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核心“零部件” 撬不动整个高科技

    编者按

    当下，在高校流传一句话，一流学生读金融、二流学生念IT、三流学生才读工科。工科生毕业后，也有部分继续逃离工科。这就出现了一种悖论，一方面是网络上“爱国”和“汉奸”的口水战，一方面，国家科技腾飞极其渴求的优秀工科生却供不应求。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告诫世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此语令人深思。如何让中学生的家长支持孩子学工科、工科生大学毕业也能进入国家最需要的领域？教育作为人力资源储备的重要力量，又如何集中优势兵力，攻克关键技术的难关？

    本版从今天起，刊出一组报道“投身工科·一种可以选择的爱国方式”，试图揭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技差距到底在哪里？作为胸怀一腔爱国热血的年轻人又该具体做些什么？

    最近，一篇标题为《难道我们连iPhone也要抵制？》的帖子略显另类——

    发帖人是北京一家科研院所的研究员，他附上自己iPhone4S的图，写道：从液晶面板、闪存、蓝牙到相机模块，背后贴的都是东芝、夏普、索尼、TDK、精工爱普生等日本供应商的logo，还不能说是日本货吗？

    再来看中国担任的角色：iPhone大多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组装，而曾轰动一时的《捕捉苹果全球供应网路利润》的数据显示，每一部iPhone，作为理念设计方的苹果公司可以赚80多美元的利润，掌握关键零部件制造技术的日本公司可以赚20多美元，而作为组装厂的中国只能赚几美元。

    这位不愿具名的研究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发帖是为通过这个形象的例子，让那些一味抵制日货乃至“打砸抢”的人看看，中日科技的差距到底在哪里，而作为年轻人的他们，又该具体做些什么。

    在科技工作者嘴里，有关钓鱼岛的话题总是离不开高科技——精密器械、半导体、微芯片、发动机控件、ABS、安全气囊等看似不起眼的“零部件”，都成了决定科技制高点的核心关键点。

    在一年多以前的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日本在遭受核污染痛苦时，依赖日本核心技术的中国一些相机加工厂也在饱受镜片组配材料短缺的煎熬。

    正是因为这样的差距，在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成了最紧迫的呼声。

    我们能造出人体大的原子弹，却未必造得出一个心脏大的发动机

    就在今年的“十一”黄金周期间，中国彩电市场盘点结果显示，日系品牌大幅衰退50%,家电中韩对垒新格局初成。随后，便有媒体发出“欢呼声”。

    当天，中国社科院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就在微博上“泼了一盆冷水”:“日本制造业经济体是很强大的。索尼、松下、夏普不能代表日本制造的真正水平，尼康、三菱、川崎、石川岛播磨、京瓷这些装备制造企业才是日本制造的象征。”

    这位曾在日本三井财团——旗下有丰田、东芝、索尼、松下、三洋、NEC等知名公司——工作12年的日本问题研究学者，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这场由岛争引发的贸易战，要说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利润的话，莫过于是我们对中日高端技术的差距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4年前，白益民出版了《三井帝国在行动》，书内展现了三井财团在钢铁、汽车、信息产业、石油、核电、高速铁路等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上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战场”。这本揭开日本财团在中国布局内幕的书，被称为日本版的《货币战争》。同时，他在书内重塑了“中国制造”的概念：中国品牌产品的核心零部件如果不是自己的，只能被称之为“Made in China”(在中国制造)，实际上是“Made by Japan”(由日本创造)。

    这引起国人对于中国制造新的认识，尤其是从舆论上，开始较为广泛地对高端制造工业进行观察和反思。一些民间学者认为：中国能造出一个人体大的原子弹，却不一定能造出一个心脏大的发动机。

    这种说法虽然夸张，但也不乏一定的事实依据。

    比如被视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的航空发动机，长期以来都是中国飞机制造的软肋。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支线项目部副部长谢灿军用时间来形容这种差距，“相差20年”。

