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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雨的香港中文大学，媒体人梁文道和政治学教授周保松抢着为主讲者关子尹打伞。数百位撑着伞的观众还包括港中大校长沈祖尧，这是一场主题为“死亡的意义”的讲座。
□一个学生说，她没想到能够站在烟雨蒙蒙的山顶听到这样一场关于死亡的讲座，特别是在生活节奏快、物质追求强烈的香港。
□死亡非但不是生命的反面，而且是生的要素。正是由于“死亡”的约束，生命才变得有限，人生中的一切取舍、抉择才变得珍贵，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值得珍惜，才有价值。
上周五傍晚，香港下了一场大雨。雨最大的时候，却有一群人在户外聚会——在宛若古罗马斗兽场的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圆形广场，头发花白的教授站在广场中央，拿着略微被打湿的讲稿大声演讲；在他背后，两个中年人像顽皮的小男孩一样，争抢着为他撑伞。
这两个中年人，一个是颇受欢迎的媒体人梁文道，一个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周保松，而伞下的演讲者是港中大哲学系教授关子尹。在这个“盖楼都会避开4栋”的城市，他们要讨论的主题却直中禁忌的核心——死亡的意义。
“我希望，用这次讲座，让年轻的学生们能够把死亡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认真地思考，同时提供一个公共空间，运用理性共同来认真地探讨重大的社会和人生问题。”负责组织这次讲座的周保松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希望这种方式让人们看到大学教育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让学问走进学生的生命里。”
在港中大，“生死教育”并不只存在于这场偶然的讲座。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所大学专门开设了通识课《死亡与不朽》，向学生正式而系统地讲解死亡问题。近20年来的每个学期，这门课都会带着学生“反思死亡”。
在阴雨连绵的11月30日，现场被数百人和五颜六色的伞挤满了。港中大校长沈祖尧也站在其中，后来，他还特意给主办者周保松发了条短信：“我来过了，不打扰你们。”与其他迟到的学生一样，校长站在广场的最后一排，一边听着雨滴噼啪打在伞上的声音，一边听这场关于“死亡的意义”的讨论。
如果我们不懂得死亡的意义，也就无法了解生命的意义
讲座还没开始时，4个撑着透明伞的学生走到广场中央站成一排，用英文清唱了一段《摇篮曲》。这是周保松的主意，“生和死都是生命中重要的时刻，既然今天的讲座要谈‘生命的终结’，那就让讲座从‘生命的开始’唱起吧”。
夹杂在雨声里的摇篮曲，并没有引起观众太大注意，以至于好几位去过现场的学生都记不起当时的曲调。可这段旋律却触动了即将准备演讲的关子尹，这位父亲曾常用德语唱着这首歌哄年幼的儿子入睡，但15年前，他的儿子因病去世。再次听到这首歌，他“差点哭出来”。
“死亡”这个沉重的话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困扰着他，无从解脱。失去15岁的儿子以后，平日里被学生形容为“轻松可爱”的关子尹“差不多被摧毁了”。这位在德国哲学方面颇有建树的哲学家一度跑去开发电脑软件，主要研究康德的他也拒绝再开讲康德的课程，“因为整个心中容不下一个‘理’字”。《死亡与不朽》的主讲教授陶国璋曾邀请他来演讲，但关子尹“想了一个晚上，还是拒绝了”，因为“太沉重了”。
