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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里，老师改变了一群问题少年的命运。而外人看来，求松的人生就像电影的真实版。
“这门考试很重要，我会在这儿陪着你们，你们必须做完。”风雪中，求松给了学生这样一个指令。
82个藏族学生立刻正襟端坐。有人马上把手从兜里抽出来，掸了掸军大衣上面的雪，哈了两口气。
玉树县地处青藏高原东部，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最东部，平均海拔4493.4米，气候寒冷。这一天，是藏语文课程期末考试的日子，气温是零下7℃。
这里，是位于海拔3800多米的“利民学堂”。求松，就是这个牧民大龄青年学堂的创始人。
“我就像一头牦牛”
2006年，一个藏族牧民来到了西宁市。
在城市的车水马龙中，这位牧民既不会说普通话，也不认识汉字。他找不到厕所，最后甚至只能在马路边方便。
“我走进人群，就像一头牦牛。我说什么别人听不懂，别人说的我也不懂。没有文化，太可怕了。”他这样对同乡求松说。这句话，震动了这个佛学博士。
据玉树州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介绍，2011年，玉树州小学的平均辍学率为1%，初中平均辍学率为2%。
据了解，牧区儿童失学，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从小到大都过着放牧生活，一年四季不断搬迁，没有固定居住点，难以固定就学。“等年龄大了，父母更不会支持他们学习，而是直接要求他们做生意、打工或成家。”
22岁的义西多杰，就曾是一名“牦牛一样的少年”。
少年时期，他没有受过任何学校教育，只会说藏语，对藏文和汉文一窍不通。日常生活就是挖虫草，或是偶尔给寺庙、牧民画画。直到他遇到了“求松老师”。
当时，毕业后的求松从广东卖珠宝玉石到印度、尼泊尔，“一年也能赚个几万元”。但他决定放弃经商，为大龄牧区青年开办学堂，帮助他们脱盲。
2010年7月2日，“利民学堂”正式开学。
两个月后，迎来的第一批学生里，就有一脸茫然的义西多杰。“这么大年龄，很难上普通小学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两年后，自己竟可以用简单的汉字发短信，用基本的普通话交流更不在话下。
身在不平凡的海拔，学堂的六门课程也不平凡：藏语文、汉语文、思想品德、唐卡绘画、掐丝工艺、藏香制作。
上午8点的铃声响起，汉语文课小班上课了。15个学生跟着梅朵老师念“a、o、e”，写“一”、“二”。义西多杰用爱心人士捐来的新铅笔，写下了汉字的第一个笔画。
9点30分，义西多杰“转战”藏语文班。他从字、词、句学起，如今，他已经在学藏文创制理论基础的《音势论》、《藏语语法三十颂》。
上午是文化课，下午是技能课。本就会画画的义西多杰来到掐丝班，很快便能上手，还得到机会到了他从没去过的西宁市，学习了一个月。去年，他已经独立卖出两个掐丝作品，赚了600多元。
利民学堂的82个学生中，10多人已卖出作品，价值300元至1000元不等。按照利民学堂的规定，收入的30%归学生个人所有，70%用来购买材料。“学生家里都比较穷，一般拿到钱后，都直接给家人，由家人支配。”
但在义西多杰的父亲看来，这并不是喜事。
义西多杰是长子，下面还有5个兄弟姐妹。在州里开出租车的父亲多次要求他退学，利用画画手艺赚钱。“给寺庙画一天能赚100多元，你天天坐在学堂里掐丝，有什么用？”
义西多杰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我对父亲很愧疚。本该是为家庭承担责任的大人了，而我却始终为了追求理想，为了学习，忽视了责任。”
求松相当看好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坚决不同意他退学。“你出去了，我相信你也能赚点钱。但文化水平没有提高，手艺没有精通，将来肯定会后悔，也不能回馈社会。如果你坚持下来了，将来肯定是顶尖的，能帮助更多的人。”
求松又开始一次次劝说他父亲，甚至恳求：“暂时让我教他三年，三年后我一定还您一个很棒的儿子！又懂藏文又懂汉文，又有技能，又有梦想，将来肯定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最终，父子俩都想通了。“我再苦几年，一定要让儿子继续他的梦想。”
“从没想过，我竟然也能帮别人，很幸福”
“下一节是思想品德课？”敦厚的义西多杰很轻松，但21岁的才文扎巴却大感头疼。
因为，他一度是个“问题生”，顶着一头染黄的头发，刘海长到遮住了眼睛。那时候他老欺负小同学，喜欢跟老师顶嘴，也会抽烟，偶尔打架。
才文扎巴有7个兄弟姐妹，只有大哥在外打零工。入学前，除了每年挖虫草的45天，才文扎巴就是在家“闲逛”，或者泡在网吧。
但到了学堂，80多个学生都要坐在一起，听求松老师讲闻所未闻的《弟子规》、“做人的道理”、“好人和坏人的区别”。一开始，他们也似懂非懂。
