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一村 守一族

    南坑村几乎空了。除了钟兆武父女，这个村子不再有任何人。关于这座村庄的故事，也变得支离破碎、七零八落。

    村子位于赣西北，隶属于安义县，距离江西省省会南昌市只有80余公里。自去年夏天起，南坑村就只剩下钟兆武一家。没多久，他的妻子到安义县城帮二儿子带孩子，这个原本有32户人家、136口人的村子，就只剩下钟兆武和他生活不能自理的女儿。

    每天早中晚，钟兆武家的房顶总会升起袅袅炊烟，表明这里还住着人家。但放眼四望，满地的野草和落叶，以及邻家门窗上的蜘蛛网，都在叙说着这个村子的萧条。

    要不是这个身体干瘦、个头不高的老人还坚守在这里，南坑村恐怕会像那些早已消失的村庄一样，远离人们的记忆。

    过去的10年，中国消失的自然村近百万个。

    “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也要搬走。我现在就是在打发日子。”65岁的钟兆武坐在门前的空地上，呆呆地望着出入村庄的道路。这条窄窄的水泥路，承载着他最大的期望。他总盼着，有人能走进这个村子，和他聊会儿天——那样的话，时间会过得快点。

    能走的都要走，这个地方留不住人

    天刚蒙蒙亮，钟兆武就从被窝里爬起来，到厨房生火做饭。炊烟升起时，南坑村一天的故事开始了。

    钟兆武自然是故事的主角，他那38岁的女儿以及他养的两条狗、4只鸡，只是故事的配角。主角外出的时间，南坑村几乎没有故事。

    早饭他从不含糊，一定要炒几个菜，吃干饭。多年以前，他就在附近的公路段找了一份临时差事，负责维护公路。这是一份体力活儿，不吃干饭，肚子撑不了一上午。

    做好早饭后，钟兆武踩着“嘎吱嘎吱”响的木头楼梯，爬上二楼，再踏过一段“嘎吱嘎吱”响的楼板，叫醒女儿，并叮嘱她穿好衣服。女儿还在襁褓中时，发高烧“烧坏了脑子”。现在，她的嘴里只能吐出几个简单的音节，生活不能自理，甚至连冷暖都不知，全靠老父亲照料。

    女儿下楼后，钟兆武给她套上毛衣，扒拉上几口饭，就骑上一辆红色的电动三轮车去上工。陪伴他的是小狗“小黄”。他走到哪里，小黄就跟到哪里。即使他骑车到25公里外的县城，小黄也一路跟随着。

    南坑村有17栋房子，大都为木结构，分布在村中小溪的两侧。一些房子的外墙木板已变得黝黑，显然建起来已有些时日。有一栋土木结构的房子，屋顶已塌了大半，完全不能住人，杂草也早已封锁了入户的路。还有一栋房子的房顶，被主人用塑料布遮起来。

    很多房子门窗俱在，透过窗户，还可看到屋内井然有序地摆放着各种家具。一些人家门前还堆着柴火。自来水管也能放出水。

    村中有一块水泥空地，是村中议事谈天娱乐的地方。空地一侧的土墙上，白底黑字写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字样的标语。

    通往外界的路，是一条新修的水泥路。路面不宽，仅可容一辆小型轿车通过。这条路的尽头就是南坑村。南坑村的后面，则是一座大山，大山的深处没有人家。

    沿着这条路行走两公里，就可到达大路。不远处，就是南坑村所隶属的安义县合水村。

    这一段两公里长的距离，一度将南坑村隔绝于繁华世界。早几年，村里甚至没有手机信号。前年，移动公司到这儿修了一个基站，但几乎没有开放过。

    从1990年代以来，南坑村的人就陆续外迁。有一年下大雨，两户人家的房子被山洪冲垮，他们就在距离南坑村两公里外的合水村，盖了新居。这算是最早的外迁。

    大规模的外迁，则在2005年之后。先是青壮年出外谋生，后来老人和小孩也被接走。慢慢地，村里就只剩下钟兆武一家及他的一个堂兄。堂兄是五保户，去年被送进了养老院。

    钟兆武的两个儿子，很早就跟着同乡，到外地做铝合金门窗的生意。去年，他的二儿子在重庆做生意赔了本，一家5口人便回到安义县，在县城租了个房子住下。

    很早之前，钟兆武的生活就被定格：照顾女儿，维护附近的公路以及种水稻种菜。自去年他的妻子进城帮儿子照看孩子后，他的生活又多了一项内容：为妻儿送粮食送菜。菜和米都是他自己种的，比买的要合算。除此之外，他的生活很少有波澜起伏的地方。