其实，即便教了20年的《死亡与不朽》，陶国璋也仍在学习如何理解并讲述“死亡”。还不满10岁的时候，他就患上肾病，“对死亡很敏感”，可尽管每个学期都开课面对死亡主题，他“还是会有一种陌生感”。
这也是让台下观众感到陌生的话题：年轻的学生“觉得死亡还很遥远”；在微博上看到预告就从深圳赶来的中年人，则急切地希望从中明白“如何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还有人在网上询问，“如何向孩子解释死亡这个概念”。
在这个下着雨的广场，台下坐着关子尹的妻子和女儿。关子尹要就“死亡”这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公开演讲。
“我执教几十年，没试过在这样的情景下讲课。”61岁的教授抓着自己的讲稿，扭过头去停顿了一下，接着用颤抖的声音说：“但是各位盛情，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那个能把复杂沉重的哲学话题讲得饶有趣味的老师回来了，他打算“不是只环绕个人感受去发挥，而是从学理上认真地向大家剖析死亡”。他事先准备了厚厚的讲义，一页页打印出来后用小夹子夹起，还用亮黄色的荧光笔在重点句子上做出标注。
他拿法国女作家波伏娃的小说故事举例，小说主角获得“不死之身”，从公元前一直活到20世纪，可免于死亡的他却“目光无神，对一切无动于衷”，因为“不能死，生命就成为了一项诅咒，没有寻求意义的任何冲动”。
“死亡非但不是生命的反面，而且是生的要素。”关子尹说，“正是由于‘死亡’的约束，生命才变得有限，人生中的一切取舍、抉择才变得珍贵，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值得珍惜，才有价值”。
在雨里，校长沈祖尧站在最后一排，撑着伞听演讲。就任中大校长前，他曾是一名医生。2003年香港遭遇“非典”时，他所主管的科室接诊了第一例SARS确诊患者。在对抗那场夺走无数生命的疫病时，他亲历过许多真实的死亡。
“如果我们不懂得死亡的意义，也就无法了解生命的意义。”沈祖尧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作为医生，这件事对我也包含了更特别的含义。”
“死亡的问题没有人能三言两语道尽其中真谛，相比之下，大家为这问题追求求解的精神，比任何‘答案’都要珍贵”
雨水打湿了关子尹的讲义，湿漉漉的纸张粘在一起，翻页都变得困难。他费劲地从中翻出事先准备好的图片，上面画着甲骨文中“死”的写法。他高高地举起来，试图让在场学生看清楚。
这样公开的生死教育在香港并不常见。有一次，周保松的外甥女询问学哲学的舅舅：“人为什么会死呀？”他还没开始回答这个8岁小女孩的提问，就被家长制止了。在香港，数字“4”像种禁忌，讨论死亡是件不吉利的事情。周保松曾想邀请小外甥女来听这场讲座，但她的父母也都拒绝了。
就连教授《死亡与不朽》课程长达20年的陶国璋，仍然常常发现，正视死亡话题并不容易。虽然周保松称陶国璋是“校园最受欢迎教授”，但即便是这样的教授，依然会在谈论死亡的课堂上碰钉子。
作为课程的一部分，陶国璋建议学生参观“一条龙服务”，包括坟场、殡仪馆、寿衣店等。但他很快发现，如果不加硬性要求，全班80名学生里只有1/4会去参观。没办法，他不得不给这项参观活动设置一个学分，以保证学生会去参加。
在十几年前一堂以“绝望”为主题的讨论课上，陶国璋和学生讲到了图书《潜水钟与蝴蝶》中因全身瘫痪、无法张嘴说话、只能靠眨动眼睛传递信息的主角。他们试图在课堂上模仿那个坚强的病人靠眨眼写字，并测验自己在那种“说不出来的绝望”下，会不会想要自杀。
结果，戴着圆圆眼镜的陶国璋花了半个小时才写出第一个字，可是眼睛已经累得不停流泪。当时，受肾病折磨数十年的陶国璋跟学生们讨论说，如果自己真的遇到这样的绝望，也许真的会选择安乐死，选择放弃。
