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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曾生活在物质稀缺年代的人，几乎都是“挤大”毕业的：买车票要挤，上车要挤，在车里也要挤。挤，其根本原因是资源稀缺（哪怕是暂时性短缺）。
几年前的春运期间，在东莞某火车站，一旅客眼看挤不上火车，情急之下拼命从车窗爬进去。好心的车站工作人员于心不忍，伸手帮他一把，不料被好事者拍下来在网上曝光，舆论为之一片哗然。其实，扒窗上火车早已成为中国春运的“传统习惯”，走的人多了几乎成了路。
挤，也因为监管缺位，规则失守。在任何一个排队等候办事的窗口，如果有人插队，先到者的时间和机会平白无故被插队者剥夺，心里会愤愤不平。要是插队的人太多，老老实实守规则的反而吃亏，结果大家都不想排队了。公共汽车站不时发生那种一哄而上的“肉搏战”，就是插队者挤出来的结果。但在银行、机场等监管比较到位的场所，这种混乱场面几乎不会出现。所以，说国人不喜欢排队有些过头，规则失守主要还是因为监管不到位。
实际上，上述插队者都是拼肌肉的“体力劳动者”。像春晚小品那个有人求助就拍胸脯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却只能卷起铺盖连夜到火车站挤着帮人买票的郭东临，甚至连插队都不敢。真正有能耐的插队者不用体力，用权力。利用权力插队，有一个专有名词，就是寻租。
插队导致 “小人得志，老实人吃亏”， 我们称之为“劣币驱逐良币”——市场上，假货充斥，真货被排挤；官场上“清官难当”；在一个组织里面，高能者外流，平庸者沉淀。“劣币驱逐良币”会加速道德退化，信用崩塌。因为你不守规则，我更不守规则，大家层层加码，人的行为就出现逆向选择，道德底线会渐渐下移，信任纽带会渐渐断裂。
通常认为，“劣币驱逐良币”是因为没有公平竞争的保障机制和市场定价机制所造成的，解决之道还是要强化这两大机制的作用。比如，一般产品和名牌产品各有其市场定位，各有其需求，不会“劣币驱逐良币”。但如果冒用名牌标识，两相混淆就会使定价机制失灵，这就要严肃查处。又比如排队，如果有人维持秩序，让插队者没有可乘之机，守规则的人就不会吃亏。
但如果维持秩序的人被收买而“花了眼”，对插队者视而不见，或者自己变成了插队者，又该怎么办呢？前段时间，河南省陕县法院某法官还真的“花了眼”，错判一案。而前几年，湖南邵东一个已被贵州师大录取的名叫罗彩霞的女生，就硬被一个公安局的政委挤掉，用自己的女儿冒名顶替去上学。相比于“体力型”插队，“权力型”插队更有“杀伤力”。当权力自己抢前插队时，它能一锤定音，批发性、隐蔽性地操控各种资源。这导致了权力崇拜和特权观念的滋生。人们到政府部门办事习惯于找熟人照顾，实际就是找一个能帮他插队的人。经常看到马路边上一个警察正在对违反交通规则的人开罚单，而那个违规者此时正忙于打电话找熟人说情。
崇拜特权的另一面，就是仇视、质疑特权。特权和蛮横的“体力型”插队者一样，霸占了别人的时间和机会，使人产生强烈的相对被剥夺感。它还改变了游戏规则所明确的预期，使人无从信任掌权的人。所谓政府公信力下降也由此而来。正因如此，弗朗西斯·福山教授断言，政府有可能摧毁信任。
政府要不成为摧毁信任的力量，就要护队而不插队。转型时期，政府仍习惯大包大揽，与各种利益并未真正切割，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各级政府对自己兴趣和注意力所指向的事情，总习惯于用权力强力推进，一转身又把自己变成了插队者。比如，把商业拆迁变成政府行为；各地争相建设“征信系统”，收集公民和企业的不良记录，供人查询。又比如，帮人消除交通违规记录，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产业链”。
建设有公信力的政府，关键还要推进政务公开，提高透明度，接受全方位监督。现在是网络时代，“围观”所形成的强大力量，使插队者难以逃遁。这几年，各地政府在“围观”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危机感”。透过这种“危机感”，或许才能真正听到政府公信力成长的脚步声。
庄朝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