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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史璞看来，农民工刘红卫之死，暴露出社会救助工作中存在的体制缺陷、制度漏洞、管理失职、服务缺失、监察缺位等问题，尤其是暴露出现有的救助管理站官僚化，在救助一线缺位。“这些与建设中原经济区格格不入，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与我们的‘中国梦’格格不入。”史璞说。
12月9日下午，郑州市救助管理站给中国青年报记者发来邮件，提到了目前社会救助遇到的一些困难：
“过去，在郑州市委市政府的协调下，各相关部门都能够积极支持配合救助管理工作，公安、热心群众、各级政府部门、办事处、社区、公共单位等等都能主动将求助者引导送到救助站。”邮件写道，“现在，几乎所有的部门和热心群众都是打我们的求助电话，甚至派出所也打电话让接人，大家就一个怕字。积极主动走向街头服务的救助管理站站在街头的寒风中，我们更加感到‘势单力薄’、‘孤立无援’，我们想帮助的街头流浪乞讨人员等困难群体，反而成为该事件的最大‘受害者’，因为增加的是围观者、讨论者，而伸手援助者，怕了、犹豫了可能想要伸出的‘手’。”
史璞表示，农民工之死事件重创了郑州形象，也伤害了郑州市广大善良市民的自尊，引发郑州社会各界反思，同时激发郑州市加大街头排查和救助力度，激发各类爱心救助活动。不过，这样的爱心救助，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问题有三：一是救助活动多是暂时性、应急性、应景性的。二是救助活动多单一，难以解决农民工的更多问题。三是流动性、暂时性的救助活动，难以成为爱心市民和志愿者日常化献爱心的固定平台。”史璞说。
史璞表示，社会救助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不对接”：政府相关部门渎职、社会热心人士空有爱心却无处奉献，农民工兄弟有了困难不知道该找谁求助，三方的不对接导致了此类悲剧的发生。
为此，史璞建议郑州市建立“农民工进城救助服务中心”，具体内容为：在郑州市东西南北等地的进出城主道与城乡接合部，建立4至8个二层板房临时建筑的“农民工进城救助服务中心”，主要功能是提供就业、交通、培训信息等，临时住宿，危难救济，维权投诉，法律援助，政府定期发布困难人群信息，指导市民爱心行动。
他认为，建议如能实施，将有利于部分农民工进城就业过渡，有利于服务和管理外来人口，有利于避免因弱势人员非正常伤亡事件损害郑州形象，也能提升郑州市文明和人道主义水平，为爱心市民和志愿者日常化爱心活动提供固定平台。
“政府无偿提供郑州市各行政区与进出城接合部的国有土地，或租赁集体土地。费用以政府财政出资为主，充分利用现有救助系统的经费，还包括商家赞助和社会爱心人士定向捐助等。”史璞说。
在机构设置上，史璞建议“农民工进城救助服务中心”由郑州市民政局领导，协调政府有关部门、公益组织等有关方面，各行政区民政部门负责实施；人员则以救助站人员为主体，就业服务中心、律师事务所等提供公益服务支持，志愿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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