一次，才文扎巴跟同学吵了架。课堂上，求松没给他留一点情面。“我们是公益类学校，要团结友爱，你这样是不行的。再吵架，你就会被开除。”
才文扎巴低下了头，自此，他再也没跟同学吵架。“以前我没上过学，跟着父母放牧，他们也没有接受什么教育。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自己高兴就好。”
但仅仅是每天课堂的1小时，就会让他改变吗？
2012年4月，才文扎巴跟着学堂的青梅老师，去给贫困牧民送物资。起初，才文扎巴只是想交差事，直到他看到藏族老人在春寒料峭里穿着破旧的胶鞋，连袜子也没有。
“我以前只知道上网、玩耍，不知还有这样贫困的地方！那些孤寡老人，衣服那么破、那么脏，还穿着。”
利民学堂的背后，是玉树州利民协会，它的前身是2010年玉树地震后成立的玉树州关爱生命协会。求松担任会长。协会主要负责利民学堂、医疗点和扶贫工作。
利民协会2011年8月至2012年8月的工作报告显示，一年中，共有3.7万多人从协会志愿者手中拿到物资，包括衣物、取暖煤炭等。此外，利民协会建立的4处免费医疗点共帮助2.1万多人，1700多人收到过协会志愿者送去的常规药品。
每年，才文扎巴会跟随志愿者，到牧区发放物资七八次。
2012年4月，青海省最南端的囊谦县，县小学的582个学生脱掉了脏到看不清图案的衣服、破到快露出脚趾的鞋。在利民协会志愿者的帮助下，孩子们换上新衣裤、新鞋。他们迫不及待地把新发的铅笔、橡皮放进新文具盒中，并彼此炫耀着。
这样的场景不仅感动了志愿者，也深深触动了随行的“利民学生”们。
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牧民都很感谢他们：“我们没有收入，根本买不起衣服。很感谢你们，我们好几年都有衣服穿了。”他们会竖起大拇指，或是双手合十，“有些牧民还会邀请我们去家里喝茶、聊天，大家都很热情”。
在同胞家中，才文扎巴自己动手，给陌生的小孩子穿上了干净的衣裤。那一刻，一缕崭新的情感流入了他的心。“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竟然也有能力帮助别人，感觉很幸福。”
如今的才文扎巴早已不是“问题生”，而是副班长了。他不再抽烟、打架，看到路上有碎玻璃，会捡起来。骑摩托车的他，经常捎路上的老人一程。
坚守在地震中
“你是他的老师？！”巴毛发放物资时，才文扎巴喊她“老师”，让当地牧民很讶异。光看外形和身高，巴毛怎么也不像这个青年的老师。
“我刚来时才20岁，有的学生年龄比我大，长得比我高、比我壮。我也会害怕，不知道怎么教。”2010年10月，这个刚大学毕业的藏族女孩作为志愿者来到地震灾区，帮忙发物资。本想着回家准备公务员考试，但两个月后，巴毛留了下来，做了汉语文课的老师。
巴毛的家人顿时急了，全家一直希望她当公务员。“你赶紧回来，在那儿又没发展，工资又低。你一定要去当公务员！”
巴毛始终没有听从，尽管家境拮据，当时她每月800元的收入，就已经占据了家庭总收入的六成。
但更大的考验在等待着整个学堂。
2012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县连续发生两次地震，最高震级7.1级，至少造成2000多人遇难，全国哀悼。
求松临时召集了30来人，赶去挖废墟。
当他赶到结古镇的赛马场时，他看到一个孤寡老人带着几个小孩，坐在路边。老阿妈黝黑的脸，典型的高原红。她双手合十，闭着眼睛在哭。裹在衣服里的孩子却没哭，安静地看着前方。
旁边搭起的小帐篷是临时医疗站，地上铺着脏兮兮的垫子。40多个病人挤在里面，他们手上、脸上都缠着胶布，脸上的血迹凝固着，嘴唇干裂了。
那一刻，深感无力的求松落泪了。
求松拿起手机，把这一幕拍下来，通过彩信发给了华夏公益联合会。“我个人力量太薄弱了，我需要把这些情况传递出去。”
当时有200多个公益组织临时合作救灾，这是他们收到的第一张灾区照片。
第二天起，30多个志愿者奔走于各医疗点、灾民家中，统计需求。求松临时当起了救援物资的“指挥官”，负责分配发放。“我觉得自己有用了，可以为同胞做点事了。”
另一头，巴毛家唯一的房子在地震中倒塌了。
“家”就是简陋的帐篷。从废墟中挖出的缺胳膊断腿的桌子、椅子，成了仅有的家具。一家人几乎山穷水尽。妹妹即将上大学，父亲体弱多病，如山的现实问题摆在了巴毛面前。
巴毛动摇了。她在课堂上面对学生时，几乎笑不出来：“我可能不在这儿当老师了。我家里人不太愿意，求松老师会找到更好的老师。无论哪个老师来，都希望你们能好好学习。”
学生们一下子炸开了，几个女同学哭着说：“老师，不要走！您走了，不一定能有老师对我们这么好！”
巴毛抑制不住泪水，随便找了个理由离开了教室。“我没敢在那里呆下去，不然我也会哭。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哭。”
最后，她还是没能离开。又当志愿者到处送援助，还得教课，巴毛的身体终于“罢工”了。2011年2月，她患上了肺结核。
