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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收车了。”12月12日，晨，北京飘起了小雪，气温零下3摄氏度。
早8点的长虹桥西已呈现出车水马龙的前兆。在距三里屯一街之隔的武警总队医院东面，一排不起眼儿的平房里，1981年出生的刘晓星换下白衣白裤，脱下“乍一看像警服”的黑色棉大衣，长吁一口气。
这口气他“憋了12小时”。脱下棉服，刘晓星是个大眼睛、爱聊天的北京帅小伙，而套上“120中国急救”的白衣，他就是一名专业急救医生，是“与死神抢时间”的人。
11日晚8时到12日晨8时，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一名司机和一名担架工，一辆编号为23的120急救车，共急救、运送、寻找了7名病人，在北京城东区筑起一条条生命通道。
中国青年报记者全程跟随，亲历了这段艰辛又百感交集的“北京一夜”。
高峰期5~6公里要开1个多小时，深夜只用10分钟
“您好，120，请问病人的具体位置？”
11日19时57分，随着车载GPS系统跳出第一个“急救任务单”画面，刘晓星医生的4人团队“屁股还没贴到车座上”，就先于他们的交班点出发了。
“任务号：121211ZX0545，事件类型：救治，现场地址：西大望路，呼救电话：×××，患者姓名：无名氏，性别：男，年龄：不详，初步判断：车祸伤……”
下一秒钟，这辆红白相间、装载药品和急救设备的急救车，已驶出驻地，全力赶往车祸现场。
驾驶室内，坐着司机唐国强、护士孔玉颖，车后部近4平方米的空间均留给患者。记者看到，供家属陪护的窄长椅在右侧，摆上一个金属担架后，就只能供一个人侧身而过。刘晓星医生和担架工张师傅“保持常规姿势”，面对着车尾坐。
急救站距离事故现场约有3公里，而晚8时的三里屯附近晚高峰还没结束。23号车被堵在车流中缓慢前进，在有应急车道的地方，司机还能一边拉响警报一边勉强“从车缝间穿过”。更多时候，在普通路段，这辆车只是混在社会车辆中行进。在几个路口，急救车敢闯红灯的情况是极少数，因为“侧面来的车可不减速”；在人行道前，泛滥的“人车抢道”现象，也没给急救车“开特赦”。
几天前，“急救车被堵路上3公里走了40分钟”成为新闻。可司机小唐觉得这“见怪不怪”。
“北京的早晚高峰可不单单是上下班点儿，我的经验是，至少从中午12时到晚上10时都是‘高峰’，最夸张的一次，五六公里的路我跑了1个多小时。本该中午返回吃饭，下午3点才吃上。”小唐说，他和同事们戏称二环内的道路为“流动停车场”，且“全天无休”；五环外略好一些，但晚高峰时也“基本没戏”。
23号车在闪灯、鸣笛等手段并用后，于20时12分赶到车祸现场，耗时15分钟。小唐评价：“这已是不错的成绩”。
北京的昼与夜，确实对急救车通行展露了不同面目。在7次急救任务当中，记者对该车从出发到抵达病人身边的平均速度，做了粗略计算发现，夜班平均每公里仅需耗时两分钟，其中凌晨4～5点仅需1.1分钟；在白昼的头与尾，则已逼近每公里5分钟。
小唐很瘦，他称是因为自己的“力气消耗大”。他平均每次夜班出车有7～9次，白班有时能达10余次。加起来一个班跑一二百公里是常事。
“更考验人的是怎么离病人更近一点儿。”据北京市卫生局介绍，目前中国急救采取的是法德国家模式，即“把急诊室送到病人面前”，不仅强调时间是生命，而且强调急救人员要“走到病人楼下、站到病人床前”的无缝对接。今年整满30岁的小唐最“怵”通道狭窄、车辆乱停的老旧小区和胡同。
“谁家没可能有个病人？将心比心，就拼命得把急救车停得离他们近一点、再近一点。”相应的代价是，小唐每次驶入、驶出胡同后，腿都酸疼，“跟刚跑了500米似的”。
