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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幕上的《一九四二》，正在还原1942~1943年中原地区发生过的特大饥荒，再现着那个时代老百姓的苦难与辛酸。然而，当银幕上一次次出现形如枯槁的灾民为了活命卖儿卖女的场面时，离我不远的临排临座的观众席上却传来了阵阵笑声。当影片中的乡村牧师为冻饿而亡死不暝目的人祈祷时，当从饿死的母亲怀中滑落出一个嗷嗷待哺的新生婴儿时，当日本飞机把无辜的灾民炸得血肉横飞时，当一幕幕令人窒息令人流泪的惨烈场景反复出现时，观众席接着飘出窃笑声！
这声音实在是太刺耳刺心了，坐在我旁边的一位老先生终于忍无可忍，猛地回过头来，对着笑声传来的黑暗之处，低吼一声：“笑！笑！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这一刻，我忽然联想到了我崇敬的鲁迅先生早年也有过类似的悲愤。当时，还在日本学医的先生也是在电影院，也是从影片中看到了同胞的被侮辱与被残害，也是因为听到在场的中国人无动于衷的笑声，才痛感耻辱，愤然离开。就是这种笑声，让鲁迅警醒：中国人的精神正在得病，医生可以治愈身体的病，却治不了中国人灵魂的病痛与精神上的麻木。于是，他弃医从文，把手中笔变为一把解剖民族劣根性的锋利的精神手术刀。
无独有偶，与上述电影院里的笑声同样刺耳的，是不久前“传”来的江西资溪县虐杀野生动物的猎枪声。我从一段真实的视频资料里看到，在该县所属山林的小道上，猎手拎着中弹淌血被打死的猕猴和麂鹿，得意地笑着说：“它们（指动物）都是傻瓜！晚上，它们怕光，手电一照，它们就不动了，眼睛还反光，我们就朝着它们的眼睛开枪，一枪一个，真准，嘻嘻。”
这悲惨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在资溪这个被命名为“全国生态示范区”、“全国绿化模范县”、“中国最具原生态的旅游大县”、“全国绿色小康县”的亚热带密林里，每天都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野生动物和鸟类被猎杀后卖到城里的餐馆酒楼，让吃客兴高采烈地享用。一条从捕杀、贮藏、运输、销售到餐桌的流水线，一条疯狂的利益链，正映衬出某些国民素质中的愚昧和贪婪。
在物欲膨胀的社会大环境下，在金钱崇拜已经把许多人的精神、道德甚至起码的同情心都吞噬殆尽的时候，如果我们再不去尽快建立一种健康向上的社会价值观，不去下大力气纠正种种荒唐乃至颠倒了的道德准则，如果让我们的后代在污浊浑沌的社会风气中变成贪婪、冷漠、毫无同情心的经济怪物，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一切经济成就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个缺少同情心、失去人间温暖的家园，无论如何也难以称得上是一个健康的小康社会；一个道德缺失的民族即便富甲天下，恐怕也得不到人类社会应有的尊重。
一个问题有意无意地被回避着，那就是要不要改造我们的国民性。尽管这个问题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己经为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所大声疾呼。无论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如鲁迅、胡适，还是后来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的陈独秀、李大钊，都从不同角度把改造国民性，视为中国走向现代世界强国的关键环节。愚昧、落后、自私、散漫以及在命运的重压下表现出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精神状态，始终是令那些可敬的思想前辈痛心不已的民族之殇。今天，一些人的表现，包括在苦难面前发出的刺耳笑声；包括在自然保护区猎杀动物的枪声；包括渗透于日常生活的种种欺诈违法、丧尽天良的丑恶行径……所有这些，不都在一次次提醒我们，改造国民性同样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必要支撑吗？
最近，舆论正在谈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对照这八个字，笔者不揣冒昧地说，在提高国民素质和改造国民性上，以往的“空话”、“套话”、“大话”甚至假话，实在是太多了！“假大空套”的风行，必然导致不讲实效的形式主义的泛滥和低俗文化的张狂。而形式主义表面文章的肆虐，又必定会使“入脑入心”的要求，变成苍白的奢望与自欺的理由，从而进一步形成国民素质和道德的真空。正是真空，才让拜金主义、财富至上的精神癌细胞畅行无阻，乘虚而入，也让传统国民性中最愚昧最落后最龌龊的部分借尸还魂。形式主义的“假大空套”在公众的厌恶中，最终为低俗文化、为扭曲的价值观，也为民族的劣根性，打开了大门。
敢不敢用先进的文化教育国民，能不能用大生产所要求的社会运行准则来提高国民，会不会用健康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诚信体系来约束国民，善于不善于把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与当今世界普遍适用的行为准则进行有机结合，并融入国民意识，从而形成崭新的健康向上的“新国民性”，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挑战。
秦晓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