治疗期间，她回了趟学校。学生纷纷围过来，你一句我一句：“老师，您去哪里了？我们很想你，您以后不要再出去了！”老师、志愿者也跑过来问候，“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我们更像一家人”。
“你怎么跑过来了？为什么不在家好好休息？有什么需要一定跟我说。”求松既“愤怒”，又关心。
家人勒令她：“这次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必须辞职。”为了让父母放心，巴毛当着父母的面喝下一大碗苦涩的药，再三保证每天都“按时吃饭”。这才勉强说服了父母。
“他们特别需要我教语文课，我觉得自己学了这么多年中文，也该为他们做些什么。”2011年10月到现在，巴毛每月工资1500元。这些钱巴毛全上交给了家人。一年到头，也只有冬天，她会去买两件避寒大衣。
“做一个像求松老师他们这样的人”
利民学堂是从两袋衣服开始的。
当时求松的资金不够。他在QQ群里发布了当地的情况，有好心的网友捐来了两袋衣服。求松把这些衣服发放给了两个老阿妈，再把照片寄给捐赠者。地震前，他们收到了深圳一个民政局寄来的一火车皮物资。
但求松自己，当着思想品德课和藏语文课老师，连续两年没拿一分钱工资。“协会是我创建的，是公益类组织，不是企业。老师的工资、灾民的需求都需要我来筹集，我不应该拿工资。”
地震时一起挖废墟、发放物资的，还有学堂的掐丝课老师诺布。有人出5000元的月工资，想雇用他画画，但他拒绝了，留在了这个“穷学堂”。
和他一样的，还有汉语文大班老师扎西拥卓。来学堂前，他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月收入5000多元。原本他只想待几个月就走，现在学堂却成了“一辈子的事业”。
4年时间，光是求松自掏腰包的运费，就花了4万多元。母亲经常批评他：“你赚的钱都投给了别人，没有多大的意义。”
这种争吵在2010年地震后升级了。
地震中，求松的奶奶去世了。房屋受损严重，搬家、修缮等很多事情摆在了求松面前。震后一个来月，求松整天在外奔走。早上5点多起，有时凌晨两点多才回家，经常是边开车边打瞌睡。
“你总是把帐篷给别人，也可以给我们一顶。”一天，父母对求松说。
“我们家不是有一顶藏式帐篷吗？很多人还睡在外边，他们更需要。”求松一直这样对付着。
第20天的时候，父母的不满情绪终于爆发了。
“奶奶走了，你不请个出家人，老在外面跑。也没有给家里领回什么，现在家里也没有多少吃的。”晚上11点，父母对刚回家的求松一通指责。
求松“顶嘴”道：“家里不是还有一点方便面吗？”
父母流泪了。“如果你是孝子，你必须对我们负责，必须放弃你现在做的事。否则，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
这个康巴汉子一句话也没说，躲出去哭了一个多小时。“到底该不该放弃？如果继续，跟父母的感情会越来越淡。但如果我坚持了，从小到大的梦想就能实现。”坚持、放弃；放弃、坚持……两种念头不停地在求松脑海中打转。
找不到答案，他拨通了二哥的电话。二哥说：“你不能放弃，如果放弃了，你将来做什么？”求松擦去了眼泪。
“我回来了。”每晚回家，求松都会对躺在床上的父母问候，他们也不理会。一个多月的时间，父母一句话都没跟求松说过。
第二天早上，求松流着泪，继续出去忙活。
“现在回头看，我不后悔。我们都信佛，相信因果报应。我相信我做的这些事，会有佛报，回报给父母。”
两年后，母亲最终还是原谅了求松。病床前，母亲摸了摸求松的头，舒心地笑了笑，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那一瞬间，求松痛哭。“母亲虽然一句话没说，但我知道，她原谅了我。”
“由于我的固执，让母亲难受了很多次。但在母亲住院的两个月时间，我一直陪着她。”这是求松觉得唯一对得起母亲的地方。
按照藏族习俗，求松要为母亲守孝49天。这中间，求松没有请过一次假，耽误过一节课。有时，他改学生的作业，要忙到凌晨两点多。
学堂的青梅老师提议，这段时间让学生自习。求松却不答应。“他们来到这里，就是希望学习知识，每一天对他们来说，都太重要了。我累一点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学业有成。”
现在，义西多杰已经有了对梦想的规划。学生在利民学堂读满3年且成绩合格，可以获得玉树州职业学校颁发的技能方面的高中毕业证。毕业后，他准备和其他五六个同学合开掐丝作坊。班里的其他20多个同学也有此打算，合开唐卡作坊或是藏香作坊，真正学以致用。
“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梦想是什么，只知道过一天是一天。而且，我也不可能和五六岁的孩子坐在一起上课。”才文扎巴说。
如今，他有三个梦想，第一个是成为志愿者，第二个是做“道德高尚的藏文老师”，还有就是在家乡开设一所公益学校，“做一个像求松老师他们这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