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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他的电话只响起两次，只有一个人敲响了办公室的门。潍坊市坊子区教育局局长刘伟啜了一口茶，笑着对记者说：“我和你聊一天，也不会有几个人找我。”
他能有今天的清静，得益于他任局长后努力做的一件事：不断削弱自己在45位校长和2565名教师中的权力。与此同时，教育局也逐渐松开了它紧攥的大手，把任命权和办学评价权交给了第三方。刘伟说：“把校长的权力归还给校长，也解放了教育局。”
12月15日， 由民间机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起的“第三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授予坊子区教育局“特别奖”，以鼓励它按照“政府投资、专家办学、行业监管、中介评价”的思路，全方位简政放权，力推管理、办学、评价分离的探索。
教育局放弃了任命校长的权力
刘剑锋理直气壮地说：我这个校长职务不是权力和关系角逐的产物，而是公平竞争的结果。
2011年10月，他“过五关斩六将”，从普通老师成为前宁小学校长。那支200多人的竞争队伍，在经历笔试、面试、考察、挂职锻炼、最终考评后，只剩下寥寥数人，其中包括这名33岁的年轻人。
决定聘任刘剑锋的不再是教育局，而是一个名叫理事会的机构，其中有一名教育部门的官员，但他失去了一言九鼎的权力，只占十三分之一的表决权，其他成员还包括街道办主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支书、家长代表、教师代表和企业家。他们给刘剑锋投了信任票，赋予他4年的校长任期。他赞叹：教育局的胸怀很了不起，主动放弃了任命校长的权力。
这里不能不提接收刘剑锋挂职锻炼的北海双语学校。它在2007年诞生时，很少有人意识到它将改变坊子区的教育进程。刘伟那时的身份是区长助理，受时任区委书记之命，负责这所民办学校的筹办。刘伟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做过老师、镇长和镇党委书记。在他看来，办一所学校不是很容易吗？但北海双语学校差点办不下去，直到他们从东营市请来名校长高峰，情况才大为改观。
在两年多里，学校成了备受家长追捧的对象。这期间，刘伟跟着高峰考察了全国的许多名校，还去了一趟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创办的帕夫雷什中学。
他当局长后的一些想法就来自这段筹办学校的经历。“我从北海双语得到的最大的启示就是校长在办学，而且只有专业的校长才能改造好学校。”刘伟说。该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无论是教育局还是投资方都不能直接干预学校的日常管理。
2009年1月，刘伟出任坊子区教育局局长。他在公办学校里看到了与那所民办学校的强烈反差。一所学校把博学多才的“博”字写成了“搏”，还堂而皇之地印成了标语。他走进一间教室，如同走进了垃圾场，纸屑遍地，还有一堆煤。在图书室，他看到了密密麻麻的老鼠屎和泛黄的旧书。一个农村小学的校长被借调到教育局工作，局长问他：你们出去学习过吗？“学啥？每年局里都有很多通知，按照要求办就行”。有3所学校合并成一体，学生猛增到600多人，校长很兴奋，对学校整修一番，兴高采烈地邀请局长去看，只见墙壁被打扮得“花里胡哨”，刷着斗大的标语：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刘伟曾以为到教育局后，会很轻松，“没想到校长们排队来找我，一周找不到我，就办不成事”。
他还发现，校长们都在做给局长看，希望博得领导高兴。“这很危险。”他说，“如果局长变成了大校长，一个人在办学校，那问题就多了。”上海一位名校长曾对他说：归根结底是教育局把教育管坏了，你们把学校交出来就好了。
2009年9月，刘伟决定先交出6所农村小学（后来扩大到12所），请高峰做总校长，希望复制北海双语学校的成功经验。让民办学校的校长去办公办教育。这个大胆的想法，在教育局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担心会把学校办乱。他们劝告刘伟，教育局这么强大的力量都管不好学校，你交给一个民办的校长就能管好了？
