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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谢宏军的画室里，堆满颜色鲜亮的油画。他从阁楼上扒拉出一只破旧的塑料袋，顺手往地板上一倒，露出一沓画纸。纸上全是素描，人的脸庞和身躯，在四周的彩色中黑白得扎眼。
像这样的塑料袋，谢宏军还有好几个，它们裹着1000多张素描画，也装着他脑中的故乡。
1997年，这个画家开始窝在家乡江苏淮安一间乡村诊所里画画。他画医生，也画病人，几乎全是铅笔速写。后来一部分画结集出版，配上文字成书，名为《我的乡土我的国》。作家王安忆在序中写道：“这本书使我想起高尔基的《人间》三部曲……它真的有着‘人间’的面目。”
在谢宏军看来，最重要的是为那片土地上的乡亲们保留了完整的真容。他说：“故乡于我是彻骨的内在深情。”
然而这份深情的记录并不能完全阻挡他与故乡之间的渐渐隔离。画了那1000多张画稿后，谢宏军再也没有像这样画过农民。他找到了自己的新画风，也在省会南京买了新房子。开画展、忙生计，他几乎没再回过老家。
2013年年初，当谢宏军抱着一摞新书回到那条他曾日日作画的小街时，他差点儿找不到那间乡村诊所的原址了。
“果树没了，农田没了，老房子也快没了。”画家嘴里喃喃地叨念。他眯缝着眼睛，伸着食指，仔细数着经过的街巷。一个挨一个的商店招牌多彩而光亮，挡住了老巷子的路牌。
在车子调了两回头、重走了四遍之后，他突然大喊“停车”。蓝底白字的“大鱼市口西街”躲在一大丛空调和灯箱的线路后面——谢宏军的回忆就藏在这条窄窄的巷中。
“这些乡亲因辛劳而疾病缠身，却对生活抱着朴素真诚的热情”
对谢宏军来说，1000多张乡人的素描是一个从迷失中找回自我的故事。
1993年，这个淮安市（编者注：当时为淮阴市，2001年更名）戏剧学校的美术老师离开家乡到北京闯荡。在圆明园画家村一间破烂的出租屋里，他成了中国第一批自由职业画家中的一员。
读诗、看最时髦的电影、画画——他却几乎无法把自己的见闻或感受呈现在画布上。为了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他常常骑车几十公里去美术馆。但结局是，他努力画出的“乡土”有着过于明显的模仿痕迹，模仿梵高、米勒，“终究不及”。他开始苦恼，为生计，也为艺术上的困境。
“愁闷失意的画家”决定还乡。临行前，他在东直门地铁站与著名画家陈丹青匆匆会面。他的这位“偶像”只留下一句：“从素描开始。”
骑着自行车，驮着画板，谢宏军整日穿梭于淮安城内外。他画田野里的花朵、远处的农舍，怀着对乡土的情意，寻找着他的“开始”。直到1997年某个夏日，他在街头抽烟闲荡，偶遇一群人。
那是一群黑乎乎、灰蒙蒙的人。远远望去，“似乎是走，似乎在爬”。直到走近了，他才看出原来那是十来个病人和他们的家人。白发老太躺在担架上，佝偻老汉窝在轮椅里，有青年用板车拉着少妇，也有壮硕汉子拄拐而行。
“他们在乡间大道中奋勇前进。”谢宏军不自觉地跟了上去。当时他觉得天气更热了，没有风，能听到黄豆的炸裂声隐隐约约从田野里传来。
如今的谢宏军走进“大鱼市口西街”时着实吃了一惊。他一会儿停下脚步回头张望，一会儿又仰着脖子快跑两步。“不像啊，不像。”他疑惑着，记忆里的这条巷子哪有这么窄，当初的见闻明明是在一幅“宽银幕”上演出。
“银幕”上，老人呻吟，小孩哭闹，男女青年窃窃私语，媳妇婆娘追打调笑。他跟着跟着就穿过一道青瓦白院墙，走进了一间没有任何标识的乡村诊所。