    这位曾参与我国第一架完全自主设计研制的支线飞机的专家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一市场处于高度垄断状态，特别是运用于大型客机和运输机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市场几乎全由罗尔斯罗伊斯、普惠、通用等欧美巨头集团所掌握，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进口。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位高铁工程师就亲历过一次“差距”：一次动车启动前的例行检查中，他发现控制系统出现故障，只亮灯不走秒，向总部报告后，反馈的解决办法是“待命”，换句话说，“什么也不能做”。后来，他了解到，控制器被系统提供商西门子卸下来，自行拿回国内去修，“我们连看的机会都没有”。

    这也就成了白益民所说的“国外控制关键零部件，中国只是组装厂”。

    “零部件”的制造也是一种创造

    当然，中国也有捡到“零部件”的时候。有学者这样形容其过程：中国的产品升级大多是跟在发达国家后面，发达国家的产业在某一品种上赚足了钱，认为不值得做下去了，就把产品、设备和生产工艺一起转卖给中国，他们仍然掌握关键的零件和原材料供应地，并继续发展更新的产品。

    其结果是，马太效应让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愈加落后。

    事实上，这样的说法也深得一些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家的认同。甚至，在他们看来，“零部件”的制造也是一种创造，而正是一些“零部件”的落后，让国内的基础研究也跟着落后。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院长高抒就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早在两年前的全国政协大会上，他便直言：“目前我国海洋船上所有的观测仪器、设备，不说百分之百，也有百分之八九十都依靠进口。”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高抒说，与实体产业的“零部件”相比，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仪器、设备看起来微不足道，实际上，却可以推动基础研究水准的提高，以至于推动新方法、新技术的建立。

    两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哈勃望远镜的发明，揭开了人类对星系研究的序幕；生物质谱的诞生，催生了蛋白质组学等生命科学研究的革命。

    已逝的“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曾经这样公开表述：能不能创造高水平的新式科学仪器和设备，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

    然而，国内仪器仪表的研制现状却不容乐观。在一次中国技术市场年会上，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就指出，由于科研仪器对外依存度过高，我国的科学研究存在严重的“空心化”现象。

    中国科协的一份调查也显示：社会上正在应用的90余种主体分析仪器中，我国只能生产20余种，不到总量的1/3。其中，生命科学专用仪器有80余种，我国商品化的只有6种，目前在研的10多种，与市场需求相差很远。

    参与这项调查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在技术上，现有国内中低档产品大部分可以替代进口产品；但高档产品的可靠性指标，即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与国外产品大约相差1～2个数量级。由于中国对仪器的基础技术和制造工艺的研究不够，一些影响可靠性的关键技术，如精密加工、密封等技术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导致某些产品，特别是高档产品的性能不够稳定和可靠。

    “国外拿着更高精度乃至另一种测算方法的仪器去做实验，而我们还处在更粗糙乃至落后算法的阶段，能产出更超前的原始创新吗？”这位专家问。

    教育行政和科研管理部门已经意识到这一差距。一个月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还专门在北京召开了题为“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发展战略”的论坛。去年，科技部、财政部更是联合启动了“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中央财政一年下拨8个亿，并对外称将连续滚动支持。

    中国急需加强的三大领域：机械、化工和电子

    刘燕华说，创新工具就好像现代化武器的制造厂一样，科研有没有底气在于有没有工具。

    那么，这些让人有“底气”的工具到底都包括哪些？

    “材料、数控机床。”这是白益民给出的答案。这也是他从此次钓鱼岛事件中得到的结论。

    在整个事件的舆论报道里，一个细节引起他的注意。当媒体在报道日本产品在中国“全线溃败”之时，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10月日本对中国汽车、汽车零部件、摩托车和电子电器出口分别同比下滑82%、30%、76%和20.4%。在汽车零部件、电子电器等涉及高精端的材料，以及涉及工业工程生产线的领域，中国进口量仍未减少太多。

    这意味着，在某些科技领域，中国在短期内无法摆脱对外依赖。白益民认为，这些领域正是那些决定科技制高点的“零部件”。

    同样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任冲昊给出的答案是：在机械、化工和电子三个领域。这位“80后”作家因在今年出版了一本《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而备受关注。

    之所以选择这三个领域，任冲昊说：大众媒体往往将计算机等划分到高科技，而将机械、化工等归到传统技术中，但在他看来，如何利用计算机即自动化布局下的机械、化工等传统技术才是真正的科技制高点。

