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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12月18日发布报告称，尽管大学毕业生的心态已经发生转变，能够接受更低薪金的岗位，且采取多种策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但是仍难以避免在就业和生活上面临诸多社会不平等状况。在此种情形下，大学生就业难正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面貌。
该报告依据于自2010年开始的一项追踪研究。研究对象是12所高校（6所“985”高校和6所普通高校）约6000名毕业生。通过问卷调查和焦点组访谈，研究者试图了解2003年（第一届大学扩招后毕业生）以来历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与收入、生活状况与消费方式、婚恋与家庭以及网络行为与社会政治态度等方面的情况，其中的一个研究重点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及其相关满意度。
这份报告集纳于2013年《中国社会蓝皮书》之中。
毕业生的适应性蜕变
当2003年大学扩招后第一届毕业生遭遇就业困难时，毕业生及其家长几乎是措手不及，无所适从。如今，这些“天之骄子”已然接受了就业难的现实，普遍降低了就业预期，对初职月薪水平的要求不断下调，以往难以接受的较低声望和较低专业技能的就业岗位现在也可以接受。他们知道，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大学生的境遇算是比较好的了。曾经的不满被对现实的妥协代替。
与此同时，大学生采用多种策略应对就业压力，努力提高自身的就业竞争力，比如：申请入党、参考公务员、考取各类资格证书、争取实习机会、了解就业信息，等等。大学生入党积极性非常高，接受调查的12所高校近三年的毕业生近半数是党员。其中：“985”高校本科毕业生41%是党员，普通高校毕业生37%是党员。这一点颇出研究者意料之外。
大学生还通过参与各类社团活动和各种竞赛、担任学生干部、争取荣誉称号等方式，提升自身综合素质，为就业作准备。这些因素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势。
研究者发现，虽然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不很严重，但隐性失业现象较为突出。应届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大约3/4的人就业，而没有就业的1/4的人中只有不到半数在继续上学（读研究生或出国留学等），其余的人既不工作也不上学。
“这些人当中只有少数人在找工作（被统计为失业的人），多数人则处于隐性失业状态，他们在等待满意的工作机会或继续上学的机会。当然，真正什么也不做而‘啃老’的人只是少数，但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是依赖父母的经济资助，准备各种考试或上各类的培训课程。如果有好的工作机会，他们马上就会就业。这些人是隐性失业者，应届毕业生毕业一年内的隐性失业率接近10%。”此项研究的负责人说。
新学校教育无用论
调查发现，不同学历和不同类型学校有不同的就业率，并非越高学历和越好的学校就业率就越高，不同学历和学校类型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U形。硕士毕业生的就业率低于本科生和博士生，“211”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低于“985”高校和普通高校。
与此相关，目前大约1/3的毕业生在从事与其所学专业无关的工作，有部分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的专业对口率不到30%。极端的例子是，只有约1/6的医学专业毕业生从事医疗工作。
即使毕业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在很多情况下，用不到在校期间所学的专业知识，而工作岗位所需要的应用实践性技能，学校教育未能提供，这导致用人单位不愿招收应届毕业生，而许多毕业生感到在学校里学到的专业知识对其就业帮助不大。
此种情况反映在研究中为，专业课成绩好坏与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没有太大的关联，并且对于毕业生随后（毕业7年内）的收入增长和职位提升也没有正向作用。
它导致的后果是，许多学生对学校教育不满意，认为学到的专业知识无用，对专业课学习采取应付态度，他们把主要精力用于考研、学外语、考各种证书、兼职工作等方面。
“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专业课教学内容常常基于教师本人兴趣和专业知识，而较少考虑学生就业需要。学校的业绩考核迫使教师把主要精力用于发表论文和申请研究项目，从而忽略学生就业所需要的基础专业知识和应用技能的教育。”此项研究的负责人说。
就业“拼爹”引发不满
虽然大部分毕业生都能找到工作，但其中50%的人对自己的就业状态不满意，他们抱怨收入低、待遇差、专业不对口、没有发展前途等，这导致毕业生跳槽现象频繁发生。毕业半年内有27%的本科毕业生跳槽，而大专生则有48%跳槽；毕业三年内61%的本科生跳过槽，79%的大专生跳过槽。98%的跳槽行为都是主动提出离职，而非雇主解雇。
和这种“不满”相比，另一种“不满”更显刺眼。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大学毕业生就业选择倾向发生明显转变，最理想的就业选择从高收入的外企转变为高福利和高稳定的体制内单位（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体制内就业岗位竞争十分激烈，然而，与外企就业岗位竞争不同，体制内就业岗位竞争存在着暗箱操作、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用毕业生的话来说，要竞争到体制内就业机会是要“拼爹”，一些公开招聘是为某些人“量身定做”的“萝卜坑”，而大部分应聘的人都是“陪练”，即使考分和面试都是第一名也需要“运作”（走关系、行贿）。虽然不清楚这类不正之风到底有多严重，但在毕业生和其家长看来这类现象普遍存在。几乎每一个毕业生都能讲述几个这类故事，有些是其亲身经历，有些是他们的同学、朋友、熟人或亲戚的遭遇。只有“有关系”、“有背景”的人才能当公务员或进国有企业，这几乎为大部分毕业生所认同。
“这种印象如此强烈，以至于有些家长在给子女填写高考专业方向时声称，某些专业不适合其子女，因为这些专业的主要就业领域是机关和事业单位，而他们缺乏相应的社会关系，难以帮助子女进入这类单位。”此项研究负责人说。
同样的，很多毕业生也有类似想法，他们因没有相应家庭背景而不敢竞争这些就业岗位，那些应聘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工作岗位失败的人，纷纷抱怨招聘背后的“猫儿腻”，并且猜想竞聘上岗者的家庭背景。这种现状激起众多毕业生的强烈不公平感，同时也导致他们对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招聘的公正性产生质疑。
不过，体制内就业者也并非事事如意。就业的最初几年，能在体制内获得工作机会的毕业生感到他们是幸运儿，不用像其他同学一样在市场竞争中焦虑挣扎。但工作大约5～7年时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会产生焦虑，对体制内工作感到不满，抱怨工作内容枯燥乏味，缺乏挑战性，人际关系复杂，职务晋升机会竞争不公平和不公开，收入低，等等。
何处安家与前途迷茫
获得一份工作只是毕业生迈向社会的第一步，随后他们就要考虑前途方向和安身立命之所在，这是工作五六年之后的毕业生的主要困扰。调查发现，大城市的高房价和高租金使许多毕业生感到他们不可能在此长久定居，三四年前出现了“逃离北上广”的潮流，许多毕业生返回家乡或奔向二三线城市，但近两年，“逃离”大城市的毕业生又逐渐回流，因为他们发现中小城市的就业机会更少，发展空间更小，而要获得好机会更需要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
不论是返回大城市的毕业生还是留在中小城市的毕业生，都处于进退两难境地。坚守在大城市的人深感这里不是长久的安家之处，返回中小城市的人则感觉生活沉闷、前途无望。有一份工作和收入以维持生计，远不能满足当今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他们想要的是有品质的生活和有发展前景的工作，成为中产阶级或享受所谓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是他们的生活目标，然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使他们处于焦虑状态。
此项研究的负责人不禁感叹，“近两年来，金融危机导致的生活成本不断上升和就业不稳定进一步加剧，使许多毕业生感到，他们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梦想，有些毕业生甚至感到梦想不可能实现而为此悲观。”
本报北京12月19日电
本报记者 董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