院子里葡萄架下，有人头上顶着针，有人背上扛着火罐。屋子里的诊室中，有人夸张地哭喊，有人静默地聆听。
一位中年男子显然是医生，他嘴里招呼着这个病人，手底下按摩着那个病人，笑着，忙着，满脸淌汗。
“找到诊所，有天意。”谢宏军这样描绘当时的感受。他被这间诊所吸引住了，他想听到这里的声音，也想记下这里的模样。
他甚至想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便开始每日都去。最初他只趴在院子里，和小病人比赛画坦克，或是把画好的乡村风景给病人们翻看。直到熟稔了些，他才拿起画笔。
“画家的冲动，也许只是来自衣服上的一条皱纹，线条很美。”谢宏军解释道，这里的人是他最熟悉的乡亲，因为辛劳而疾病缠身，却对生活抱着“朴素而真诚的热情”。他在画纸上画下第一道铅笔痕，才惊觉，这些人早已被他忘记，却也早已印在他脑海里。
事实上，这些被谢宏军描摹的对象大多数是“不标准的”。一位妇女因“窝气”导致内分泌失调，胖至“越发浑圆”。一位蹬三轮车的老汉，脊椎因积劳而弯曲变形。一位经历过战乱的老太，颧骨高耸，目露凶光。唯一正常的要数诊所的核心“孙神医”，他不仅能一针下去，让中风昏迷者醒转过来，也能对着沙沙作响的电视“雪花”，“叭”地一掌拍出清晰画面。
多数人慕名而来，为身体的病痛求医。也有人为“闹鬼”、“失恋”而来，求治的是“心病”。“在这诊所里，病不仅是器质的，而且与精神大有关系。”王安忆写道。
在谢宏军看来，自己正是一位“心病”患者。他有时专程去这间无名诊所逗留，不画画也不思考，就只是坐坐看看，也能过上半天。在那种纷乱和嘈杂的环境中，他自觉一份安然，“恰如回到久别故里”。
而他的心病，是“多年来所得，从未进入内心”。到了诊所，这个“找不到真正自我”的画家忽然看到了自己。
“我本来就是一个农民，心里有，手上也有”
谢宏军看到的自己，正是乡村诊所病人中的一员。“我是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民，有家人要养活，然后才考虑内心的一点事情。”他认为在这一点上，他和他描绘的对象，没有任何差别。
这位画家穿着领口脱线的毛衫，外套除了旧得看不出本色，还算整齐。唯一光鲜的是他脚上的一双运动鞋，簇新，不过是在夜市上淘来的，50块。在他南京的画室里，他的外甥兼助手指着他的衣服说：“今天有客人来，他穿得算是正规了。”
画室里除了他的画，到处都落满灰尘。待客的椅子上只剩一个扶手，他从自己屁股下面扯出一方黑乎乎的椅垫，丢给客人，就算是特殊照顾了。在气温已降至零下的屋里，空调吐着忽冷忽热的气息，空气中弥漫着烟、颜料和木头发霉的味道。桌上堆满书、音乐光碟和稿纸。两支油画笔另一头用来吃饭，笔杆头上的漆快被唇齿磨光了。
“我对生活要求不高。”谢宏军说。他出生在淮安乡下，读高中才进城。当兵又到了农村，艰苦得“连劳改犯都嘲笑我们”。在他眼中，故乡之美，美在那是他生长发育的土地。即使在这片土地上，除了长出庄稼，也会长出苦难，正如他笔下乡村诊所里的病人们所承受的。
老童是画中人之一。和大多数被画对象一样，他没有全名。当在一大沓画纸中翻到老童时，谢宏军一下子就认了出来。
这位挑粪为生的老汉是病人中穿着最破旧的一个，衣裳“像抹布一样扭在腰腹部”，双眼“像淮河水一样全无表情”。他是老单身，民间俗称“童儿”，因此得名。老童怕孤单，有病没病都要往诊所里跑，听着热闹，便心满意足。
刷刷几下，谢宏军在纸上记下了这位老汉迟疑而讨好的面容。直到今天，他仍然记得，为了描绘老汉的孤独感，他画得很用力，直到画中人“像一个攥紧的拳头，显示出力量”——泛黄的纸上还能依稀看出，铅笔尖曾在上面飞速走动，留下连贯而结实的线条。