    白天，钟兆武的大部分时间，在公路上度过。他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月能拿到800元工资。

    在公路上做事多年，他熟知每一个村庄发生的故事。“很多村和我们村一样，空了，没剩下几个人，净是老头儿老太太。”钟兆武说。

    这些年，几乎每过几天，他就能看到一支搬家的队伍。起先，他还会和搬家的人家打个招呼，嘘寒问暖说上一阵。碰到老交情，他还会塞上一张百元大钞。后来，他看到搬家的队伍过来，不再打招呼，只是呆呆地看着队伍驶近又走远。到现在，他甚至连头也不抬了。

    搬走的人多了，老钟已经不再向人道别。

    “没什么好说的。能走的都要走，这个地方留不住人。”他喃喃地说。

    生活本不是这个样子

    对钟兆武来说，一天中最容易打发的时间是白天，最难打发的时间是一天收工后。

    老钟所在的工作组，共有3人，负责10公里长的道路维护。有时候，他们能凑在一起说说话，玩会儿纸牌。即使他们不在一起，沿途也能碰到不少人，钟兆武寂寞的时候，就随便找人搭个话。乡里乡亲的，大家几乎都认识。一天下来，钟兆武偶尔还能发出些笑声。

    一回到那个只有一个不能说话的女儿、两条狗和4只鸡的家，钟兆武几乎一言不发。他也不知道和谁说话。他和女儿的交流，仅限于对女儿的训斥。但无论他说什么，女儿只是笑着。

    这个村子的其他配角，一到黄昏，也消失不见。那4只鸡，只是在白天，偶尔在院子里大摇大摆地觅食；那条黑狗，几乎很少出现在钟兆武的视野中；而白天始终不离老钟左右的小黄，一回到家，就再不出现。这些生物，似乎都不依赖钟兆武生活。他偶尔拌些吃食，一连几天，鸡和狗都不会动。

    这个家实在太寂静。因此，生火做饭的时候，老钟时不时故意用铲子敲打一下锅沿，以感知自己的存在。有时，他会突然吼上一句什么。看电视的时候，他会把电视的声音开到很大。有时，他还会把那台不离身的小收音机打开，听一会儿“刺激带劲”的歌曲。

    即便如此，当那300多元的电视机播放出《新闻联播》的结束曲时，钟兆武就习惯性地结束一天的生活：上床睡觉。“晚上没事干，不睡觉还能做啥？”

    事实上，老钟并不是一个容易困觉的人。去年妻子和孙女在家的时候，他也很少困觉。要是搁在更早的过去，他很少在晚上10点以前睡觉。

    “生活本不是这个样子。”钟兆武偶尔也会冒一点诗意的话出来，“如果生活就是这样子，人活着真的没有意义。吃饭睡觉，和猪有什么区别？”

    因此，他常常怀念从前某个热闹的午后，大家一起打牌玩乐。他甚至认为，人民公社时代的政治学习，也比现在有趣得多。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大家学一阵，“就想打个牌”。一有人提议，大家就围着火坑打牌。直到火坑的火熄灭，才一个个回屋睡觉。

    然而，这一切都离他远去了。大家搬走的同时，也带走了老钟对生活的热望。

    “现在我就盼着有个人来和我说说话。”钟兆武说。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外地人看到报纸上关于老钟的报道，专程来找他。老钟留此人住了3天。每天，他还特意骑着他的电动三轮车，到集市上买一条鱼。客人走时，老钟又骑着电动三轮车，将他送到25公里外的安义县城。