    比如，老式机床和数控机床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以前的老式机床是用滑轨、丝杠这些部件进行引导，把它们的加工精度复制到工件上；现代数控设备则是用计算机进行微控制，来模拟一部分导引部件的功能。

    比起手工和代替手工的非智能机器，智能机器不但可以制造出更多其它品种的机器，也可以造出更好的机器，而这就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对于绝大多数民众而言，在消费即满足生活需求之时接触到的往往是那些高科技的附属品，而非高科技本身。而这些则是整个工业体系中的科技制高点，用任冲昊的话说，“造机器的机器”。

    核心技术对中国人是封闭的，我们想山寨都山寨不了

    按照任冲昊的说法，如果一个国家过分享用消费品市场或是满足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忽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零部件”的研发，那么，国家在整个世界的工业框架里，只能担任提供低廉劳动力和消费市场的角色。

    在留学时创作的《刷盘子，还是读书》一书中，任冲昊与合作者提出一个形象的观点：以海外留学生最常见的两种行为——刷盘子和读书，来比喻一个国家工业化道路的两种模式。

    “刷盘子”指的是追逐可以轻松获得的短期利益，“读书”指的则是国家或企业为了获得产业、技术、信誉上积累，需要巨大的艰辛和忍耐。前者是出卖知识、技术，以技术力提高为目标的模式；后者则是出卖资源、简单劳动，以GDP速度为目标的模式。

    他们呼吁：不放弃刷盘子，但更要坚持读书。换句话说，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未来发展的关键必须是自主创新，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

    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潘云鹤院士预测中国经济将转向新模式：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模式。而这也被看作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要将“科技”“封闭”，即倒逼自己，艰苦卓绝搞自主创新的一个信号。

    一些“零部件”必须要靠自己“钻”出来。一个相机企业里面的段子或许能说明其紧迫性：中国人一直艳羡尼康相机的镜片设计和制作工艺，日本人却开玩笑说，这是中国人唯一山寨不了的产品。

    世界贸易组织《2006世界关税报告》更是给了一个直观的对比：在中日韩三国主要产业的RCA（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中，中国在农产品、水产品、纺织、服装等领域处在领先位置，尤其是纺织和服装，比日韩多了两三个点；在钢铁、化工、汽车、机械等领域，日韩不相上下，却都把中国抛在脑后；差距最大的是在汽车，日本领先中国2个多点。

    此外，报告还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家用电器、电气零件、通用机械设备的生产规模大了许多，然而，在技术含量较高的专用机械设备上，中国的贸易逆差有132亿美元，除了对日本有80亿美元逆差，对韩国也有16亿美元的逆差。

    在任冲昊看来，纺织、服装等领域的规模扩大值得欣喜，但必须要认识的是，如果在机械设备、电子技术等领域拿不到核心技术，那么在家用电器等领域的优势也将很快化为泡影，因为，中国的家用电器中就有他国的核心技术如影相伴。

    换句话说，没有这些关键的“零部件”，即便是赶上了科技大潮，也很难撬动整个高科技。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胡伟武十分认同这一说法，这也是他本人为何要花费10年专攻“龙芯”的原因所在。

    媒体上经常见到这样的说法：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里，具有国际化的特点。胡伟武却告诉记者，诸如材料、生产线领域的高科技是一种“封闭”的研发，至少，是在国际市场上买不来的。

    如今，与老一辈科学家造原子弹的时代不一样了。在芯片以毫米计、线路以万计算的电子世界里，“逆向工程”的方法似乎已经难以奏效，而留下来的仍是艰苦卓绝。

    一位在丰田工作的员工辞职后，在网上发了一篇称赞日本人严谨认真的帖子。帖子里提到，在日系公司，他的研发权限比起日本同事要小得多。

    让这个27岁的中国青年“刻骨铭心”的一个细节是：每到产品和技术测试时,摆在他面前那些简单的测试用例，只是程序化地教他这个“研发工程师”一步步做什么。

    努力的方向已经在摆在面前，眼下我们已经没有其他捷径可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