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的北渡中心小学,看起来跟校园惨案发生前没什么差别。学生们像平常一样,站在操场上,参加升旗仪式。操场边的那摊血迹,已被人用一桶清水和一把扫帚清扫干净。
变化只能从细微的地方看见,比如,校园铁门的小门洞上,又加了一道锁;操场上和学校外边缺少了一位身材瘦瘦的,“爱穿黑色和蓝色衣服”,“留西式头”的巡逻老人;比如,学校签到本子的第一个名字,不再像以往一样是杨建一了。
1月15日下午1点多,一名青年从学校南面一人多高的围墙上翻了进来,砍伤了正在操场玩耍的学生王振宇。校长杨建一闻讯后,二话没说,从楼上跑了下来,追向凶手。在距离学校几百米远的一块白菜地里,他追上了凶手,在这里“两人开始扭打,持续了将近10分钟。”按照村民的描述,“凶手的手指都断了一截”,“杨校长手里还抓着凶手的头发呢”。
事发时没在村子里的人,从各种渠道得到了消息。已经在县城上高中的杨紫薇下课的时候,在电话里听说校长去世后,“感觉一下子就懵了”。而她的同学杨家琴已经记不得这两天自己哭了多少次,只记得晚上会做噩梦,梦里有人朝她喊,“死人了!”
村民们希望这个校长没走。本来,这个愿望并不奢侈。在北渡中心小学,59岁的杨建一再教一个学期,就该退休了。
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连高中文凭都没有的普通农民。1979年的那个冬天,在附近三江口小学执教的杨建一的父亲,在一次赶往其他学校监考的路上,因为下雪路滑,从坡上摔了下来,因公殉职。因此,杨建一才顶替父亲的职位成了一名教师。
据家人介绍,在此之前,杨建一曾经有过“内退”的打算,但是“领导不肯”,要留他再做两年。
实际上,缺少了杨建一,对这个小小的校园来说,可能真的会有些不适应。几乎每天早上,都是杨建一第一个打开校门,并工整地在学校的签到本上写下日期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而每天晚上,学校4点钟放学之后,住在学校对面的杨木匠常常会在6点多吃晚饭的时候,才看见校长锁门回家。
在学校里,有很多事能把杨建一留住。杨家琴记得,她上学的时候学习并不好,“有点吊儿郎当”,所以每次都会被兼任数学老师的杨建一留下来。被留堂的杨家琴并不害怕,因为“一起留下的有很多人”,而校长要让每个人弄懂才会离开。
没有课的时候,杨建一会在学校四处转转。操场旁的花草,楼顶的瓦片,走廊的电线,屋里的桌椅板凳……在学校师生的印象里,这些都被杨建一修理过。甚至,有的老师已经把这当成这个校长的“分内工作”了。
“现在农村里找一个工,最少180块钱,农村老师的办公经费本来就一点点,所以校长就能省则省。”在学校二楼办公室里,吴卫平老师说。这间办公室门上一把崭新的锁,是杨建一不久前刚刚换上的。
不希望校长退休的村民,想不到他会以这种方式离开学校。“要是不留着他,就不会死了”。村头的老太太豁着牙,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记者感慨。
杨建一去世两天后,追悼会在新化县殡仪馆举行,小小的殡仪馆里外,站满了人。人群中抽泣声不断。站在这里的四年级学生杨思羽,听到校长的儿子回忆父亲曾经在给他送饭时摔坏了一块表,而且那块并不贵重的表是他“唯一的奢侈品”时,杨思羽“差点哭了”。
追悼会结束后,由一辆黑色轿车打头的车队,载着杨建一的遗体和遗像,驶过新化街头,开回他所在的上梅镇和兴村。
这条路也是他去县城办事要走的路。在这条路上,杨建一生前都舍不得打摩的,每次都等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
只是,在校园里,大家并不是很容易看出杨校长的贫寒。他为洪水中家里受灾的同事捐款时一次就“捐了好几百”。他为紧急手术的学生垫钱时毫不犹豫,就像1月15日,听到有人在学校杀人时他冲下楼去追赶凶手一样。
很多人得知校长的死讯以后并不相信,因为在他们印象中,老校长“性子有点阴柔”、“很少串门”、“走路也不快”、“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但只有家人才知道,他内向下掩藏的是倔强。捐钱垫款的事情,他很少跟家里人商量。当妻子因为学校的事情跟他发脾气的时候,他也只是简单地回两句,不再说什么,但也很少改变什么。
“他做的比说的多。”儿子杨洪伟说。
相比说话,这位校长似乎更喜欢写点东西。在吴卫平老师的印象中,杨建一一个人的时候,喜欢看看电视,读读报纸,并摘抄一些东西。慢慢地,杨建一在开会时,开始讲一些“名人的事迹,或者警句”。
