时我们就专门设计了一系列关于企业困难与所需帮助的时点指标（为测量民意对政府当期主要民生举措的认知、认可程度和对政府当期作为的满意度而设置的指标——编者注），了解企业的实际生存状况，为党委、政府的经济决策提供事实依据。

    昆山就像一只麻雀，为了全国反腐倡廉工作的推进，我们愿意率先“解剖”自己

    中国青年报：此次“勤廉满意度调查”结果如何？

    曹萍：总体来说，三类受访者对于昆山当前的发展状况都表示非常满意，相对来说要高于他们对干部勤政状况与干部廉政状况的评价。也就是说，昆山当前的发展受到了各类受访者较高程度的认可，但同时受访者也指出了昆山当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在未来能够解决，受访者对干部勤政状况与干部廉政状况的评价提高，昆山就将朝着基本现代化的发展之路迈进。

    中国青年报：您觉得调查结果客观吗？

    曹萍：我认为很客观。就拿反腐宣教这项工作来说吧，这一年多来，反腐宣教一直是我们昆山纪委工作的重点之一，我们组织了“鹿城清风”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干部任前廉政法规知识考试、节日发送廉政彩信、“不贪为宝”书画展、廉政小小说全国征文等一系列反腐宣传教育活动，实现了月月都有反腐宣教新活动。结果在此次调查中，不管是公众、企业家，还是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领导，他们对反腐宣教的评价都非常高。这就说明，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你做了，他们一定会给你一个中肯的评价。

    中国青年报：你们如何运用这项调查的结果？

    曹萍：目前，我们已经将这项调查的结果与纪委日常的作风效能考核相衔接，使其在考核中占有一定分值。下一步，我们计划将这项调查的结果运用到干部的任用上，对干部产生真正的“硬约束”。

    按照规定，纪委应对干部进行日常教育、监督、管理，但在实际工作中，纪委缺少抓手，使得工作针对性不强，不痛不痒，缺乏实效性。在“勤廉满意度调查”常规化后，纪委就能够对干部的廉洁作风进行长时段的有效监控，在干部教育、监督、管理中能够抓住实质性问题，有针对性地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干部队伍存在的突出问题，让百姓真切地感受到党风廉政建设的成效。

    中国青年报：“勤廉满意度调查”对纪委自身的工作有着不小的推动吧？

    曹萍：何止推动，是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变化。首先，它给纪委工作提供了抓手，指出了方向。现在的纪委工作可以说管得很多，但越是管得多，越觉得工作缺乏抓手。在“勤廉满意度调查”的帮助下，纪委很容易就能从调查对象那里了解当前腐败集中领域、问题集中部门等反馈信息，从而提高反腐工作的有效性，提升群众对反腐工作的满意度。

    其次，推行“勤廉满意度调查”有助于纪委的反腐战线前移。当下存在着一个悖论：人们认为纪委就应该办案，而且还要办大案；可另一方面，每当某些大案被曝出时，一些人却将责任推在纪委的身上，指责纪委没有履行好监督干部的职责，竟然能让这样的干部身居高位。正是在这种悖论中，基层纪委经常处于被动地位。想要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就应该将纪委反腐的战线前移，充分发挥纪委预防腐败的作用，使纪委的作用不能只是在等到干部东窗事发的时候才显现。这就需要大力推进反腐倡廉的民意调查工作，让每个公民都变成反腐监察员，及时发现干部中存在的腐败苗头。

    许多人一直有一个疑问，行政机关不作为或者乱作为，有纪委问责，那么如果纪委不作为，谁来问责呢？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特别好的回答。但是如果将“勤廉满意度调查”制度化、例行化并强制化，这个问题就会得到比较好的解答，因为让老百姓了解纪委的工作、评价纪委的工作，本身就是对纪委最好的监督。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昆山的“勤廉满意度调查”对全国反腐倡廉工作有什么意义？

    曹萍：昆山在江苏率先建成全面小康以后，如今又率先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正是因为它处在全国领先的发展水平上，它会遇到许多其他地方还没有遇到的问题，也包括反腐倡廉方面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进行“勤廉满意度调查”，深入研究昆山当前的腐败状况与反腐败形势，对于全国那些现在还未达到、未来有可能步入昆山当前发展阶段的地区而言，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至少可以让他们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少走弯路。在这种背景下，昆山就像是一只麻雀，为了全国反腐倡廉工作的推进，我们愿意率先“解剖”自己。

    中国青年报：此次调查中有没有具备宏观意义的发现？

    曹萍：调查设计中，我们区分了公众、企业家与昆山领导群体三类调查对象，对比这三个群体的调查可以发现，公众、企业家两群体在几乎所有指标上的评价都明显低于昆山领导群体。

    这一发现说明，相比于公众和企业家群体，不论是在发展、勤政还是廉政领域，领导群体的评价都普遍较高，对实际状况的判断也更为乐观。由此可见，在干部的勤廉等问题上，领导干部的自我反思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提示党和政府，想要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改正自己的错误，必须依靠社会力量。我们进行的“勤廉满意度调查”就是在这方面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