“都爱去三甲医院，没床也去试试”
第一个任务中，车祸并不严重，病人只是外伤。但4名急救人员的速度仍不含糊。车门一开，4人均已翻身下车。刘晓星和孔玉颖查看伤情，做初步固定和包扎，4人一起将病人抬上担架，全程不超过5分钟。
“快，病人选择去朝阳第二医院拍片。确认这家医院远不远？不远，好，开车！”刘晓星在车后厢发出指令。10分钟后，病人已被抬下担架，顺利获治。但如此顺利的“对接”并不多见。
“不是每个病人都能‘一次入院’，协调或者转院的时候更多。”回到车上，刘晓星的第一个动作是把车载GPS系统状态调到“下一任务”，待命，喘口气后向记者透露，“确切地说，二级医院容易有床位，但很少被病人当作‘首选’。病人都爱去三级甲医院，但任何时候几乎都是100%地没床。”
没过几分钟，第二个任务就来了。20时54分，一位80岁的老人出现发烧、血压低症状。“病人长期卧床，血压太低，还有肺部感染可能，建议立刻去医院检查。”在病人家中，刘晓星、孔玉颖用20分钟给病人做了心电图检测、接好输液管后作出判断，但把病人抬到车上后，家属与医生却就“去哪家医院”意见不一。
家属主张去“技术好”的朝阳医院，但孔玉颖在联系了急救中心与朝阳医院合作的“绿色信息通道”后，半分钟却接到回复：“急诊已没床”。家属建议去东直门医院，半分钟后，绿色通道同样反馈：“没床”。
此时，距离病人上车已16分钟，危险系数越来越高。最终，病人家属接受了到最近的武警总队医院救治，没料想同样遭遇“没床”困局。记者看到，担架已被抬到了医院急诊室外，室内已密密麻麻地排满了床。约15分钟里，只见刘晓星不停地找医生商量：“人都来了，帮帮忙？至少给老爷子输个液，外面太冷，再出去怕着凉了。”
这其间，孔护士则高举着急救中心输液袋，像棵大树。
20分钟后，一张内科病床终于被空出，老人获治。刘晓星等人长出一口气回到车上：“这次幸运，‘磕’下来了。”
一看表，已是夜里10时。
没有设备，只能转院
在刘晓星看来，“120急救车拉病人跑5家医院不得接治”的新闻，讲的就是没“磕”下来的事，但那不能苛责医院。
“医院没床，我们把120担架借给他当床。只要有设备，就能救人。但没设备了必须再出发‘找医院’，病人一秒钟都耽误不起。”刘晓星从事急救已经好几年，他认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医院不会推诿病人，深究起来都有苦水”。
“小医院没相关科室、血库不足，随便接治就是对生命不负责任。大医院，哪家急诊室里不是至少‘扩容’了60%～70%的床，却依然不够。”
但设备很重要，因为“有床没设备，等于白搭”。“很多人不理解，人都躺到医院了还不治，为什么？其实急救不是有床就可以，缺的是呼吸机、氧气罐和除颤仪等。急诊室里都是一个床一套设备，你进不去急诊室，医院又拿不出一套完整的急救设备，谁都不能怪，只能迅速转院、转院！”
在记者跟夜班的12小时里，两个细节印证了北京市急救需求的迅猛增长。
一个是刘晓星口中“正在变得扁平分布”的发病率和发病人群。此前，据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于海玲介绍，市民发病有一定季节性和时间性，“比如冬春季节心脑血管疾病多，春天流感、发热多，夏天中暑、拉肚子多。早9时到晚21时是急救呼叫‘最高峰’，凌晨四五点时，老人的心脑血管尤其脆弱。”但刘晓星认为，从他的一线经验看，“现在基本没有区别了”。比如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已是心脏病和脑梗的“多发人群”。
另一个就是市民日渐增长的健康观念，“一有不舒服就叫车就医”。“其实，普通发烧、外伤、醉酒、肚子疼、转院入院等，都不需要动用现场急救，出租车和担架工完全可以满足，但目前这种有‘浪费嫌疑’的比例能占到总出车量的70%。”