    最近的一次热闹，发生在半年前。当时，他的嫂子去世，哥哥一家到老家办丧事。

    哥哥钟兆文一家，早早就搬到安义县城。他搬去的理由很简单，儿子在外地做生意，孙女在县城上学，需要老人照顾。

    办丧事期间，南坑村出现过短暂的人气兴旺。钟兆文是南坑村的长辈，因此，几乎每家都要出一个人，回村里帮忙。一些近亲的年轻小伙子也赶回南坑。

    钟兆武还记得，当时的南坑村，大约有10栋房子开了锁，简单打扫一下，晚上就住下。晚上没事的时候，这些人就凑在一起喝喝酒、叙叙旧、打打麻将。

    这是钟兆武久违了的一个场景。他没事时，就到处转转，和大家说说话。他也到集市上打了10斤酒，买了鱼和肉，还在朋友那里借了一副麻将牌，招呼大家到他家喝酒打牌。不少人去了，他就呵呵笑着，忙不迭地给大家递烟。其实，他不吸烟。晚上闹腾到一两点，他一点也不觉得困。

    热闹稍纵即逝。他的嫂子安葬后，钟兆武又过上了孤寂的生活。好不容易盼到休息日，他就骑上电动三轮车，带上妻儿一周的粮食和蔬菜，到城里去看望家人。半年来，他几乎风雨无阻。

    一到晚上，他就骑上电动三轮车回到南坑，照料他那只会发出简单音节的女儿。

    村子曾寄托着很多人的梦想

    时间退回到几十年前，钟兆武很难想象到南坑村现在的萧条。那时的南坑，和现在的默默无闻截然相反。当时，南坑是姑娘们争先恐后嫁过来的地方，更因吸引一个上海女知青嫁到此地，而成为四邻八乡热议的对象。

    南坑村背靠大山。早些年，山上有很多两个人都抱不住的大树。在大集体时代，这个村子靠着木材加工等副业，集体收入在当地首屈一指。

    “到了60年代，我们一个工分最高值两块多钱。别的生产队，一个工分最多才7毛钱。”钟兆武回忆说。他曾做过生产队的会计。

    每年年终分红，南坑村的劳力，扣除一些费用后，基本都能拿到500元左右的现金。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大的收入。

    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的人走出去，都以自己是南坑人而自豪。去公社或者县里开会，一听说是南坑来的，旁人都纷纷投以羡慕的目光。哪家姑娘要是嫁到南坑，一定会有很多人说，她“享福”了。

    上海女知青张凤莲当时决定嫁到此地，部分原因也是因南坑“光明的前景”。

    1969年，南坑生产队所隶属的合水大队，迎来了一名上海女知青，她被安排到合水小学当民办老师。在这里，张凤莲和南坑一名民办教师相爱。

    她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家里条件并不宽裕。当她了解到南坑村的生活后，认为“留在当地也不错”，就嫁了过来。当然，她更愿意说自己和丈夫的结合，是“因为爱情”。

    “人是三截草，不知道哪截好。”如今的张凤莲说。在那个时代，她认定在南坑生活不会比在上海生活差。

    和当时南坑的很多年轻人一样，她铆足劲求上进，以图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在南坑的历史上，上海女知青张凤莲是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她擅长教学，在1980年代初就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她还曾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以及全国妇代会的代表。

    在她的努力下，合水的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张凤莲通过关系，为合水村要来了平价的水泥和钢筋。在当时大队的支持下，合水村盖起了一栋两层楼的小学。

    回顾这段历史，张凤莲认为，当时的村子与个人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南坑发展了，南坑人就能受到重视；南坑人发展了，就能让南坑更好地发展。因此，“村子曾寄托着很多人的梦想”。那时，南坑也经常有一些招工指标，不过，大家认为当工人不如在南坑当社员合适，因此，基本没有人去。

    不仅张凤莲，钟兆武也是这样认为的。在那个年代，钟兆武也曾想象，如果按照当时的节奏发展下去，说不定他也能脱离“农门”，到公社当个干部。尽管他没成功，但他的堂弟钟兆良成功了。钟兆良现任安义县城建局副局长。他从南坑电影队放映员起家，做到合水村的党支部书记，又做过乡镇的副职，最后到了现在这个位置。

    然而，公社解体后，张凤莲所看到的那种相互促进关系逐渐淡了。“现实很残酷。那时，南坑是大家的骄傲；现在，南坑就是一个符号。”时隔多年，坐在安义县城租住的家中，张凤莲唏嘘不已。