可10多年过去，陶国璋现在却选择尽力活下去，“生命最大的绝望感也还是有它自己的出路。慢慢地，这个课也影响了我，虽然我从年轻时身体就有问题，但教学让我把我自己的问题放下来，尽力去把死亡外部化”。
在过去的20年里，陶国璋为《死亡与不朽》课设计过许多不同的教学大纲。刚开始教课的时候，他还像个严谨的研究者那样，把死亡分门别类，分成突然死亡、慢性病、自杀，一板一眼地讲解死亡。
但现在，他会讲讲爱情故事里不幸死亡的男女主角，邀请佛教法师来课上讲讲宗教视角下的生死，还会组织体验工作坊，带着学生模拟面对死亡的感受。
“当人们谈论死亡时，往往容易将其视为‘他人之死’，而忽视了对于自我的意义。其实，死亡是人类对存在的自我反省，我们应当把它变成一生的感受，同样也是一生的促进，这样一来它也许会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陶国璋说，“我教这门课20年了，希望能够通过我的研究和经验，给那些对死亡话题敏感的学生多一些参考”。
然而老师们也认为，对于死亡话题的探讨，答案或许不如过程本身有意义。在关子尹看来，“死亡的问题没有人能三言两语道尽其中真谛，相比之下，大家为这问题追求求解的精神，比任何‘答案’都要珍贵”。
在这个不爱思考的年代，能够讲一讲认真的话题
讲座从下着雨的傍晚一直进行到天黑。街边的路灯亮了，广场旁边的新亚水塔也亮起了灯。位于山顶的圆形广场笼罩在雾气里，橘黄色的灯光照射在撑起的雨伞上，“像一幅精致的山水画”。
在讲座即将结束时，主持人周保松提出建议，关闭所有的灯，大家静默两分钟，思考刚刚这场关于死亡的对话。
“我希望在这个人们都不太较真，都不太重视思想的年代，在大学这个场所，仍然可以有一群人愿意聚在一起，共同思考和面对‘死亡’这个无从逃避的大问题。”周保松严肃地说。
而这样的讨论，每个星期都会在陶国璋的课堂上展开。他没有去参加广场上的讲座，因为他要忙着准备本学期即将到来的最后一课——“生死对谈”。
在《死亡与不朽》课上，每学期的最后一堂课都由他和一位医生主持。这一期的主题也固定叫做“未知死，焉知生”。一个是从小得病的哲学教授，一个是在临床亲历许多死亡案例的医生，他们与学生坐在一起探讨这学期有关“死亡”的心得。
在飘着细雨的周五晚上，灯光一盏盏熄灭，沾着雨水的台阶上摆放起点燃的蜡烛，参加讲座的学生低下头，静默下来。
“我是冲着梁文道来的，但没想到能够站在烟雨蒙蒙的山顶听到这样一场关于死亡的讲座，特别是在生活节奏快、物质追求强烈的香港。”在中大音乐系读研究生的郑思说。
而中大工商管理专业学生蔡涵青直到讲座后去餐厅吃饭时还回味着内容，她还兴致勃勃地跟碰到的学长说，自己刚刚听了一场“非常浪漫”的讲座。
可已经开始实习的学长对这样的讲座没什么兴趣，“不就是带着大家逛花园么”？他还劝说学妹，“这些课程都不实际，明天你还是要面对找工作、留不留在香港这些事，所有那些琐碎的生活问题，会让你没有力气思考这些问题”。
她还得到了个“友情提示”，在每个人都想得到高分的校园，那门《死亡与不朽》的给分情况并不给力，你的分数“要么死亡，要么不朽”。
这些提醒让这个大三女生像个皮球一样泄了气。她盯着自己的晚餐，发了条微博，“在这样的雨中，思考关于死亡关于人生的问题，是一种浪漫，只是散场后，还是要面对关于以后柴米油盐的现实”。
尽管如此，在即将面对琐碎生活之前，她还是和其他参与讲座的人一起，获得短暂的宁静一刻。在下着雨的香港，一个本该忙着约会、忙着赶期末作业、忙着搭车赶路的周五晚上，这几百人撑着伞聚在广场上静默了整整两分钟，思忖着各自心里“死亡的意义”。
笼罩在雨雾之中的大学山顶，所有的灯都已熄灭，只有蜡烛在微雨中闪着光。当每个人都低着头沉思时，一个年轻人在静默中吹起单簧管，在这个繁华城市的山顶角落里，安静得只能听到他所演奏的音乐——那首“寓意生命起源”的《摇篮曲》。
本报记者 李斐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