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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着，最后，一些基础学科的优秀研究生选择了现实，退却了。是不是其他选择这条路的同学也要警惕？
因为很多人从小都有科学家梦。
谁都知道，在成为科学家的过程中，没有搞金融、IT等行业会有那么快那么丰厚的回报。科研之旅，本身就是充满艰辛与寂寞，在黑暗的道路上摸索的道路。
但是，做哪一行不需要勘破这种种迷茫，最后找到光亮和方向的呢？通过这篇报道，我们看到了从事基础学科研究生们的真实困惑，但不是说要让年轻的有天分的同学就此止步，而是希望以此引起教育科研部门的重视，给摸索前行之路的年轻科技工作者的生活更多的保障，唤起更多的人能鼓励、支撑他们渡过心理上的难关，帮助更多的优秀科研工作者在各自的领域能安心坚守。
由于一个最优秀的博士生放弃科研，选择去当中学老师，66岁的中科院数学所教授程代展一夜无眠。他追问：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
6天后，程教授口中的那名学生作出回应，讲述他为什么逃离科研。原因有二：一是累，二是没能力。“其实很简单，唯一的原因就是没兴趣了。没兴趣还算个比较中性的词的话，我其实可以说我已经厌恶科研了。”
从中科院物理所博士毕业、转而做科研管理的吴宝俊也自称是科研的“叛徒”，在他看来，在家庭、社会、自身的多重压力下，一些年轻人逃离科研的原因，是身体、精神、理想三个方面的过度透支。
科学家的梦想，看上去很美
在斯坦福大学读了两年博士以后，潘文颖在想，如果现在让自己重新填一次高考志愿，还会选择基础学科么？
“我不知道。”她说。
看了程教授的博客，她也回忆起了自己的10年科研历程。从在高考志愿上填报清华大学化学系开始，潘文颖周围就“充满了劝退和唱衰的声音”，家里为此还召开了紧急会议。但她仍然坚持。直至现在，她还记得，刚入大学时寝室里4个女孩儿熄灯夜聊，竟然有3个的偶像都是居里夫人。4年后，潘文颖本科毕业。这3个同学，一个转去读了金融研究生，另一个转去读了医学博士。班里的8个女生中，只有两个将来或许会做和科研相关的工作，其他都在不同的时间点改了行。
做一名科学家，曾是很多80后的梦想。“从小学教材里，我们知道了一种叫做‘科学家’的人，他们是崇高的、纯粹的、追求真理的、造福全人类的。”潘文颖说。然而，直到她开始亲身去做科研之后，才渐渐明白：“如果喜欢看电影，你未必要当演员；如果说科学本身是很美的，那么在每天做科研的过程中却未必能够体会到这种美。”
钟一然（化名）即将从一所重点大学的物理系博士毕业，他的同学大都做着两手准备：有的考了CFA、CPA，有的在基金、券商实习，有的在面试咨询公司，也有打算去中学教书的。在国外读博士的同学也纷纷读了一半就转到其他的学科，或者拿到硕士学位后，转身去了华尔街。
“科研的道路看不到头，博士毕业要做博士后，一个博士后流动站只能待两年，如果没有大学聘用你，就得不停地换流动站继续做，很多人做了七八年，也找不到教职。”钟一然说，一方面是科研的枯燥和疲惫，另一方面是高薪工作的诱惑，放弃科研再正常不过了。
逃离科研的学生，并非个例。
北京一所著名高校数学系的就业助理分析发现，如果仅从研究生的就业去向来判断，数学系很有可能会被认为是金融系。在硕士毕业的25名同学中，有11名进入了金融领域。
根据上海某“985”高校数学系连续两年的就业数据，数学系的硕士生中，有超过一半进入金融行业。博士生中，虽然在高校、科研院所工作或继续深造的仍占多数，但毕业后放弃科研的也越来越多。
项目的压力，使得学生必须多快好省地干活
都说科研苦、科研累，到底有多累？
吴宝俊将中科院内大部分研究生的生活形容为“7-11”：一周工作7天，每天11个小时。
很多导师要求学生每天早上八九点就到组里，中午休息一两个小时，晚上一般到10点才能离开，至于周末，则是开组会的大好时间。在校园里，不到吃饭的点都见不到什么人——其余时间都“宅”在实验室里。
在中国的绝大多数高校和科研单位中，教员的工资都可以“忽略不计”。2004年回国、进入一所著名理工科高校任教的刘丹（化名）记得，自己当时的工资是税后1600元，8年过去了，他先后带了几十个研究生，但每月工资条上的数字仍然只有2300元，但这些研究生的津贴都得由他来掏腰包。