    另外的变化也在发生。进入1990年代，合水小学的生源一直在减少。先是5个年级减少到3个年级，再后来，连3个年级的生源都困难。在1997年前后，这所小学终于关门。合水村包括南坑村在内的所有学生，都必须到距离南坑村10多公里的乡政府所在地上学。从那时起，合水村有孩子的人家，就开始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通常是丈夫在家干农活儿，妻子陪着孩子，在乡政府所在地租个小房子，就近上学。

    伴随着教育衰落的，还有经济上的衰落。南坑的集体收入开始锐减，尽管当时的村干部想尽各种办法为村民增收，但最终未能让南坑“再度辉煌”。

    2005年安义县进行封山育林，南坑的收入一下子断了。生活以及孩子教育无着落的情况下，南坑村以及周边村的村民，纷纷开始搬家。

    回不去的过去

    回不去的家

    又是一个寂静的夜晚。不密封的门窗，挡不住小溪的流水声；窗外的两条狗，偶尔叫上一阵。钟兆武眼睛盯着电视，不一会儿打起盹来。

    突然电话铃声响起，钟兆武一激灵，站起身就接。不小心还碰倒了火盆，他也顾不上扶起。

    电话是二儿子打来的。父子二人的对话特别简单。

    “爸，吃了吗？”

    “吃了。”

    “我明天回家一趟。”

    “嗯。”

    “挂了？”

    “嗯。”

    放下电话，钟兆武突然活泛起来。他打开客厅的灯，开始收拾屋子。

    客厅中摆满了杂物。前几天，公路上两侧的护栏粉刷，留下一些橘色的油漆。钟兆武便带回家，把一张方桌、两条长凳刷成了橘色。

    等一切收拾停当，他便打开院子的灯，用扫帚打扫院子。院子很干净，早晨他刚扫过。打扫完后，他望着黑漆漆的远处，呆呆地站了一会儿。

    这个家已经很久没有热闹过了。妻子一走半年，从来没回过家。倒是二儿子有时会带孙女回来，但也仅仅待一会儿，从来没在此过过夜。他几次欲留儿子过夜，哪怕让孙女陪他一个晚上，但他说不出口。老人也清楚，儿子生意赔本，心里烦。

    在他的床头，还贴着几张女明星照，以及两个kitty猫的卡通图像，这是大孙女留下的杰作。

    这天晚上，钟兆武没有像往常那样，伴随着《新闻联播》的结束曲上床睡觉，而是打开了话匣子，谈起自己的生活。

    “连人都没有了，南坑不是一个村子了。”钟兆武叹息道。

    2012年的春节，他感触颇深。

    正月初一那一天，老钟一家人早早地准备好丰盛的饭菜。早先，他还特意到集市上买了当地比较流行的白酒，就等着晚辈上门拜年。

    钟兆武是这一钟氏家族的“兆”字辈，他父辈的“大”字辈已经无人，因此，“兆”字辈就成为南坑村辈分最高的人。

    当天，钟兆武几乎迎来了村里所有的晚辈。有些孩子进门就叫他“爷爷”，但他已经分辨不出是谁家的孩子。

    一天的时间，迎来送往，客人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几乎没人留下来吃顿饭。一桌子菜，几乎没人动。村中的长辈分散在各个角落，他们得赶时间去拜年。

    钟兆武感到有些失落，但也毫无办法。他非常清楚，如果这些孩子有一家没走到，定会落下个不孝之名。

    儿子也曾劝父亲搬到城里去。可是父亲下不了这个决心。他有多种考虑，比如支出的问题，比如女儿的问题。他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关于这个村子、这个家族未来的考虑。不过，他只和自己的哥哥钟兆文讨论过此事。他不想和别人说，怕别人说他“虚伪”。

    他用现实的理由堵住了儿子的口。他对儿子说，我要搬进城里，得多租两间房子，自己一间，女儿一间。目前，他的二儿子在城里租住了两间房子，每间每月80元。

    老钟还给家人算过一笔账。现在全家的吃喝，几乎全部从他种的田里出。南坑村虽然人均只有两分地，但大家把地抛荒了，老钟就捡了起来。要是他也到城里，就意味着要买菜买粮，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搬到城里“划不来”。

