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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两起校园伤人案，令“精神病患肇事”如乌云般聚拢在公众心头。
12月14日，河南光山县一乡村小学22名学生被砍伤，嫌犯闵拥军被媒体爆出“疑似患有精神病”；同日，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康涅狄格州，28人在一起震惊世界的校园枪击案中丧生，而嫌犯亚当·兰扎被警方证实患有亚自闭症，时常“神经质、粗暴”，曾接受过药物治疗。
由精神疾病而致行凶，似乎正在演变为某种“全球病”。
“在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保守估计有1亿人以上，其中1600万是重性精神病患者，而其中又有约10%有肇事肇祸行为及危险。”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唐宏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但由于缺乏一套规范、连续的治疗和管理体系，相当一部分“散落民间”，成为威胁社会公共安全的“非定时炸弹”。
类似“炸弹”，还在一般心理障碍人群中蔓延。
“不论对民间所说的‘武疯子’（即高危精神病人——记者注）还是一般的心理障碍者，一套从家庭到社区、从医院到公安的社会网络化干预机制，都是化解危机的最佳手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分析。
但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这一网络在我国，只能称作“蹒跚起步”。
约160万精神病患有肇事肇祸行为及危险
“精神病患肇事”，近年对中国公众而言，已不是一个新词。
11月29日，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康红千被患者用斧头砍死，嫌犯王某被证实“中度抑郁发作”，曾“有受害幻想”；9月21日，上海外滩2名女子无端被刺丧生，凶手万某被证实有精神病史；去年3月“机场刺母案”的嫌犯汪某，被司法机关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
这仅仅是全国闻名的事例。
央视新闻调查2011年统计显示：精神病人暴力事件每年造成的严重肇事案件超过万起。
“目前，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保守估计在1亿人以上，其中重性精神病患者约1600万人，抑郁症患者已达3000万人，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有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约3000万人，精神疾病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曾发布这组数字。
唐宏宇证实，截至最近，这组数据“没有明显变化”。
北京回龙观医院副院长王绍礼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回龙观医院在全国四个省对1.2亿人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各类精神障碍总的患病率已达17.5%。
中国似乎正在迈入“精神疾病大国”。
“像焦虑症、抑郁症等比较轻的心理障碍，人群患病率分别是5.7%和3%～6%，而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疾病，能占到总人口的近1%。”王绍礼说，“后者的临床表现是：有严重的幻觉、妄想，行为紊乱，有的甚至完全丧失了自控和社会约束能力。”
媒体报道显示，上述重性精神病患若“放任自流”，将威胁到社会公共安全。“因为约10%的重性精神病患，具有肇事肇祸行为及危险。”唐宏宇表示。
法制网曾刊文提到：我国精神病人实际肇事肇祸发生率约为30%，其中杀人放火发生率约为2.5%，其他危害社会治安发生率约为19%。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科通过对1515例精神病刑事鉴定案分析后发现，侵犯人身、侵犯财产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是精神病患“排名前三”的肇事肇祸行为，占94.1%。如果精神分裂症实施社会危害行为，发生人身伤害事件的可能性将会在50%以上。
“社会转型时期，诱发精神疾病的因素增多。不止重性精神病患可能危害公共安全，个人的一点挫折，也可能点燃一般心理障碍者的‘炸药包’。”李玫瑾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从她的经验判断，2010年前后，因精神疾病而引发的杀亲、滥杀的案件在持续增加。“就国内外总体情况看，在重大刑事案件中，有约1/10的案犯多少在心理或人格上有些问题。”
王绍礼认为，这部分人看似“正常人”，如果不加以干预，同样可能是公共安全隐患。
医院难以收全“非定时炸弹”
接连发生的恶性事件引发公众担忧，而《刑法》第18条又特别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
“一个精神状态异常的人，平时谁来发现和干预？一个人若犯了罪，是不是自称精神病就能免责？”不少网民质疑，目前，社会对精神病患处于“事前没人管，事后管不了”的尴尬状态。
李玫瑾告诉记者，在判定这部分人的刑事责任前，司法机关会对其进行精神鉴定，“根据其作案行为来断定‘是否有辨认或控制能力’，如果作案时上述能力均正常，嫌犯一样要承担刑事责任。”