因此，科研走的都是“项目养人”的路子：导师的收入靠项目，给研究生发津贴也得靠项目。
“要顺利完成一个项目，才能接下一个项目，所以压力很大，就必须多快好省地干活。年轻人自然工作强度很高。”吴宝俊说，随着大学的扩招，学生“价格便宜，量又足”，遇到有的“变态”导师，把学生当做廉价劳动力，“把女研究生当男研究生使，把男研究生当博士后使，把博士后当牲口使。”
在有些研究小组里，导师自己也是工作狂，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除了吃饭之外，不许学生有业余活动，不许上网、听歌、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只许看书、做实验。导师们把勤奋当做取得成绩的第一要素，并期望通过这种工作方式染指诺贝尔奖级别的工作，或者至少能评个院士。“很多教授还没拼到能做出诺贝尔奖级别的工作，自己就先过劳死了。”吴宝俊说。
学生不但要帮导师做科研，还要帮导师做私事。
在中部一所“985”高校数学系读博士的李浩说，导师申请基金、填表格、报账、组织活动会务等，统统都由组里的研究生负责，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帮导师修家里的电脑、订餐甚至接送孩子。
“让研究生给导师干私人的活，这是不对的。”吴宝俊说，这既涉及到导师观念的问题，也有制度上的缺陷。欧美的研究组都有工作量的规定，一到下班时间，导师自己也雷打不动地回家，至于让学生去家里修电脑，那是要按小时计费的。相比较而言，中国教授和学生天天在实验室加班，使唤学生的现象非常普遍。
精神和理想的透支，一些人就撑不住了
除了身体上的压力，研究生更要承担精神和理想上的压力，以及对自己所追求事业的怀疑。如程教授的那名学生所说：“比体力累更重要的是心累。”
“科研做起来很郁闷，没日没夜地重复实验、改进实验条件，一开始收效多，但边际效应是递减的。”钟一然说，往往是越做越枯燥，越做越没信心。
当潘文颖开始做科研后，她就问自己，这是我在懵懂少年时代的初衷么？
曾经，她向往的是一种拥有“思维乐趣”的生活。但现在她发现，做科研，细分到每日的工作，其实都是在做技术。说是在寻找某个原理，而实际上，可能有半年时间都是在不厌其烦地重复实验，优化实验中的各个参数；说是在破解人类基因组和某个疾病的关联，其实好几个月都是在调试一个计算机程序。
读博两年，成了她“从出生到现在内心最孤独、最苦闷的两年”。她觉得，自己对除了科研以外的事情，都失去了兴趣和闲心。每天的生活就是起床，去实验室，与电脑相对无言一整天，然后回家吃饭，继续面对电脑几小时，关掉电脑睡觉，有时候觉得一天都不需要说话，很长时间都感受不到外界的反馈，也感觉不到成就感。
在小时候的想象中，潘文颖觉得科学家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他们就像牛顿所说的一样：做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偶尔拾到一颗光滑美丽的石子。
真正做了科研，她才明白，从19世纪科学在欧洲兴起时，就是一批有钱、有闲的贵族的业余爱好。20世纪以后，科学研究变成了一种职业，像是一项有目标、有计划的规模化生产，同别的任何一种谋生手段并无两样。科研需要隔三差五地申请科研经费，定期接受进展审核，按时发表规定数量的文章，实验室的教授也像是一个小企业的经营者。
“于是那个在海边的小孩，不再是因为偶尔捡到块石头而惊喜，而是被告知今天太阳落山之前必须得捡到多少块石头，否则就没有饭吃。”
在吴宝俊看来，之前几代教授们有着一种传统思想，认为年轻人就应该一周工作7天。你只要是去谈恋爱了，K歌了，和同学聚会，都属于不务正业，要被批评。因为现在很多四五十岁的教授在他们年轻时就是这么被导师要求的，所以他们也这样要求他们的学生。
“一个学生，没日没夜地加班，发了这么多文章，却并没有让他和他的家人生活得更好。此时，他只能再动用自己理想的力量，说服自己这么做是值得的，现在没有回报，将来肯定会有。”吴宝俊说，这时候他的状态，就是一种精神和理想上的透支。这种透支，可以坚持一个月，两个月，说不定也可以坚持一年，甚至两年，但总有他撑不住的那天。“那一天，可能就是他彻底离开科研的日子”。
导师不要把学生当成自己附属的脑袋