在一片闹哄哄的争论中，刘伟气定神闲，他说：实际上还是校长在办学校，我们只是以高峰的名义设置一道屏障，挡住教育局伸向学校的手。
那只握有任命大权的手被挡住了。屏障是高峰设立的“幸福教育研究中心”。它雄心勃勃，要“创造和打磨出不同凡响的农村优质教育”。6所农村小学首先成为幸福教育联盟校，把它提倡的“精雕细琢，终成大器”几个字高高挂在教学楼上。该中心具有校长候选人的提名权。最初，还是由教育局研究聘任校长，后来聘任权被转移到了理事会。
坊子区又相继成立了信心教育学校联盟和创新实践教育学校联盟，这3个与教育局地位均等的机构容纳了全区三分之一的小学和所有的中学。这轮名为“简政放权”的教育改革实际上已影响了全区的学校，那些依然由教育行政部门任命的校长人选，也只能由专家委员会从校长后备人才库中提名产生。而要进入这个后备人才库，必须像刘剑锋那样经过一番公开的比拼。
学校办得好不好，该谁说了算
高峰向刘伟提了一个条件：学校办得好不好，谁说了算？如果还是你教育局说了算，那我不干。双方便达成了协议，其中一项规定：幸福教育联盟按照国家法律办学，教育局不得干涉。
潍坊市当时已有一家独立的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潍坊创新教育管理评估中心，它是在市教育局局长张国华的推动下成立的。坊子区教育局从2009年起，每年花20万元请该机构独立评估各校的办学情况，把教育的评价权也拱手让人了。刘伟说，如果没有评价权的分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放权。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徐友礼也表示：如果评价主体不变,教育局左手放出去的权力,右手又会拿回来。
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由市教科院原副院长潘永庆领衔，参与者也是一批离退休的校长、教研员。有人担心他们远离了教学实际，难以与时俱进。但这群老同志却受到了大部分学校的欢迎：大约6人组成评估组，在某校待上一两天，翻阅材料，随机听课，随意地找师生们聊，也不在学校吃饭。评估组在将报告交给教育局前，会让校长们先睹为快，并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请校长签上大名，以示认可。
潘永庆说，评估的首要原则，是要有利于解放和激励学校自主办学，它不是为了区分高低，而是要帮助学校分析和改进问题。邓村小学校长王树娟说：“学校接受的是专业团队的评价，我的心态很平常，没有面对教育局评估时的那种紧张。”
首次评估的结果与教育局的认识产生了分歧，几所在官方看来表现不错的学校竟然排名靠后，一些干部质疑评估的可靠性，但最终表示了认同。产生分歧的原因是，教育局的同志没有精力深入调研学校的内部情况，只是根据校长汇报和多年来的主观印象作判断。
面对一个没有任命权和评价权的教育局，高峰有底气劝告他的几位校长：不要听教育局的，不要听刘伟的。这话传到刘局长耳朵里，他不但不恼火，还很坦然。他知道这些话是说给教育局的干部听的。机关的一些人对高峰没什么好印象。因为此人对前去检查工作的领导不迎来送往，也不把教育局的工作安排当回事，经常借口影响学校教学，拒绝参加上头分配的培训任务，却私下里组织校长和老师们外出学习。一位科长向教育局长抱怨：没法干了，安排什么活儿，他们都不听，完不成上面布置的任务啊。
不能靠通知和检查控制学校
“教育局经常好心办坏事。”有一天，高峰向刘伟抱怨，我们把一年要干的事情都提前安排好了，但你们不断地发通知、搞检查，带来了很大的干扰。
刘伟认同高校长的观点。当局长还没几天，他就接到了上级教育行政单位关于校园绿化的通知。他大吃一惊，没想到这种事上级也管。通知下传后，各学校上报的情况表明他们正在营造郁郁葱葱的校园。但教育局长在学校没看到几棵新种的树。
很多事情该怎么做，不能由教育局来决定。刘伟说，靠通知、检查控制学校，只会遏制学校的活力，“因此，我们现在只重点检查安全”。
