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采访大人物

    美国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到清华大学演讲，迟到了40分钟。主持人眼看时间不够，有点着急，催着他“拣重点讲”。

    阿内特像那些不守时的大牌电影明星一样，不紧不慢地先拿出相机拍照留念，然后眨着眼睛慢悠悠地说：“我做了45年战地记者，经历过23场战争，这都还没讲呢！”

    在45年的记者生涯里，阿内特采访的几乎全部都是大人物——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就连参加晚宴，他也抢着跟电影明星查理·卓别林聊天儿。到了1991年，他自己也成了“大人物”——站在巴格达酒店阳台上，他对着镜头宣布，“战争开始了”！

    “我刚当上记者的时候，做梦都想出名，想拿奖。所幸我在32岁就拿了普利策奖，那个最大的奖。从此以后，日子就好过了。我只要告诉别人，我是彼得·阿内特，一切就会迎刃而解。”今年78岁的阿内特在上周五演讲时说，站在讲台上的他穿着笔挺的灰色西装。

    阿内特说，工作中他“从不愿意采访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如果稿子里实在需要，他就“会派别人去采访”。在清华大学的讲座上，他瞪着眼睛，声如洪钟地给出建议，“你们如果要做记者，一定要到大机构去，去采访大人物，写大稿子，才能尽快赢得名气，获得机会去采访更大的人物。”

    不过在出名之前，阿内特也只是一个新西兰小镇建筑工人的儿子。他没有读过大学，高中退学后就在当地一家小报做记者，每个月拿的工资少到连房租都交不上，还要常常挨上司的斥责，批评他是个“不会写稿却要当记者的笨蛋”。

    “我没有办法忍受中规中矩的平静生活。我的朋友花15年买了一栋房子，生了一群孩子，有一个平静的家庭，可那不是我想要的。我的生活要充满挑战，每一天都有神秘的冒险，能够见识大事件和大人物。”阿内特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于是，他应聘成为美联社兼职记者，主动要求报道发生在老挝的军事政变。为了能够冲破军事封锁，当时26岁的阿内特把稿件塞进塑料筒里，用牙齿咬着它游过上千米宽的湄公河，到邻国泰国发稿，每周大约要来回三四次。

    一心想要尽快出名的阿内特“随时都会开始采访，一口气采访10个小时也没问题”。1966年，阿内特因为在越南战争中的报道获得普利策国际新闻报道奖。

    然而，由于阿内特的报道往往与美国军方立场相悖，他的可信性经常遭到官方的质疑。阿内特数次被辞退。

    即便美国政府和军方反驳他“在伊拉克战争中报道不实”，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出版的书里批评他是“伊拉克政府的宣传工具”，他依然坚持表示，自己的行为是“为了保护真相”。

    这个备受美国政府指责的记者做过的最令他们头疼的事，莫过于采访基地组织头号人物本·拉登。1997年，当基地组织的“9·11”事件计划还在酝酿中时，阿内特和CNN的同事一道，采访了这个已经被美国和英国的情报局确定为“全世界最危险的人”。

    为了这次采访，阿内特准备了整整三个月。他被要求反复用消毒水洗手，还要戴上蒙着黑布的墨镜，坐上车窗全都挂着厚厚垂帘的小巴车，绕着盘山公路走进阿富汗山区，每过一个关口，都要受到四五个人的搜查。

    终于，在一间半山腰上用泥土堆砌成的小屋里，等了接近一天时间的阿内特看到，满脸胡须的本·拉登用AK-47突击步枪顶开门，他穿着白色长袍，外面还罩着一件迷彩战斗夹克。他长得又瘦又高，大概有1.9米，包着白色头巾的头几乎要撞上天花板，“像是一朵黑压压的云飘过来”。

    “刚开始的时候，不管从外貌还是言语，我都觉得他不像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物，反倒像是在附近的巴基斯坦宗教学校见过的穆斯林牧师。”阿内特回忆说，“但当采访开始，我渐渐感受到他的强硬，整个采访期间他一直侧拥着AK-47步枪，就像拥抱自己最喜爱的孩子。”

    面对这个基地组织头号人物，阿内特既没有愤怒也没有恐惧，他平静温和地问他：“你已经宣布了针对美国的‘圣战’，你为什么想要杀美国人？”