不少网友纷纷给程代展教授留言，说年轻人也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利，应该尊重他的意愿。
刘丹就觉得，程教授用手把手、师傅带徒弟式的方法来教学生，反而会扼杀学生的兴趣和创新，以为给他们规划好的路是阳关大道，但他们的兴趣点可能并不在这。“我最反感的是把博士变成自己附属的脑袋。老一辈的科学家很多都这样，导致学生读博士时发的文章非常多，但到了工作中，过了好几年都不能独当一面。学生不应该在老师的头脑框架中做事情，而是要独立思考、发现问题，用和导师完全不同的思路去解决问题。”刘丹说，自己以前看到一些非常优秀的学生不读博，也会痛心，但现在他不劝他们了。“我们作为导师，只能给予建议和指导。成功不是只有一条路，要尊重个人的选择，如果他当了中学老师，能够给学校带来不一样的教学思想，影响到更多的学生，也能发挥能量。”
程代展也在反思，他觉得，自己的最大错误就是把学生当作了自己的替身，盼着自己没有实现的人生梦想能在他身上实现。“他是有血有肉、有个性、有想法的年青人，我却把他当作自己的创造物。我觉得我对他倾注了无数心血和真诚的爱，实际上也许我却成了说一不二的暴君，强迫他按我的意志去念书，去做研究。也许正是这个让他厌倦了科研。”
程教授给那名学生发了个邮件，告诉他不管最终选择如何，都会支持他。
但与此同时，程代展坚持认为，一个博士生去当中学教师，是一种教育资源和人力的浪费。他仍然期盼，这名学生能后悔得早一点，回到科研的道路上。“如果只是为了舒适的生活而放弃对理想、事业的追求，我无论如何不能赞同。年轻人，应当去追求最艰苦，却能让你的生命最闪光、最灿烂的那种事业。”
有过类似经历的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张海霞，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一天，在中关村一个著名的培训学校，她发现在橱窗里最显眼的位置竟然贴着一名研究生的照片和大名——这个学生是她亲自推荐保研的，但在不知不觉中，他竟然成了这所培训学校的校长！
失魂落魄了一会儿，张海霞接到了这名学生的电话：“老师，刚才员工打电话来啦，我一猜就是您，这些年没有机会向您汇报，我现在也算是为教育作贡献呢！”
那天晚上，她彻夜难眠。这个学生一直是奥数、保送等功利教育的受益者，大学时也一直在给人当奥数的辅导老师。“一个多么好的苗子，可是他却早早地把自己抛弃了，用他的聪明才智做着一些可以称为‘教育的囊肿’的事业。”
她的另一位非常聪明的学生，一直有着出国深造的理想，也顺利拿到了去美国TOP5大学读博士的OFFER。“闲着无聊”时，他报考了某银行研究生院，没想到考上了。这名学生权衡之下，选择去这家银行的研究生院。张海霞听到有人称赞这名学生为“考神”。她却很气愤：“我不希望他成为考神，而是希望他成为一个科研的战神。”
“要成为有价值的人，关键是你的能力、你对自己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贡献要匹配。不是说中学教师没价值，而是有很多人可以把中学教师做的很好，而你完全可以做他们做不了的事情，对社会更有贡献，但是你不去做了，这是问题所在。”张海霞说。
她认为，导师对此也是有责任的。很多老师从不关心学生的思想，不了解他们的困惑和迷茫。作为老师，不能只教给他们知识，为他们规划好所有事情，而是要让他们学会思考，从研究的过程中感受到快乐，发现自己的价值。
“学二代”、“富二代”做科研更好？
钟一然说，很多博士毕业放弃科研的人，的确都是因为父母的压力。
在吴宝俊读理论物理的10年里，几乎每个人听到他的专业名称后都必问三个问题：1、理论物理有用吗？2、选这个专业好找工作吗？3、你读理论物理，你的爹妈谁来养？
对这三个问题，他的答案只能是：1、没用。2、不好找。3、没法养。
“做科研就怕后院起火。”吴宝俊说。在他的同学和圈内好友中，能坚持科研的大多是“富二代”、“学二代”，或者既是“富二代”，又是“学二代”。
吴宝俊说，有很多教授，不理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总是谈钱，觉得自己年轻时才拿100多元工资，但是照样做科研做得很开心。但两代人的经济压力是不一样的，上一代人尽管穷，那时房价、物价都没这么高，单位分房，大学也没有扩招，竞争压力小，读完博士就能留校或者有好工作。“现在的年轻人，上来就是300万元的压力，如果你没房，在北京有一半的女生不愿意嫁给你。”
