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酒令”无需对酒企投鼠忌器

    中央军委日前下发通知，印发《中央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规定》将禁酒列为接待工作中一项重要内容。受此影响，12月24日，白酒股当日全线大幅下挫，茅台一天蒸发125亿，领跌各大行业板块。（《21世纪经济报道》12月25日）

    禁止公款吃喝，对相关产业的发展会产生极大的影响。高档餐饮企业立马萧条，烟企酒企亦随之进入冬眠期，这大约是人们常见的一种现象。这也表明，公款消费在我国的经济格局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次白酒企业的遭遇则直接体现了酒企与机关作风之间对应关系。中央军委“禁酒令”刚下，高档白酒股价随之集体暴跌。其中，龙头股贵州茅台大跌5.55%居首，洋河股份跌4.97%，五粮液、山西汾酒、泸州老窖等白酒股也跌逾3%。这种直白而简单的对应表明：清明的社会环境，科技创新类企业才会百舸争流脱颖而出；反之，在一种畸形繁荣中，烟企酒企必沾沾自喜洋洋自得。

    烟酒等产品，虽然并不为一个正常社会所必需，但其在发展壮大之后，却很容易在现有的财税体制下成为地方政府的摇钱树。而作为财税大户反过来会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一些地方政府正可谓要地给地、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政策给政策，也懒得去扶持什么创新企业了。

    这样一来，有时政府权力和这类国企很容易结成同盟。禁酒令也罢，市场讨伐酒价虚高也罢，在酒企虚高的利润、不正常的市场地位摇摇欲坠之际，地方政府的大小官员甚至比企业负责人更着急。于是，维护企业利益，保住市场地位，就成了有关联的政府官员的头等大事。更何况所谓禁酒禁烟之类，还大大有损官员个人利益。所以，每每禁酒禁烟令等出台不久，最终总是在妨碍企业发展的借口下受到抵制直至名存实亡。

    这种投鼠忌器实在大可不必。一是酒类企业本身只存在有限的正当性。在现实生活中，因饮酒误事、饮酒伤身、饮酒丧命的教训不早就证明酒祸猛于虎么？可见我国目下以高酒精度白酒为主打产品的酒业生产模式，既没有道德优势，也不符合国际潮流。

    二是禁酒有助于酒类企业转型发展。酒企通过多年的发展，积累了资金、人才以及各类资源优势，其实远非人们所想象的一禁酒就会垮掉，这类企业完全可以在酒类市场萎缩、酒业利润摊薄之后，尝试转向创新发展领域。这个转型固然是艰难的，但如果坚持在创新领域走下去，则于企于国，都将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