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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以来，常做一个无聊的梦。在梦里总是朝向一扇门走，好不容易到达，门却紧闭。有一日，读沈从文先生的《花花朵朵瓶瓶罐罐》：“当时的我，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了烤红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当即不能再读下去，好像一下子被人戳到了小心隐藏的所在。而这个人，我知道，他写这番话时正处在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先前的全部创作遭遇全盘否定，他感到写作真是太难了。没有读者，他几乎成了北京午门下一名孤独的讲解员。而那时在他周围，正激烈地上演着别人的热闹。“近来北京正上演巴金、曹禺、老舍等人的戏，很热闹……我完全如一个戏院外的观众，只遥遥地听着戏院中的欢笑喝彩声音……”但他“也觉得蛮有意思”，“并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他在“从生活表面来看，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的人生低谷，在北京冰冷的天气中，握一个烤红薯取暖，坐在天安门外，孤独又平静地看着星月，静等命运之门的开启。
苏东坡在被贬黄州之后，曾写过一首《临江仙》：“夜饮东坡醉复醒，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此前，据“乌台诗案”刚刚三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书写民生疾苦的诗句竟能成为政敌诬陷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利器，并因此身陷囹圄。然而在他人生低谷之后，生命之花怒放，人生之境升华，道路变得通透明朗，顺畅无碍。他饮酒于东坡，取水于雪堂，作诗于茅亭，躬耕于黄泥，他并不觉得时光难挨。他在巨竹园找到一种竹箨，为妻子做鞋子衬里之用，这使他十分欢喜。与客醉饮、夜游登山、深林造访都使他感到人生自在。无粮种粮，无酒赊酒，无墨制墨，他的生活随心所欲，从容笃定。正如《临江仙》中所言，那夜，天色暗沉，四下无人，他却并不慌张。既然敲门无人应，索性不再强求，倚仗听水又何尝不是一件大事？因为，门总会开。
如果没有沈从文当年在天安门下的平静等待，在困难时刻的坚持等待，在一片喧嚣中的寂寞等待，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怎能赫然铭刻他的名字？如果没有苏东坡在黄州家门外的孤独等待，在黄泥板上的豁达等待，在时光流逝中的从容等待，他又怎能最终走出黄州，走到中国人文精神之大境界的巅峰？
我的内心一片喜悦明丽。门为仁者、慧者而开。
穆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