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亲归来

    从戴彬办公室的窗户放眼望去，是一片金黄色的稻田；近处，乡政府的围墙脚下，是职工们种下的白菜。没有车水马龙，没有舞台灯光，戴彬工作的地方，四川省阆中市天宫乡，安静极了。

    一个多月前，38岁的戴彬登上《非诚勿扰》的舞台。身为公务员，戴彬的这个举动，在很多人看来是犯了官场的大忌。有阆中市级部门的官员甚至用“脑子缺根筋”来形容他。

    被集体“灭灯”的结局更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无论是早晨在小饭馆吃川北米粉，还是晚餐之后到县城嘉陵江边他家附近的咖啡馆闲坐，戴彬都可能遇到陌生人跟他打招呼：“戴乡长好。”  

    现在的戴彬已经能够从容应对这些好奇的眼神了，有时候他甚至会主动向好奇的人们伸出右手：“来，我们握个手吧。”他说，他并不在意那些异样的目光，即便是网络上弥漫着调侃他的声音，他也从不去看，“看了那些会很累的。不如该吃吃，该睡睡。”至于领导的看法，戴彬看上去很坦然：我没有影响工作，也没有违法违规，这种事情应该提倡嘛。

    天宫乡的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了，戴彬整天穿梭在田野之中，跟那些留守农村的老人、小孩和妇女打交道。“这里的姑娘20来岁就结婚了，23岁还没结婚就着急得不得了。”而年近40岁仍旧单身的戴彬对于这个问题，总是很淡定：“缘分没到”。

    离乡政府不远的西河塘码头，正在检查水运安全的戴彬登上几个老板合股开办的摆渡船，转悠一圈后，他扯了扯橘黄色的救生垫挂绳，把老板叫了过来：“挂绳都打结了，出了意外还来得及解救生垫吗？”

    根据镇政府领导班子分工，戴彬分管安全、教育、卫生、交通、计划生育等工作。按照“安全生产一票否决”的规则，一个地方要是出了安全问题，当地党政班子在考核中就没有评优资格，成员甚至可能丢掉乌纱帽。戴彬说，安全生产问题就像悬在头顶的一把剑，心里得随时绷紧那根弦。

    11年前戴彬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迄今已经先后在5个乡镇任职。在许多年轻干部看起来复杂的事务，戴彬已经能应对自如了。

    西河塘村要修一座桥，村干部领着施工老板前来办施工手续，他一眼就看出了破绽：一大摞资料里面，少了一份安全保证金的收条。

    “我必须看到收条才能给施工方办相关手续。”戴彬说，“没有安全保证金，对施工方的安全责任就没有了约束，出了问题就是村干部担风险了。落实好各项手续，这是为了保护村委会。”

    做乡干部，戴彬说自己有四点体会：责任大，权力小，事务多，待遇低。  

    “先说责任。我分管的安全问题不能有半点闪失。比如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每餐有没有留样品，食物有没有发霉，老鼠有没有爬过，我都要去检查。” 

    “再说权力小。不是我权欲重，而是老百姓的愿望不是靠我一个人的权力就能满足的。比如修路，我想帮老百姓修，可是需要钱，需要交通部门立项，有时候我也无能为力。更何况我是副职，没有财务权，没有人事权。” 

    “事务多，文教、卫生、民政、交通、安全都要管。”而相对应的待遇，戴彬说自己每个月的收入是2200元左右。

    “乡干部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吃拿卡要的人。”戴彬试图扭转人们对乡镇干部的陈旧印象。

    这位副科级领导干部经常处在纠结和矛盾之中，上级的要求和老百姓的不理解总是让他两难。比如参保新农合，尽管加入新农合对老百姓来说是好事，但总有人不愿意：我身体好，不生病，为什么要买保险？“一旦生病了，老百姓又常来找政府。天宫乡每年都有十多个大病救助对象。”戴彬说，“更何况，社保工作上级是要考核我的。”

    有些工作则常常让他处在基层矛盾的第一线。有一次，一家种植户的树苗出现疫情，为了阻止疫情扩散，必须采取拔苗焚烧的措施。但是户主80多岁的老母亲死活不让，抱着戴彬的腿大哭，试图阻止。戴彬说：“面对这种情况，我只能说好话劝解，劲儿都不敢使大了。”

    被提拔为副乡长之前，担任武装部部长的戴彬直接找到领导自荐：“我这个年龄正是干事业的时候。”他说：“阆中没人有我这勇气的。”  

    戴彬坦言，乡镇干部被提拔使用的几率是比较低的。“我上升的空间不大，副乡长——副书记——乡长——书记，这样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下去办事的时候，戴彬通常是胳膊夹一个手包，手里拿着一个手机。工作的时候，他会绷着脸，只有回到他那间办公室兼宿舍，才会显示出放松的一面。午睡的时候，他会突然从床上蹦下来，去翻看一份文件，仅穿着秋裤。

    网络上关于“非诚勿扰副乡长”的争论暂时平息了，一切似乎正在回归往日的轨迹。办公桌上依然摆着文件夹、方便面、烟灰缸，还有桌面图片是天宫乡“风水棋盘”的电脑显示器。唯一和过去不同的是，办公室的藤椅上多了厚厚的一堆信件——这是《非诚勿扰》延续至今的影响。不过那些信绝大部分不是来示爱的，而是来向他索要他自创的“荨麻疹”偏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