一位临终前的老太是谢宏军画了很多次的模特，正面、背面、侧面的素描都有。在几幅画中，她的头发凌乱花白，身体佝偻蜷曲。但在另一幅画中，她坐得挺直，眼含笑意。
“她当然算不上美丽的女人，可我想画她。”画家陷入了回忆。他唤老太作“欢喜奶奶”，她总让他想起自己的外婆。
大部分时候，谢宏军不让人摆姿势、当模特，而是快速写生。一般从眼睛开始画，他认为那是人最重要的部分，转瞬即逝，要赶紧抓住。因为医生和病人都在活动中，所以勾勒出轮廓后，他常常要凭记忆作画。
在为谢宏军的画稿出书作序时，陈丹青写道：“他与画中人同根同在，彼此间自有无可替代的天然的渊源，他为病患者撰写的文字肖像其实就是他的家长自传。一句话，他根本就是画里的人。”
这位“画里的人”卖油画、画插图，做电视剧美工，也编杂志，以此谋生。赚来的钱“不过吃点阳春面和馄饨”，足够他花。他把空余的精力都花在画乡村诊所上，“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农民，画他们，我心里有，手上也有”。
“你见他们在地狱里挣扎，却也见他们温暖地依偎”
如今，谢宏军钻进只能容下一辆小汽车穿行的小巷，寻觅着十几年前诊所的旧址。他一再地咕哝着，“应该就在前面”，却时而停下，犹疑地四处张望。
一位在街口居住的妇女好奇地跟着一行人的脚步，待远远听闻是找诊所，便追上来，直接问谢宏军：“是找孙先生？往前就是了。”
孙先生大名孙兆生，是乡村诊所的核心，人称“神医”。
他“比这个共和国大几岁”，医术来自祖传，十几岁就在药房里抓药，被县卫生局批准为“学徒工”，又过几年，成了“赤脚医生”。后来，他考上行医资格，披上白大褂，当上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医，配制了一百多种中药制剂，还在淮阴兵团总部里搞过展览。
回到家乡之后，孙兆生开设了自己的诊所，名气也慢慢传开。省里的领导来找他瞧病，乡野村夫也来找他瞧病。在两间十来平米的诊室里，感谢的锦旗把墙壁都遮满了，有的被挂在病床和病床之间，全当隔帘。一些锦旗上，还能看到日语和英语。常有外乡人慕名而来，“呻吟着异乡方言”。
事实上，任何身份的人都可能出现在这间诊所。病人看病，乡人看热闹。因为人气旺，卖豆腐的、卖鸡蛋的、卖假烟的，都来找营生。“神医”的院门永远开着，孙先生对所有人笑脸相迎。
在谢宏军看来，乡村诊所和都市的大医院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在医疗手段和器械的现代化程度上，而是就人类的生存境遇而言，大医院针对的是病不是人。”在乡村诊所里，他看到黑黄的皮肤，变形的身体，愁苦的面容，陈旧的布衣，还有不知被多少病人使用过的枕头、床单和棉被。
“每一样都不美，但来这里的人全被归入病人的行列，没有阶层之分，没有生活挤压，谈病说事，便有温暖的感觉。”谢宏军说。
在一部10年前的新闻短片中，这间乡村诊所隐匿在乡间小巷，连块招牌也没有，院子里面却热闹非凡。几十个病人随意地走动或停歇，而“神医”袒露着颈肩手臂，只穿件白背心，一会儿给病床上的老汉捏捏肩膀，一会儿又把行动困难的老太搀进大门。他看起来一点儿也不“神”，更像是人群中并不醒目的一员。
有书评称：“这个诊所简陋却重要，它不仅是方圆百里乡民看病的地方，也是乡民沉浮、悲喜、生死的见证地。”
谢宏军描摹了这块“见证地”和栖居此间的乡人们。在散乱一地的画稿中，他拈出一幅来，上面潦草地画着一对依靠着的背影。画家已经想不起画中人的关系是夫妇还是母子，但他清楚记得，打动他的，是“有一种情感在里面”。