    当然，钟兆武也非常清楚，这个家，儿孙是回不来了。他所有的关于过去的记忆，也不可能回来了。

    这天晚上，两条狗叫了很长一阵。老钟从床上爬起来，穿衣服到院外看个究竟。他还打着手电筒朝路上晃了几下，没看到什么，只好又关门睡觉了。“儿子说明天才来呀。现在会是谁呢？”他嘀咕着。

    第二天上午，儿子回到了家中。尽管从头天晚上就开始盼见面，但当老钟见到儿子时，还是刻意摆出一副父亲的面孔，表情严肃，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昨晚接到电话时的兴奋，与现在的若无其事，在他身上奇怪地并存着。

    大孙女没来，但给他买了两只兔子。儿媳妇说，是孙女怕他孤独，给他买来做伴儿的。说这话时，钟兆武坐在凳子上，晒着太阳打瞌睡，眼皮都没眨一下。儿媳找了一个箱子，在箱子上打了两个眼，把兔子放进去。钟兆武始终也没来帮忙。

    傍晚老钟收工回到家后，儿子儿媳已经走了。纸箱中的兔子，一只跑了，一只死了。钟兆武将死兔子扔到沟里，不住叹息：“这个孩子，一只兔子20块钱，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一个家族解散了，我们对不起祖先

    一个人待久了，自然而然地想一些玄奥的问题。有时，钟兆武会想：人到底有没有灵魂？

    “我相信人有灵魂。我们的祖先都在看着我们呢。”他说，“要不山里的野兽从来没来过！”

    南坑靠大山，山上经常有野猪等野兽出没。不过，这些野兽从来也没侵犯过钟兆武。

    有时，他又会想，现在大家都搬走了，是不是对不起祖先？关于这个问题，他还曾和大哥钟兆文讨论过。

    南坑村的男子，只有一个姓，那就是钟。钟家祖先究竟来自何地，南坑村没人能说得清。老人们只知道，自己的祖上有钱，为躲避战乱，来到安义县的山里。祖先买了南坑村所在的那座山，族人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钟家的祖房，原在半山腰。张凤莲还记得，要下山挑水，需要走180级台阶。分田到户后，村里人才把房子建到谷底。那时，家家户户几乎都从集体分到了上万元，他们就用这些钱，盖起了新房。

    然而现在，钟家的人，一个个都搬离了祖先选择的地方，只留下钟兆武及他的女儿在守护着这块土地。

    作为“兆”字辈的老人，钟兆武及其在县城租住房子的哥哥钟兆文，更关注这个家族的发展。

    钟姓家族有一份家谱，曾保留在钟兆文的手中。他是南坑村年纪最大的人，1937年出生。根据惯例，钟兆文对钟氏家族的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由于人人各奔东西，钟兆文已经认不得几个大家族的后代。即使他弟弟的3个孙女，走在大街上，他也很难认出来。

    “一个家族解散了，我们对不起祖先。”钟兆文多次和钟兆武说。

    他还多次劝弟弟，要是能留在南坑，就留在那里：“咱的祖先都在那里，不要让祖先找不到我们。”

    作为南坑村年纪最大、辈分最高的人，钟兆文这个家族元老还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他曾经保留的家谱中，只记录了10代人的字号。“兆”字辈，已经是家谱中的第7代。现在，第10代的“思”字辈人已经出生。不远的将来，下一辈人的字号眼看就没着落了。

    “现在有家谱，大家都有个字号，见面还知道是一家人，以后根本不知道了。要是那样，我们这一族人，就算断了脉了。”钟兆文说。

    为此，钟兆文委托在广东打工的晚辈，带上家谱，到广东寻根。他听说，在广东有很多钟姓家族。

    受委托的年轻人，在广东寻找到多支钟姓后裔。每找到一支，他就查对方的家谱，希望能接续上扎根到赣西北的这支。对方一听同是钟姓，都会热情地让他查。但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家谱怎么办？一时间，钟兆文也没了主意。

    不过，更多的时候，“兆”字辈的人，也无法考虑这么多。现实的生活以及后代的教育，才是他们现在最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为此，当钟兆武一见到他的堂弟钟兆柳时，就忙不迭地问对方，能否给自己的女儿解决一个五保户的指标。钟兆柳是合水村的党支部书记，但对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侄女也无能为力。

    钟兆武仍旧一趟一趟奔波于南坑村和安义县城之间。至于奔波到什么时候，他心里也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