“年轻人从上大学开始，一直到读完博士，正是价值观形成的时期。”吴宝俊说，年轻人对外面的世界有好奇心，而且越聪明的人好奇心越大。如果他从大学开始就一直跟书本打交道，到了研究生期间，他肯定会有欲望去尝试不同的生活，看看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做科研本来就单调，家里人再不支持，思想就会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突破了底线，就去尝试别的生活了。
在吴宝俊看来，很多普通的父母都有一个观念：读博士一定要比读硕士挣钱多，读硕士一定要比读本科挣钱多。砸锅卖铁供出来一个博士，他们期望能有经济上的回报，觉得一年挣不了50万元是不可思议的事。结果，发现别人家的孩子读了本科、硕士，出来一年20万元，自己的孩子读了博士，出来一个月只有几千块，就接受不了。
因此，没有经济压力的人往往更能集中精力、心无杂念地做科研，同时，他的父母、家人也要有一定的眼光，能够欣赏这个行业的价值。普通老百姓家庭或者农村家庭出身的，则更容易放弃。“最好是既有钱，又有天赋，家里又支持。如果父母要靠你养老，兄弟姐妹要靠你支援，从小向你灌输的理念就是赚大钱，那肯定做不了基础学科研究，即使读到博士，最后还是会离开。”
刘丹在和很多美国教授交流时，对方告诉他，10年前，最好的中国学生和印度学生都争着去美国读博士，但现在，愿意来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了，因为随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学生本科、硕士毕业也可以找到不错的工作，读书毕竟是个苦差事。
科研是一个神圣的、创造性的行业，理应得到更好的保障
“可能等到10年、20年后，读过书的人都做了父母，他们的孩子要选择科研的时候，他们就会支持了。”吴宝俊觉得，这是一个短暂的历史问题。由于过去几十年历史的原因，造成大部分人受教育程度低，看不到知识的价值，所以不能理解他们的子女选择科研的道路。而在美国、欧洲，一个医生可能祖上都是医生，一个做物理的好几代都是教授。
“做科研和教育，都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走科学研究的道路尽管表面上说不论贵贱，只要有天赋、足够努力就能做，但越穷的人受到的压力越大。在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从一穷二白到复兴崛起，中间总有一两代是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的，因为要做科学家的理想不是凡人的理想。”吴宝俊说。
在许多人放弃的同时，也有人仍然坚持着理想。张宝（化名）即将从数学系博士毕业，在毕业答辩中他获得了第一名，却选择继续做博士后。在读硕士的时候，他“随便考考”就考过了5门CPA，也在基金、券商都实习过，最终，他觉得公司的环境不适合自己。
“我还是向往一种自由的生活。相对来说，做科研可以让我不受太多的羁绊。”张宝说。
如程教授的那名学生所说，“如果不是我彻底厌恶了科研的话，我觉得科研这工作挺符合我的，社会地位不低，待遇也足够过比较体面的生活了，关键是极度自由。”
在吴宝俊看来，科研人员的处境也在慢慢改善。2010年，中科院作了一项对学生生存状况的调查，之后便大幅提高了学生待遇。在物理所，现在普通博士生的收入一个月能达到3000元，不用缴税、扣保险金，比讲师的工资还高。博士后的工资则从项目组里出，平均一年8万~14万元，有些能拿到18万元。“在这种情况下，从事科研的人就更有底气了。有了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加上导师观念的进步，年轻人才能安安心心做研究，以后做科研的人，应该会越来越顺当。”
“科研是一个神圣的、创造性的行业，理应得到更好的保障。”刘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