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军事工业是大国竞争的硬指标

    刚刚落幕的第九届珠海航展给国内外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场有39个国家和地区的600余家参展商参加的盛大博览会让人们惊艳不断，尤其是中国作为东道国展出的武直-10、武直-19、“翼龙”无人机等装备更是备受关注。

    外界普遍认为，本次航展是珠海航展由纯粹航空展向航空防务展的转变，中国先进军事航空装备的亮相是中国军事自信的一种体现，更是中国国防军事工业不断发展跃升的一个缩影。

    打赢未来战争的基石

    国防军事工业是包含了几乎所有新兴科技在内的高技术密集型产业，一个国家国防军事工业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整体工业水平，它也被认为是打赢未来战争的重要基石。

    国防军事工业不仅仅事关战争，很多现代民用高科技产品都是由国防军工产业发展而来，比如计算机，它的起源是基于战争中人们对远程炮弹的弹道计算。二战后，美国军方担心，如果仅有的一个军事指挥中心被苏联核武器摧毁，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而设计一个分散的指挥系统非常必要，于是就有了互联网的诞生。如今，互联网不仅是现代战争中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力的最核心载体，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已经离不开它。

    在冷兵器时代，敌对双方几乎不会出现武器代差的现象，一件新武器的发明和生产更多地是在战术层面取得对敌优势。而进入热战，尤其是信息化战争以来，敌对双方在武器装备上出现代差的现象越发频繁。高性能的军事装备使战争节奏短促快捷，使直接交战空间缩小而所涉交战空间涵盖至全域，装备低势能的一方很可能处于纯粹被动挨打的局面。有学者甚至感叹，在未来战争中，高度先进的武器装备也许会使依赖游击战来“以弱胜强”的现象不复存在，也许会使武器之外的诸如军队规模、军人意志等要素更加边缘化。

    军事装备不仅直接影响战争中的敌我对决，在更深层次上，它与军事战略还是彼此牵引的互动关系，一个国家国防军事工业的发展很可能对战争形态的演变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国防军事工业影响军事战略甚至国际战略格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核武器的发明，把核子作为武器是现代军事工业的一个里程碑。“恐怖的平衡”、“确保相互摧毁”等战略理论都是基于核武器的存在，现在以及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核威慑都将是现代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变量。

    冷战时期，苏联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和美国的“空地一体战”作战理论都是基于以坦克作战集群为主的机械化装备而形成的。美国在近年提出了“全球即时打击”理论，这套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强大、先进的航空航天能力之上的，其中由波音公司制造的高压喷气动力驱动的高超音速X-51A“波行者”就是典型代表。

    当然，创新的军事战略和战争需求也会影响国防军事工业的发展轨迹，推助其研发和生产出适应军事战略和战争需求的武器装备。

    正是由于国防军事工业的重要性，世界强国都把它纳入更重要的战略视野。2012年年初，美国出台了新的军事战略报告，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促进国防军事工业结构和能力的调整。美国参联会发布的新版《国家军事战略》中也突出了国防军事工业基础的重要性，指出“必须继续保持技术优势的幅度，确保国家工业基础能够提供部队在任何应急行动中取胜所必须的装备及其规模”。在这样的战略规划下，美国的国防军事工业将未来的重点投入到发展深海能力、开发新型隐身轰炸机、提高导弹防御系统作战能力等方面。

    激烈竞争推助产业发展

    作为国家间博弈的硬指标，国防军事工业向来是大国必争的“高地”，国家间的激烈竞争，也助推和成就了该产业的发展。

    国家间在国防军事工业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纯军事意义上的。因为谁占领了军事装备技术的先机，很可能就意味着谁能够赢得下一场战争，或者在下一轮军事安全的战略博弈中占据更加主动的地位。

    另一个层面则更多的是经济意义上的。现代军贸非常发达，是国际贸易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军贸已经成为一些国家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产业，依靠技术和性能争夺军贸市场份额的竞争也呈白热化。