12小时里，记者统计了7名病人的病因。发现仅4名因心脏病、心肺感染和车祸而需要现场救助，其余3例分别是疏导尿管、流鼻血和醉酒，急救车接到人后，同样第一时间送至医院。
这些细节，都在为日见忙碌的急救系统和日渐拥堵的医院做注脚。用司机小唐的话形容“东区急救中心得有4辆急救车同时跑着”，才能基本满足需求，医院的压力更不言而喻。
其实，刚来到23号车时，记者已感受了北京三级医院床位的紧张。
“提示：中日友好医院总值班来电告知，该医院急诊暂时无床，血库紧急，如有患者要求送往，请车组人员与其协商。”这是一条来自北京急救调度指挥中心与中日医院的“实时床位联动信息”，早在20:04分，其就已显示在车载GPS页面上。
“安贞医院、朝阳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都是病人和家属的‘热门选择’，遇到这种情况，除非家属强烈要求‘没床也去试试’，我们一般都劝他们‘就近’选择有能力的医院。”但刘晓星坦言，“如果不是危急到了一定程度，病人坚持己见的多”。
“我怕他撑不过去，再等等”
22时59分，一通危急电话响起，东直门一名70多岁病人心衰，怀疑已停止呼吸和心跳，需要急救。
急救车9分钟内赶到。1分钟后，扛着约40斤药品和设备的刘晓星、孔玉颖和担架工就来到病人床前。刘晓星迅速把多根监视器导线接到病人胸口，“滴——”显示出的心电图，却几乎是一条直线。
“按压病人胸口！按压病人胸口！”刘晓星和孔玉颖放下导线后，马上一人以固定节奏为病人做心肺复苏，一人监看心电图，准备针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两人额头上渗出了汗珠。半小时以后，两人按压病人胸口的速度、力度几乎未变，棉大衣脱了，马甲也脱了，还在流汗。
令人绝望的是，40分钟后，病人的心跳依然是一条直线。“再等等，再等等。”医护两人没有停止动作，却已汗流浃背。
最终，在病人家属的同意下，抢救停止。而在孔玉颖的印象里，她“再等等”心脏病人的最长纪录是4个小时。“那天，直到氧气瓶耗尽，直到另派一辆急救车送来新氧气瓶，只要家属不放弃，我们就不敢放弃。”
在凌晨两点第二起心脏病人的急救中，记者才体验到，“再等等”，原来是当晚最温暖的口头禅。
这名病人有心脏病史，并做过两个心脏支架，当晚曾晕厥。刘晓星他们赶到现场为他测心电图时发现，病人心脏供血严重不足，“从图上看情况很危急”。
但经过4人近20分钟劝说，这名病人死活不愿去医院，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一时生气“气着了”，并催促家人“为120结账走人”。
这种情况下，急救人员一般会遵从病人和家属的意愿。在强烈建议和再三劝说都行不通时，只有先行撤离。但这次，刘晓星他们“强硬了一把”。只见他下了楼、上了车，好几分钟不打火，叫住已打算转身走人的病人女儿说：“从我的判断来看，情况真的危急，我怕他撑不过去。如果今晚因为我们的车走了而耽误他去医院，我的职业道德不允许，希望你劝劝你父亲，我们再等等他。”
15分钟后，担架工终于成功地把病人劝上急救车，经协和医院东院初判，该病人需要立刻抢救。“幸好没耽误，不然后果难以想象。”协和医院的接诊医生说。
“人能活着，真好。”走出协和医院大门，4人再次坐到车上，不知谁这样轻叹。
此时，已是凌晨3点半，几颗星星闪现。孔护士问记者：“最难熬的时刻是四五点，坚持得下来吗？”
他们望望天，上了车，等待下一个任务。
本报北京12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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