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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0～14岁儿童占总人口的22%，儿科医疗资源及服务却明显不足。儿科医师仅占总医师数的3.7%，儿科床位数仅占总床位数的6.4%。每1万名儿童仅有2.6名儿科医师，按1∶1000的比例估算，儿科专业医师缺口逾20万人。儿科医生紧缺的同时，儿童药品匮乏问题也在困扰我国儿童医疗的发展。
当前儿童医疗为何出现“缺医少药”的局面？该如何解决这样的难题？近日，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主任宋红梅，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
儿科医生流失是阻碍儿科发展的主要问题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儿科医生有这么大的缺口？
宋红梅：最大原因是儿科医生流失严重，医学院校毕业生也不愿做儿科，造成目前严重短缺。
中国青年报：儿科医生因为什么流失？
宋红梅：首先是儿科医生的待遇比较低。儿童病种相对单纯，辅助检查少、用药量比较小；儿科收费也比较低，过去没考虑到儿科医护工作的特殊性，仅按照较成人收费相对减少的原则定价，而且几十年没变；再有儿科需要的医生护士较多，人力成本高。所以如果医院按照科室经济收入来进行绩效考核的话，儿科的奖金肯定低于其他科室。
其次是儿科医生和护士的工作压力非常大。现在大部分孩子是独生子女，家长对孩子百般呵护，也对医生和护士的工作有更高要求。比如，给成年人输液一针没成可以再来，而小孩血管较细，本来就不好扎，如果一针没扎好，小孩哭闹不配合会给护士很大压力，家长再不理解护士就更难做好。儿科医护人员的流失，无疑又加大了现有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和压力，使他们感到身心疲惫，就更容易流失，形成恶性循环。
第三是儿科的学科地位低。儿科在很多医院不受重视，人们总是一语双关地说“小儿科”。年轻医生更看重职业发展前景，他们看到其他科室医生的风光，对比儿科耗时耗力又不赚钱的现实，难免思变。
中国青年报：有不少人反映，身边的综合医院和基层医院没有儿科，小孩看病很不方便。
宋红梅：确实前些年有一些综合医院，因为收入低等原因取消了儿科，有的是全部取消，有的是取消病房保留门诊。由于专业人士和群众一直反映儿童看病难问题，现在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要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都要恢复儿科，这更凸显了目前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因为床位、设备等硬件好重建，但医生从哪儿来呢？儿科发展的关键，还是人的问题。
现在很多时候，孩子一生病，家长就带着去儿童医院，这导致了基层医院儿科“吃不饱”，儿童医院又“人满为患”。所以必须加强基层医院的儿科建设，建立完善的分级转诊制度，使儿童常见病在基层医院甚至社区医院就能得到诊治，这样也能使三甲级的儿童医院或大型综合医院的儿科，能集中精力处理疑难危重患者。另外要培训基层医师识别疑难重症疾病的能力，同时向公众宣传和普及相关医学知识，使疑难重症患者能够正确及时地得到转诊，既节省了医疗资源，又能缓解儿童看病难的问题。
首要问题是提高儿科医生的待遇
中国青年报：儿科医生的培养有什么困难？
宋红梅：儿科被称为“哑巴科学”，小孩很难说清楚自己的病痛，儿科医生的经验判断非常重要，所以儿科医生的培养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经验积累。儿科医生的培养主要是毕业后教育，国外一名医学毕业生在儿科经过3年住院医师培养后，可以做普通的儿科医生，如果要想做儿童心脏、肾病等亚专科的儿科医生，还要再经过3年培训。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基本完善了普通儿科住院医师的培养，但对于亚专科医师的培养才刚刚开始，有待于建立更系统的培训体系。
中国青年报：改变儿科医生缺口大的现状，需要恢复儿科系吗？
宋红梅：首先，恢复儿科系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不解决人才流失问题，培养再多的人也留不住；再者，即使恢复了儿科系，5年以后才能有儿科专业毕业生，成为合格的儿科医生还得3年，远水解不了近渴；第三，几乎所有国家的儿科医生培养都是毕业后教育。我认为，过早地把医学生限制在儿科领域不利于儿科学的长期发展，因为，儿童病相对单纯，一些前沿的药物也没办法首先在儿童身上应用，儿童病的检查诊断和治疗手段还是参考成人。这样的情况下，医学生光学习儿科的知识，不去接触其他学科，对儿科的长远发展不利。
中国青年报：那您觉得应该怎么办？
宋红梅：国家需要出台强有力的措施，留住并吸引更多人从事儿科事业。我觉得首要问题是提高儿科医生的待遇，让儿科医生拥有与目前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相匹配的收入，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医生来从事儿科工作。
现在大概有1/3的医学毕业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要能吸引他们来儿科工作，是增加儿科医生最快捷有效的方法。但这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切实可行的激励措施，比如，到社区医院做儿科医生能否有1.5倍于内科医生的工资？能否拓宽他们的进修、晋升渠道？国家需要为儿科医生提供足够的经济保障和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
儿童药品的开发、临床试验等需要国家政策支持
中国青年报：早在2010年，《人民日报》等媒体就曝出我国98%的药品没有儿童剂型。为什么儿童药这么少？
宋红梅：这涉及我国药物科技的发展水平和儿童药品的制作工艺问题。儿童药品实验成本高，企业专门生产儿童药可能没有生产成人药经济效益高，没有动力去研发。所以，儿童药品的开发、临床试验等需要国家政策支持，对药企给予税收、研发补贴等激励。此外，药企也要注意改善儿童药品的口感，成年人得了病成天吃药都觉得没有生活质量，更何况是孩子，特别是一些得慢性病的孩子，如果每天都在担心吃苦药，还有什么快乐可言。
中国青年报：您在开药时遇到过什么难题吗？
宋红梅：由于儿童药品少，家长给孩子服用成人药在剂量上很难用得准，我们只能让家长尽量买有液体剂型的药品，实在没有，就得把药品用水充分溶解，再计算孩子应该吃多少。这还会造成很大的药品浪费，比如治疗哮喘的吸入药物，一种药每天只用1/3或1/2，剩下的药也不能再用了。
我碰到无药可用时最头疼。一些药品没有儿童的实验数据，只在说明书上注明“没有儿童用药经验”，甚至还注明“儿童慎用或禁用”。但有些孩子得了病不能用药治疗或没药可用，难以想象会有怎样的后果。
中国青年报：在用一些“慎用药”时，您怎么和家长沟通？
宋红梅：鉴于孩子在家庭中的重要性，儿科的医患沟通就显得更加重要。首先要和家长取得共识，相互信任。其实，不用去说特别高尚的理由，我经常和家长说的是，医生是靠看病吃饭的，没有哪个医生会故意把病人看坏而砸自己的饭碗，用最小的副作用达到最大的治疗效果是每个医生都追求的治疗境界。
一些慢性病的治疗周期较长，我最担心家长不按医生的方案去做。医生酌情用药，一步步地控制孩子病情，但一些家长自行改变治疗方式，给后面的治疗造成很大的困难。例如，一些家长因为担心激素的副作用，对于风湿病的患儿擅自停用激素药，就会造成病情复发，医生只有增加激素的用量甚至用副作用更大的药物才能再次控制病情，如此反复会对患儿身体造成更大伤害。所以作为医生应该向家长和患儿充分说明、耐心解释，和家长互相理解和信任，毕竟共同的目标是把孩子的病治好。
本报记者 王聪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