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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下午，广东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新溪西村的一家内衣厂，工人刘某已经辞职，那天特意回到这里。他拿着一个白色的塑料罐，里面装着从加油站买来的价值40元的汽油。他把汽油洒在工厂一楼，点燃，迅速逃离现场。
15时30分，一场大火无情地燃烧起来。尽管当地消防部门紧急调派13台消防车、84名消防队员赶赴现场扑救，但火灾依然夺走了14人的生命，并造成1人重伤。据悉，14条消逝的生命中，多是尚未婚嫁的年轻女工，还有一名孕妇。
根据汕头市警方和潮南区政府的通报，当晚22时，纵火罪嫌疑人刘某被警方抓获，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悉，刘某在该内衣厂工作一年，因为老板平时结算工资经常少算给他，对老板积怨已深。3天前，刘某决定辞职，跟老板的丈夫陈某结算工钱，但陈某以其虚报计件为由扣下500元，这成为悲剧的导火索。
“我拿不到钱，只好拿自己的生命跟他去赌”
被抓捕后，刘某面对媒体镜头，面无表情地说：“我拿不到钱，只好拿自己的生命跟他去赌。”
仅仅因为500元工钱，就纵火烧厂，导致14死1伤，舆论一片哗然。不少人痛骂犯罪嫌疑人“漠视生命”，但也有人叹息“这是打工仔的无奈”。
纵火当天上午，刘某曾发信息给老板陈某，“钱你要还给我，否则，你逃过今天逃不过明天”，陈某没有回复。随后，他又先后拨打了两次电话给陈某，但是陈某都没有接听。刘某遂去加油站买了汽油。
企业拖欠工资，不能成为员工伤害他人的理由。但汕头大火背后的劳资冲突问题引人深思。
当与企业主发生冲突时，工人可以通过哪种方式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一场大火，拷问着当前的劳资关系。
华南农业大学劳动和社会保障系教授杨正喜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珠三角地区从县区、镇街到村，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劳动争议调解体系，很多调解组织已经延伸到村。“劳资发生冲突，工人可以通过调解、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的方式解决，还可以向劳动部门投诉，向工会求助。”
但即使如此，处于弱势一方的工人的权益也经常得不到保障。“首先是因为基层的调解人员专业素质不高，对法律的理解还不到位；其次，地方重视GDP考核，资方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博弈结果，地方倾向资方是很常见的现象。”杨正喜说。
律师江珍来关注劳资纠纷案件多年，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有些工人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但结果往往不了了之。“要么一个月没消息，要么对单位处罚力度不够，甚至有些监管单位拿了企业红包不办事。”
通过劳动仲裁来解决纠纷，工人也经常因为找不到证据，告不了企业。“如果发生拖欠工资问题，有些公司比较正规的，工人通过维权还能得到工资。但在工地打工的，都是现签现发钱，连工资条都没有。”江珍来估计，现在年关将到，劳资纠纷案件会增多。
从解决“拖工资”到要求“加工资”
如今“拉着拖箱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据了打工主流，劳资双方的冲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解决“拖工资”变为要求“加工资”。
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数据显示，目前争议主要分为三大类：1.劳动报酬，主要是工人追讨拖欠工资、加班费；2.解除劳动合同；3.保险及社会福利。
江珍来深刻感受到这种变化，以前接到的案子多是讨工资，现在是以企业不买社保、不签合同及工伤类为主。“工人的法律意识越来越高，以前只会打几个电话，要不到钱，就算了。”
杨正喜以2010年为界，工人的内容诉求和形式发生了变化。“之前，更多是个体权利的争议，如工人上演“跳楼秀”讨工资；近两年工人组织起来，通过手机或网络，提出增加工资、改善福利等诉求”。杨正喜称，这是从“拖工资”的权利争议，到围绕“加工资”引发的利益争议的转变。
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和精神需求往往被忽略。相比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更希望被城市接受，渴望融入城市，但是愿望与现实存在极大反差。而另一方面，现在企业普遍存在“资方单边主导”现象，即对工人的管理、工资福利的计算与增长，都由资方说了算，工人的声音往往被埋没。
“当工人的需求被压抑得久了，即使细小的变动也会导致情绪爆发。”杨正喜说，汕头大火事件与此不无关系。他表示，可以从社会管理创新入手，改善劳资关系。如引进社会组织，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关爱和参与社会的机会，或建立一个疏导机制，关键时刻有人倾诉、帮忙。“骂骂人发发脾气就可能不会出现悲剧”。
江珍来还记得，2008年新的劳工合同法推出时，各地都挂起横幅宣传法律，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许多企业主更因此主动调解纠纷。他希望“各地政府可以组织律师到企业宣传合同法，同时，劳动部门要加强监管力度。”
本报汕头12月6日电
本报记者 林洁 通讯员 谢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