    正是在这样的竞争推助下，国防军事工业的发展并未因为大的和平环境而呈现低迷或缓和的态势，反而呈现出跃升式发展的态势和一些新趋势。

    世界上的军事强国为了提升本国国防军事工业的竞争力，纷纷出台了积极的举措，最主要有两个大趋势。

    首先是促使产业内部更具活力。由于处于大的和平环境下，战争的直接动力不足，一些国家的国防军事工业出现萎缩或者死气沉沉的现象。为了改善这一现状，大国普遍在本国的国防军事工业内部引进竞争机制，确保活力。例如俄罗斯的《俄联邦国家国防订货法》就规定，军队在武器装备的采购上，由军队的装备部门通过承包商之间的公开竞争来决定选择购买谁的装备。这项法规明确规定：“除动员外，国防订货计划的落实应在竞争的基础上进行。”

    日本为了刺激本国军工产业的向上发展，保证军工产品的质量和效益，更是鼓励企业间的竞争。日本防务部门明确规定，军品产值在企业销售额中所占比例超过10%的军工企业为重点企业，国家会在经费与投资上对这些企业予以倾斜和支持。

    制造国家产业内部竞争不仅保证了国防军工产业的活力，而且淘汰了一批创新力不强、产能低下的企业，通过大鱼吃小鱼，在客观上自然地实现了产业的并购和重组，造就了一些集约型的、超大的军工集团。这些巨无霸式的军工集团在国际市场中也就更具竞争力。

    其次是推动产业的“军民融合”。在保证军事专用的核心部分外，使其他大部分产品尽量采用民品或利用同一设备、设施、规范和标准进行生产，减少不必要的资源和知识浪费。美国国防部就认为，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是美国国防科技战略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振兴美国经济，增强国防整体实力的国家安全战略的组成部分。例如，美国著名的军工企业波音公司现在的民用收入就已经占到总收入的一半左右，这也保证了它可以利用民用项目的稳定收入对军事装备制造业形成补充和支撑。

    成就背后依然任重道远

    中国的国防军事工业经历了一个从一穷二白到令世人瞩目、从依赖进口到立足自主研发的艰苦发展过程。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国际武器贸易数据，2007年到2011年，中国的军备进口下降了58%，在全球武器买家排名中下滑到第四，而在2006年之前的5年里中国一直位居首位。

    目前，我国的国防军工产业已露峥嵘，陆军以99式为代表的第三代坦克形成规模，海军国产新型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批量列装，空军以歼-10为代表的第三代战机成为骨干，二炮部队的“东风”系列战略导弹更是威震四海。尤其是在战略武器方面，如核武、弹道导弹、卫星等领域，我们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但仍应看到，中国的国防军工产业还远不是沾沾自喜的时候，在常规武器方面，例如航空发动机，以及在一些具有创意的军事工艺上，我们还与世界强国有着巨大差距。一些制约国防军工产业发展的局限性因素也现实存在。

    例如，我国的国防军事工业底子异常薄弱。中国在近代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基础，革命战争年代，我们都是靠多流血多牺牲以弱胜强。今天，西方国家的军事进程早已迈入了信息化，而我们的机械化还没有完成。

    西方对我国的封锁也是限制性因素。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把中国作为战略假想敌，在军事工业方面对我国进行严密封锁。而现代高技术军事装备的研制科技含量高，生产造价高昂，一些特殊材料也并非每个国家都有，这使得军工产业的国际合作越发重要。例如，欧洲国家间在军工产业上有着紧密的合作，美日在军用特种钢材、冲压式火箭发动机等高技术装备上也保持合作。

    此外，内部运行机制也还有待更加高效化。当前，我们的国防军工产业还存在竞争低效、科研重叠、创新动力不足等现象，这些都是影响产业快速发展的不利因素。

    （作者单位：解放军某信息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