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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冯友兰笔下的蒋介石颇耐人寻味。
据冯友兰晚年回忆，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西南联大，但每年总要到重庆去一两次。 凡是从别的城市到重庆的比较知名的人士，蒋介石都照例请吃一顿饭。冯友兰差不多每次到重庆，都会接到送来的请帖。
每次吃饭，大约有20人，座中常有别的城市的头头。蒋介石看见这些人总是问：“你们那里现在怎么样？”如果回答说很好，他就不再问了。如果回答说有些问题，他就追问是些什么问题，回答的人如果有些话说得不合他的意，他就发怒，有时还当面斥责。所以，去参加吃饭的那些头头，都是战战兢兢的。
“经过几次这样的场面，我发现一条规律：善于做官的人，如果蒋介石问他所管辖的那个地方的情况，总是说很好。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容易最保险的回答。说一个‘好’字就过去了。假使回答说有问题，甚而至于还要说有什么问题，要对那些问题作一种分析或请示，那就麻烦了。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可能还要受到斥责。我心中忽然明白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许多皇帝，也不能说是不聪明，到后来总是把事情办糟。像唐明皇，在安禄山已经打到潼关的时候，他还是照样寻欢作乐，那些掌权的大小官员，在他面前都不敢说真话，因为说假话最容易最保险，而说真话会引起麻烦。大小官员都不得不用官僚主义的一个妙诀，就是前面说过的‘瞒上不瞒下’。瞒来瞒去，就只瞒着掌握最高权力的那一个人。等到那一个人也觉得他是被瞒了的时候，事情已经糟到极点，无可挽回了。”（《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出版，1984年第1版，第112~113页）
冯友兰观察细微，这段评论也是极为深刻的。
一个政治家很少会说不愿听真话，有时还会在公开场合语重心长地鼓励人们讲真话呢，但由于个人的品德观念、办事风格，更由于制度和他所代表集团势力的上升或没落，很多时候恰恰就听不到真话，甚至走到不愿听真话的地步。听不到真话，意味着不了解真实的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行决策，当然存在很大风险。
1942年，由于日本侵略，连年战争，再加旱灾，河南省发生了大饥荒。据后来回忆，当时“飞蝗蔽天，野无青草；灾情惨重，人民卖儿鬻女”。国民党政府以“影响抗战士气”、“妨碍国际视听”为由，对灾情实行新闻封锁。同年秋，河南省推举3位代表到重庆陈述情况，呼吁救灾。当时他们也打算见见全权在握的蒋介石，但蒋介石拒见他们，而且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宣传灾情。1943年2月初，重庆《大公报》相继发表通讯《豫灾实录》和社论《看重庆，念中原》，被蒋介石勒令停刊3日。
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严令河南征缴不得缓免。”蒋介石的刚愎自用可见一斑。到1943年3月底，当美国记者白修德从河南考察归来向蒋介石陈述灾情时，他还矢口否认，故作惊讶。
蒋介石的态度，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下级的自私和残忍。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为了向上邀功，瞒灾不报。灾情发展到1942年秋天已十分严重，不仅国内记者纷纷报道，外国记者也到灾区，深入了解。为堵塞外人非议，国民党政府此时才派两位大员到河南视察，路上见有灾民在剥树皮，一位大员还说是地方上故意造作给他们看。其实剥树皮的事早两个月已经开始，且各处都有。后来两位大员把缩小的灾情报蒋介石，他再据此决定救灾的方案……
河南饥荒，约300万人（一说500万人）死于饥饿！可谓惨绝人寰。大灾荒中国民党政府上下的应对和结果，为冯友兰对蒋介石的评论提供了一个无比沉重的例证。
当年一位传教士的观察引人深思：“灾难完全是人为的，任何时候都没有超出当局可以控制的程度——如果他们有愿望和热情去做这些事的话。”
愿不愿听真话，能不能保证听到真话，是否言行一致地行动，是审视一个人物、团体兴衰的重要视角，更是一块可靠的试金石。
张天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