但媒体报道却显示，近4成精神病患作案时确实“控制能力缺乏”。“可见，相比案发后‘亡羊补牢’，不如事先做好治疗和监管，尤其是治疗——它是最好的预防手段。”唐宏宇说，但当前精神病患的就医情况“很不乐观”。
王绍礼给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根据对1.2亿人群的调查，以精神分裂症为主的精神病性障碍中，有约27.6%“从未接受过任何治疗”，有12%“仅求助于非精神科医生”，总体就医率仅有60%。
“而除精神分裂症以外的其他精神疾病患，九成以上没有主动就医。”他说。
即便对民间口中需要强制住院的“武疯子”而言，病床和医生数缺口也是绕不过去的坎儿。
今年10月刚颁布的《精神卫生法》第30条规定：当就诊者被诊断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且已经发生伤害自身/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时，要对其实行住院治疗。
但2012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显示，全国精神科病床在2011年仅21万余张，占全部病床数的不足6%。“据世界卫生组织评估，每万人口的精神病床数最低要求是1.48张，我们连最低配置都没有达到。”王绍礼说，“此外，目前全国精神科医生只有两万人左右，每10万人的精神科医生数的世界平均水平是4.15个，而我们的全国平均水平仅1.46个。”
这一切意味着，即便是重性精神病患者中，也只有极少数能住院治疗。记者按一年出入精神科医院80万人次估算，超过9成的重性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间”。
“散落民间”的危害不言而喻。
陕西一位基层民警曾向媒体称，他根据多起案例分析，造成恶性事件的精神病患者，主要是具有暴力倾向的青壮年。王绍礼也确认：“这部分人肇事的特点在于突发性、不可预见性和残暴性强，增加了有肇事肇祸倾向的精神病人服务和管理的难度。”
高昂医疗费曾被认为是一大入院“门槛”，但多位专家向记者证实，在病情稳定期，一年所需治疗费不到2000元，即使用最好最贵的药，每年也不过2万～3万元。
但在一些相对贫困地区，由于观念和财力所限，精神病患被“居家关锁”或“流落街头”等现象，仍在不时上演。
“病能有医，疯能有控”是一种公共责任
医院之外，社区、公安等能否肩负起管理之责？
“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比有些国家的总人口还多，但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住院，有些完全可以通过社区进行接治、管理。”唐宏宇表示，“而且，对精神病患的干预是一个持续过程，不能‘一入院就稳定、一出院就放羊’。长期随访、跟踪、管理机制，只有社会力量能做到。”
有关数据显示，精神病患中，有80%需要终身康复治疗。而由于缺乏持续性和前瞻性，往往出院后又出现伤害行为，“而且比第一次还要重，直到不可收拾”。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和监管仅靠亲属远远不够，需要政府将这一群体的救治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投资的视野，真正帮助精神疾病患者，特别是重性精神病人实现‘病能有医，疯能有控’。”多位专家呼吁。
在王绍礼眼中，最理想的模式应该是：患者发病时，第一时间到专门医院接受规范治疗；待两三个月病情稳定后，一步步转到康复医院；最终，转到社区去。“这里，每个环节都应该是‘无缝交接’的，确保病患的信息在各家机构间顺利传递，并有专门机构、专人负责管控。”
为此，卫生部在2006年，就已牵头启动了“医院社区一体化”试点。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常务副主任马弘介绍，截至2011年4月，这一针对重性精神病患而确立的管理模式，已覆盖了全国160个市（州）、674个区县、3.3亿人口。为28万例重性精神病患登记、建档，肇事率也从最初的4.8%，下降到第5年的0.5%；肇祸率从1.5%下降到零。
“对精神病患的管理最终是要回到社区，以社区管理为中心，这是趋势。”唐宏宇认为。
各省区市也在做类似尝试。
中国青年报记者查询看到，江西、福建、湖南、吉林、浙江等省，均在走各部门“协同作战”之路。以江西为例，今年财政拨出660万专项资金，用于重性精神病患的收治管理工作。其公安机关通过分户走访、摸底，“排查”此类人群，并进行信息采集、风险评估、落实监护责任等工作；卫生部门负责肇事肇祸精神病患的监测，督促医院做好鉴定、收治和管控工作；民政部门负责流落社会的精神病人的救助及送返原籍……
在一些省区市，还为贫困重症病患设立了“住院救助基金”。
“整个协作网正在建设，但还没有建成。各级医院的功能、定位不够清晰，医疗机构之间、医疗机构与社区之间没有很好地衔接，双向转诊通道还没有完全理顺。”这是王绍礼概括的当前“弊病”。
他认为，医院为这类病患建立信息库后，即使其出院回家，“社区管理者也能第一时间接到信息，迅速去跟踪随访”。但由于社区力量跟不上，财力投入有限，“目前，即使在北京，我们能做到的也只是把病人信息通知到当地精神卫生防控部门去，能不能‘落地’不敢说。”
李玫瑾还强调，干预不应止于重性精神病患，抑郁、焦躁等一般心理疾病也应被纳入。
有心理医生曾提示：“如果社区都能建立一个心理干预机构，如果案发前，当事人或邻居能有渠道给社区专业人员打个求助电话，也许很多悲剧就不会发生。”
李玫瑾认为：“精神出现异常的人，最先发现的应是他的家人，如果家庭失去功能，邻居及社区人士往往能够发现，他们要及时送病患去医院或报警。如果医院在接诊每一个病人后能建立定期回访制度，公安机关在处理每一疑有精神问题的嫌疑人案件时，能够及时与医院进行联系沟通，就能建立家庭、社区、公安、医院协作机制。”
本报北京12月18日电
本报记者 王梦婕 实习生 陈霏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