坊子区的校长算是过了一段比较舒心的日子，但往事不堪回首。“放权前，检查次数多、内容繁杂、程序繁琐，往往同样的内容多个部门来检查。”王树娟校长说，“有时一天要迎接多次，从校长到师生，都疲于应付”。如今，教育局下发的通知依然不少。王树娟在7月～11月收到约108项通知，但性质已有变化：其中有70多项为学校自主筛选项目。“也就是说，这些通知，只是教育局为学校提供的‘菜单’，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参加”。去年，潍坊市参评人居环境奖，要求学校组织学生上街宣传，但前宁小学校长刘剑锋拒绝配合。他说：“我们不是为领导办学校，而是为了孩子。”
11月11日，潍坊市教育局对坊子区的变化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它在一份通知中表示：减少对学校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已是当务之急。为此，对今年原来确定的达标、验收和评优项目，除需要政府投入改善办学条件的4个项目外，原拟开展的“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艺术示范学校”、“防治近视示范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信息化应用示范学校”、“中小学科技创新示范学校”、“实验教学示范校”、“图书使用示范学校”等其他所有涉及学校的达标、验收和评优项目一律暂停。
当坊子区教育局放权的改革推进到2010年年底，又有一项举措出台。刘伟对同事们说，教育局是为教育服务的，我们的客户是学校，工作是不是应该由客户来评价？他请校长们为科室的工作打分。由科长们向校长们述职，每人5分钟。区教育局督导办公室主任李金海“最初难以接受”，他说：“我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应该是我们管理校长的。”政工科科长刘艳芳当时还在学前教育科，她认为此举“是领导在为难我们科长”。不过，她还是认真准备了第一次的述职报告，修改了4次，并在家里进行了排练。她在述职时要面对100多人，除幼儿园园长和校长们外，还有教育系统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部分优秀教师以及局领导。
这一招化解了校长们和科长们之间的对立情绪。七马路小学校长潘夕茂说，联系工作时，他们的态度变化很大，不再居高临下，而是以商量的口气，听起来舒服。刘艳芳科长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拿起电话就给校长们布置任务了，“我现在要尽最大能力帮校长和老师们争取资源，尽量不给他们添麻烦”。
一些科长感到很失落，有人还曾赌气似地对局长说：“这样改革，可以把教育局撤了。”刘伟相信，只要全区的教育越来越好，就能堵住他们不满的嘴巴。
校长不用再琢磨局长的脸色
从评估的结果来看，校长们并没有把学校办坏，而且有令人惊讶的表现。有的农村小学在首次评估中还超过了两所区直学校的排名。尽管，多数学校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且城乡教育差距仍然较大，但负责第三方教育评估的潘永庆看到了坊子区一年胜似一年的变化。他称赞那里是潍坊教育最具活力的地方。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校长们真正把时间和精力用来研究教育，而不是去研究局长。”刘伟说，“他们有了安全感，不用琢磨局长的脸色，看你是否高兴。”
和潍坊其他区县的校长比起来，坊子区的同行拥有的自主权令人羡慕。他们能够任命副校长和中层干部，至于公用经费的使用，也全凭自己做主，教育局只检查预算的执行情况，另外规定其中的6%必须用来购买图书。校长要带老师们外出学习、开会，也不用请教育局批准，告知一声即可，这使得一些学校的培训费用经常超支。凤凰小学今年的预算中，培训费是2.1万元，但到11月时已经用了4万多元。前宁小学这时候也有近3万元用于教师的培训。对公用经费20万元左右的学校而言，这笔开支不算少了。