但让杨思羽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什么名言警句,而是一次校长问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国外禁止随地吐痰的标语下都有中国字”。当学生七嘴八舌回答完以后,校长却提出一个不太一样的答案,“因为中国人在国外经常随地吐痰,到处吸烟,怕他们看不懂”。
如今校长的办公桌上,还没被收拾,摘抄本、学校签到本、学习笔记、备课本整齐地摆放在桌上,一件蓝黑色的西装,平整地挂在桌旁的椅背上。一切都好像校长只是下楼去巡查校园一样。
这个黄颜色的老式摘抄本还有几页就要被记满了。在这本写满了“讲授与讲述的区别”、“倾听与对话的意义”、“引领学生走进教学”的小本子里,第一页写着《红楼梦》里的那篇“好了歌”,还有一页写着一段话,“官不在高,能做事就行,钱不在多,能糊糊就行,教育大事,千秋伟业,来不得半点马虎”。
1月20日,按照当地的风俗,是杨校长下葬的日子。有在县城读高中的学生专程请假来送杨校长最后一程。一些没能请假的学生把钱交给那些回来的同学,请他们帮忙买花圈。
除了花圈,高三学生杨家琴还带了自己前一晚上折的千纸鹤,“不记得有多少只”,小心地撒在墓地周围。
千纸鹤被火红的炮纸淹没了。震耳的炮声中,也听不见杨家琴的哭声,只能从她不断耸动的肩膀判断她的情绪。
她记得,老师教他们数学的时候,班里成绩每次都在年级排名第二。现在她很后悔,因为当时没好好学习,拖了后腿,“觉得很对不起老师”。
送葬的人站满了山坡,人们点燃了纸钱,在空中挥舞。
但这些都与杨校长无关了。
杨建一并不“敬菩萨”,甚至都不喜欢热闹。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喝点酒,除此之外,“打牌赌博都不会”。即使抽烟,也只会“少少地抽”。而且勤俭的杨建一,习惯接别人的烟抽,只有在领导来学校视察工作的时候,他才会买烟。
学校放寒假的时候,他喜欢“宅”在家里。但是和儿子女儿在一起的时候,他也不怎么说话。喜欢热闹的妻子受不了的时候,就只好出去找别人聊天。甚至和亲弟弟见面,杨建一也只是点点头,最多笑一下。
在很多人眼里,杨建一并不是一个爱笑的人。让儿子印象最深的,是自己考上大学后,父亲才难得地笑了。
但是在学校里,学生们并不害怕这个不爱笑的老师。杨家琴上学的时候,一次有同学看到校长午饭只吃了方便面,跑出去给校长买了一瓶汽水。开始校长并不肯收下,后来,几个学生围着校长一直说,直到把他“说得有点不好意思了”,校长才勉强收下。
15日下午,正在附近稽首县城的弟媳接到电话,得知“哥哥出事了”,她第一反应还是那个平时不太说话的哥哥被人欺负了。于是特意叫了几个人,“给自己壮胆”。
其实,即使到他生命最后的时候,人们也说不清他发出的最后的声音。
事发时,三年级1班的王锦坤背对着王振宇,蹲在地上玩,当他回过头来发现小伙伴被凶手砍伤以后,连着叫了两声“救命”。很快,操场上“救命”、“杀人啦”的喊声响了起来
在课堂里上课的学生有些并没有听见这些呼喊,但是杨建一听到了。他从楼上飞快地冲下来,这时凶手已经从里边打开校门旁边的小门洞,冲了出去。杨建一毫不犹豫地,也跑了出去,“跑得可快了”。
人们并没有听到他“边跑边叫”。 在家里做活的罗松柏老汉,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菜地,看到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压在地上猛打,还以为是家长在打小孩儿,或是老公在打老婆,一边冲过去一边喊“你们不要打架,把我的菜打坏喽!”
但当罗老汉真正看清楚的时候,凶手已经逃走,而校长也已经蜷缩着倒在血泊中。看到凶手背影的罗老汉,佝偻着腰,连连摆手,“校长根本打不过”。
“太本分了,一般追凶手都不会追那么远。”一位大娘说。
谁也想不到,那个本该退休,性格内向,走路慢慢的校长一下子冲了下去,并在200多米外的白菜地,追上了那个年轻他几十岁,“身材比他大一圈”,手里拿着凶器的歹徒。
校长的血,流了半块白菜地,有些汇集到旁边的一条小沟里去。第二天,一场雨把这里冲刷得干干净净。只有掀开那几棵被压坏的白菜叶子,人们才会看到,一块手指肚大小的深色血迹,渗透进白菜根部的土壤里去。
菜地旁,时不时有记者过来,试图拼凑出校长最后的壮举,可没人说得清楚。
有村民说,校长最后喊了3声“救命”。还有人说,最后,校长手机摔在外边,喊了一声“快报警!”
本报记者 陈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