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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持编写的《2012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发布。报告认为，虽然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但扩大的趋势已然减缓，收入差距面临缩小拐点。根据之一是最近两年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比系数持续下降，从2009年的3.33下降到2010年的3.23，2011年进一步降至3.13。同时，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在缩小。这让迫切期待在党的十八大报告精神引导下走向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的国人不禁眼前一亮。
在公众心目中，我国当前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实际情况和百姓感知是否存有差距？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和民意中国网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776人参与），65.0%受访者感觉当下社会整体收入差距“非常大”，29.4%受访者感觉“比较大”。
但当问及老百姓对身边人群贫富差距的感觉时，结果发现明显低于他们对社会整体贫富差距的认知：感觉自己周边人群贫富差距“非常大”的，仅为42.2%，比感觉社会整体收入差距“非常大”（65.0%）的比例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
一些媒体报道的片面性加剧了贫富对立
本次调查显示，高达94.4%的受访者认为，当下社会整体收入差距大。这一认知主要依据依次为：周围人群消费水平差距的感受（66.7%），底层百姓生活困顿的感觉（61.0%），富人炫富的刺激（47.9%），媒体报道的印象（29.1%），相关统计研究报告显示（26.7%），直觉（17.4%），人云亦云（4.9%）等。
“打开互联网，经常看到富人一掷千金、豪奢炫富的新闻，我也知道这些是极端事件，但看得多了，就觉得这个社会两极分化太严重了。但要真说起来，身边人群消费水平其实也没多大差异，无非是背地摊上买的包还是LV包，开捷达还是宝马的区别，价钱是差很多，但使用效果差不多。”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陈女士说。
曾有媒体研究人士指出，“主流价值观缺失的当代社会，媒体最关注性、暴力和财富。”确实，近年来，网络媒体首页上，总躲不开富人、豪车、名包、会所、上流社会、贵族生活等惹眼热词。这种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奢华，日积月累地刺激着人们的贫富感受。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和改革开放前相比，今天的贫富差距确实拉大了许多。正是在这种比较下，人们的感受特别强烈。而有些媒体为了吸引更多“眼球”，也经常选择一些极端事例刻意炒作，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这类信息确实能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
如今，新媒体更日渐普及，其自身具有的即时性和交互性不断强化，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传播优势。但一些新媒体在信息选择和传播上，与比较重视社会责任的传统媒体比，容易更专注负面新闻、花边八卦，也更热衷渲染炒作，甚至屡屡出现张冠李戴乃至与事实相违的问题，很少顾及这样的信息会加剧公众的普遍焦虑和道德愤慨。
曾有一位网站编辑自曝，他们挑选的新闻，只要有官、富、弱势群体等字眼，就一定有高点击量和高回复量，为了眼球效应，网络新闻编辑们经常会有意无意强化这种社会情绪。
去年12月，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因为当事人双方的身份不同，被媒体贴上标签，进而引发了一场“奥迪与三轮”的贫富对峙争论。“电影学院‘奥迪男’打死清洁工”成为某网站转载这一新闻时用的标题。很快，“奥迪男”成了涉案男生的标签，许多人在警方尚在调查时便口径一致地声讨“为富不仁”的奥迪学生。
本次调查显示，48.3%的受访者认为，一些网站或媒体刻意突出贫富对立、扭曲事实的新闻炒作，影响了其对社会真实状况的判断。
“媒体在仇富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少数富人为富不仁的现象被媒体广泛报道，让老百姓对富人有了越来越多的成见。
弥合贫富鸿沟，媒体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唐钧说，不是说媒体不能报道富人、穷人极端的生活状态，而要把握一定的原则。“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除了描述上的真实，还要探究原因上的真实。媒体的责任，一定不是帮有钱人炫富，更不是引导人民仇富，媒体应起到的作用是沟通，各个阶层的人都有权利认识底层人或富人是怎样生活的，并且都有责任去帮助改变底层人的生活状态。”
在本次调查中，63.1%的受访者确认，当下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过度关注穷人、富人这两类“社会少数人”的极端信息，但却加大了“社会大多数人”的焦虑。
芮必峰认为，负责任的媒体就要既反映问题但又不失分寸，要考虑报道以后的社会效果。“分寸的把握不是说隐瞒事实，而是要注意刺激性语言的使用和夸大的东西连篇累牍。”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认为，媒体的主要任务就是实事求是反映问题，真实地传递信息，引起老百姓关注，形成舆论，进而对政府部门形成一定压力，让政府想办法解决问题。
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有许多媒体在客观报道社会事实、履行舆论监督职责的同时，也在积极发起很多公益行动，致力于改善贫困人群的生存状态，尤其是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比如“免费午餐”，还有他和其他媒体人今年共同发起的“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项目。
邓飞认为，媒体做公益有其特有的优势。“我是一个媒体人，多年的深入基层采访，让我更了解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也更容易发现贫困人群的问题。而且，媒体人做公益也更容易动员其他媒体参与报道，让公益项目更深入人心。”
据了解，由于媒体大力支持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参与，“免费午餐”行动获得了全社会广泛认同，半年时间内就筹款3500万元。后来，中央政府投入160亿元，地方政府配套200多亿元，为全国很多边远山区及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解决了免费午餐问题。
“我们在报道社会问题的同时，要行动起来，让政府看见人民的心愿、诚意还有效率，然后政府和民间携手，共同去实现一个公共政策的大规模改变。”邓飞说。
本报记者 王俊秀 严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