这场改革能走到今天，离不开时任区委书记丁志伟的大力推动。2006年年底，他出任该职后，邀请市教育局局长张国华喝茶，局长告诉他：坊子区的教育在全市12个区县中最差。“我一听这话，背上有点冒汗。” 他回忆说，自己当了3年区长，竟然忘了抓教育，很汗颜。“现在，要带着对教育的愧疚之心，抓紧弥补过去的疏漏”。正是在丁志伟的推动下，北海双语学校应运而生，他还亲自赶到东营，请来了高峰校长。同行的《大众日报》资深记者刘同贵感觉到了“丁书记迫不及待想把教育办好的心情”。这位昔日热衷于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的区领导在返回途中，一直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教育。此时，“他觉得办一所好学校比办好一家工厂更重要了”。
在一次全区动员大会上，丁书记表示，要借鉴改革开放的经验改革教育。因为他在调研中发现，教育机制落后，“相当于30多年前的工业企业”。他亲自推动了教育局放权的深入发展，并把最先试点理事会制度的小学改名为“凤凰小学”，希望教育能凤凰涅槃。
丁志伟对坊子区教育的贡献，还在于他的知人善用，选择了刘伟出任教育局长。在书记眼里，这位下属“非常热爱教育，不迷恋权力，有勇有谋”。
坊子区不是在孤军奋战。它的背后，是一直在探索“简政放权”的市教育局。2009年4月，在启动改革之前，坊子区就得到了一顶“安全帽”：市教育改革实验区。目前，张国华正在酝酿如何将实验区的成果向全市推广。这位市教育局局长说，管办评分离是否可能，坊子区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从2004年起，潍坊市实行中小学校长职级制，取消了学校的行政级别。所以，张国华才有底气表示：在潍坊，校长已成为众多优秀人才的公开职业追求。近3年，潍坊市已有7位县级教育局副局长走上了校长岗位，还有13位副局长考入了校长后备人才库。坊子区三马路小学校长郎咸阳原是一名副科级的教管办主任，也主动放弃了行政级别。他说：“我被教育局干事的激情感动了。”
“我的主要精力就是守住学校和孩子”
有人说，坊子区教育局放权，为的就是能让专业校长安心地办学校。作为联盟校的总校长，高峰要引领校长们做学校的发展规划，教他们设计课程，为他们提供各种外出学习的机会，等等，但不会代替校长们的头脑和手脚。对于成立了理事会的12所学校而言，虽然这个机构掌握着任免校长的大权，但它只能依据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的评估报告行使权力。
理事会的设置是坊子区开门办学的尝试。教育局试图通过此举使学校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在8月28日的理事会会议上，邓村小学校长王树娟作了题为《教育，让生命更精彩》的述职，并汇报了学期工作计划和财务开支，也提到了学校面临的困难，恳请理事会帮助改善教师的住宿条件。“协助学校筹集办学所需资源”，是理事会的责任之一。更换接送学生的中巴车，改造校门前的烂泥巴路，修建一栋钢结构板房，维修锅炉、疏通供暖管道等，这些让校长们头疼的问题，都在理事会的帮助下得到了解决。
“做这个校长还是比较爽的。”王树娟说，“以前是上面叫我干啥就干啥，不用动脑子。现在，起码有自己的想法了。孩子们的需求，就是我的办学立场。”几年来，这所农村小学经常举办教师沙龙，他们在第一次沙龙上讨论的问题是：哪些工作不用学校布置，自己可以主动做好。
刘剑锋也在理事会的帮助下，为老师们送上了新校长的见面礼。2011年10月，他初来乍到，面对的是前宁小学一群平均年龄39岁、以男性居多、表情严肃的老师。有人遇到这位新校长，还有点害怕。
“为了咱们学校更好地发展，为了我们工作得更加舒心、幸福，我真诚希望您在忙碌的教学之余，赐教以下几个问题。”刘剑锋通过书信请老师们提意见、谈期望。“希望学生幸福，老师快乐。”有人这样写道，并列举了学校需要改进的几个事项。这位老师没想到，他的建议很快变成现实：校长筹集到了资金，花1万多元维修锅炉、排查管道，恢复了正常的供暖；建好了食堂，聘请了厨师；给每位老师补贴1600元，购买了20多台笔记本电脑；把每天下午16～17时确定为老师们读书、开展教研或进行体育锻炼的时间。
现在，刘剑锋正在构想的是，明年如何整合国家课程与校本课程，为学生们提供适合的学习内容。他说，除了必要的开会，基本不去教育局。“我的主要精力就是守住我们的学校，守住老师和孩子”。
做校长一年后，今年教师节，他得到了教育局的重奖：一块重25克的金牌。
本报记者 李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