    “因为美国政府犯下了丑陋的罪行，是不公正且罪孽深重的。”本·拉登回答说，虽然不时还会轻轻咳嗽，但语气强硬冷酷。“任何一个美国人都不能免责。”

    这条新闻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整个美国都把注意力转移到世俗的娱乐消息上，关心类似辛普森的琐碎事，却毫不担心来自遥远山区的那个长胡子、目光冷酷的不知何人的恐吓。”他说。

    采访过后，本·拉登还邀请他和摄影师一起喝茶。阿内特继续问他，“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本·拉登的嘴角露出微微的笑容，他继续用温和的口气，眨着眼睛回答说，“到时候你就会在新闻里看到了。愿真主保佑。”

    2001年，“9·11”事件发生了。阿内特的采访录像也被重新翻出来，这段对话让他声名大噪，成为全世界第一个采访这个身居山区恐怖分子头目的西方记者。

    “等到我死了，要是能在天上碰上本·拉登，我真想再采访他一次。”阿内特在演讲中忍不住补充说。

    他的名气让他在工作上少了很多障碍，他约得上所有他想约的采访。在海湾战争爆发10天后，他就专访到了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他形容萨达姆像个“好莱坞旧电影里的拉丁情人”，就连去见萨达姆之前的安全检查，阿内特忘带了漱口水，都能嘻嘻哈哈地跟搜查员开玩笑，“过一会儿我不跟萨达姆接吻，这样可以了吧！”

    在长达4个小时的讲座里，他走马灯似地讲述了23场战争，却很少提及战场的危险。他说，自己还是在28岁坐飞机去越南的时候，在小册子上第一次读到，战地报道是件危险的事，“有时候，你发现自己正处在战斗之中，你应该表现得像个战士，竭尽全力活命，不要受伤”。

    但事实上，死亡离他并不遥远。1967年在报道越南战争时，为了能够尽快把采访内容发出去，他不得不寻找最早出发的飞机离开，而那是一班装载着尸体袋的飞机，袋子里面装有100具死难士兵的尸体。作为“唯一活着的乘客”，阿内特坐在货舱前部，看着袋子里的血水一点点渗出来，当飞机开始急剧倾斜下降时，这些粘稠的液体甚至淹没了他的脚踝。

    “我觉得我大概是全世界运气最好的男人了，我报道了23场战争，可我连个脚都没崴过。”他笑嘻嘻地说。

    如今的阿内特虽然左耳戴着助听器，但跟人聊天儿的时候，他还是不得不扭过头去用右耳才能听到。他的手背长着星星点点的老人斑。已经谢顶的他把头发全都染成发亮的黑色，但是靠近头皮的地方，白发还是没能藏住，露了出来。

    当有媒体邀请他再次奔赴巴格达的时候，已经70多岁的他决定“逃跑”。他的中国朋友邀请他来讲学，而他也在网上发现，汕头是个“有海鲜的中国南方小城”，于是拿着邀请卡，从炮火连天的战场来到了温暖湿润的南部城市。

    刚到汕头大学的时候，他在给女儿的邮件里写道：“早上7点半，我走去上课，浓雾萦绕的校园和旁边的山丘，让我联想到中国水墨画里经常出现的一幕——群山环绕的乡间，孤独的旅人走向山谷对面的家乡。当我跨过荷花池上的小桥走向新闻学院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

    在结束了整整一天的演讲后，阿内特还会耐心地站在讲台后面，侧着耳朵跟听讲的学生聊天儿，声音洪亮地说着自己在23场战争中的经历，丝毫没有疲惫的样子。

    “每个人都跟我说，‘你肯定累了，要不要休息一下’，我可一点都不累！我还没打算退休呢！”阿内特说。“如果有机会，我真愿意重头再来。我真觉得这一切都是恩典。说不定下次见到我，我可能又回到了巴格达呢！”

    在那里，阿内特曾经是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唯一一个被允许留在伊拉克的战地记者，全世界只有盯着他的一言一行，才能知道巴格达发生了什么。

    他穿着蓝色毛衣，一手拿着电话，一手扶着酒店阳台把手，躲在拉着窗帘的玻璃门后面看着眼前的这座城市，正在被燃烧着的炮弹夷为平地。

    阿内特冲着话筒，向世界宣布：“巴格达上空闪过燃烧的炮弹，像是吓人的闪电，天空亮如白昼，战争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