“你见他们在地狱里挣扎，却也见他们温暖地依偎。”谢宏军感慨道。他常常被诊所里的爱打动，渐渐地，他也成了爱的给与者。
他帮医生看仪器上的英文字，偶尔帮病人穿衣服，也和青年人讨论爱情。有老人请求他，想要死后留下遗像给儿孙，“没钱留个影子，清明烧烧纸吧”，他就尽力把老人画得英武些。病中的妇女村姑们在探病时被他描绘，“脱衣服露大腿”全不忌讳，觉得画好看还要讨去收藏。他还为这间乡村诊所书写了第一份宣传海报——就用毛笔写在院外的白墙上。
“就是这面墙！”谢宏军走至巷子深处，终于找到那间乡村诊所的旧址。“海报墙”早已被粉刷得空荡洁白，小院子也大门紧锁。敲一敲，没人。喊两声，倒惊起了隔壁小楼上的鸽子。
2000年，“神医”孙兆生随子女去往南京，照例开馆行医。他的离去，切断了他和大多乡民病患的联络，却没有切断他们对他的惦记。
十多年后，依然在那条小巷里，依然是他的院门前，指路的妇女有些失落地说：“别找了，孙先生走了，不再回来了。”
“农民正视疾病，把疾病看成是劳作的同一体，不去隐藏”
如今，“神医”孙兆生的肖像和所有乡村诊所病人的速写画一起，被装在几只塑料袋里。它们并没有被精心收藏，而是随意搁在谢宏军画室的阁楼里，周围是堆叠的旧书、画框和杂物。十几年过去，画纸发黄了，铅笔画出的线条因为摩擦而变浅、变模糊。
除了出版画册所必要的几次，谢宏军已经很少将这些画从阁楼上取出。在他看来，它们如同被藏入书架的旧书，也许很久也不会有人去看，但只要翻开，书里的内容就又鲜活起来，又成了身边的人和事。
“这些画如土里长出的杂草，由它自然生长、消亡，不必刻意优待。”当被问及画作的保存方式时，谢宏军说，“画和画中人一样。”
孙兵兵是画中年纪最小的一位患者，只有十来岁。因患肌无力症，从生下来起，这个白净的小男孩没走过一步路。因为诊所里的所有病人都喜爱他，谢宏军对他便也有特别深刻的印象。
他偶尔玩气球，爱吃豆腐脑，喜欢孙医生的小孙女。尽管从小跟随家人四处诊病，吃苦药、挨针扎，但他依然充满希望：病早点好，和别的小朋友一样上学识字。母亲为他急得生出不少白发，姑姑也时常为他落泪，但他浑然不觉未来的态度，反倒激励着诊所里的成年人们。在画纸上，他生病的双腿被刻意地忽略了，只显出圆滚滚的可爱脸庞。
另一位患者刘二出现在诊所里时，总是穿着光鲜，腰里别着“BB机”和“大哥大”。这个鱼贩子凭着勤奋，积攒了财富，却也落下了腰病、腿病和颈椎病。
孙医生的太太评价他“不识字但识事”。虽是一身鱼腥气，但他待人态度温柔、重情义，逢年过节，总会提前把鱼虾备好，送到诊所去。谢宏军画下他接受治疗时的模样，低垂着头，一双大手耷拉在腿上，手背上线条粗糙。
同样在画中，一位常年拉板车的汉子，脊背有着和下身不相称的宽广，肌肉线条清晰硬朗，但他其实正被慢性疼痛折磨。另一幅画，村妇容貌清秀，眉头却挤在一起。她曾为逃避计划生育流落异乡，儿子出生时她不敢去医院，被丈夫用杀猪刀断了脐带，从此落下头昏心痛的毛病。
“一些人苦难到不觉得苦，而是疯疯痴痴的模样。”谢宏军翻看着另一些画。一个秃头的青年被人唤作“小和尚”，他在失恋和重体力活的双重压力下，常发癔症，目光呆滞。另一位村妇据说是夫家花钱买来，被人贩子一路拐带，吓得半死。她始终学不会新的方言，总是呆呆望着远方。
谢宏军至今感谢这些被描绘的对象的纯朴，哪怕他画出歪鼻斜眼，他们也从无抱怨。一位弯腰驼背的老农就曾对他笑言：“只当我是沟边的歪脖柳树随风飘吧。”
画了两年乡村诊所后，谢宏军把一卷脏兮兮的画纸从家乡带到北京，给叮嘱他“从素描开始”的陈丹青看。才看了几张，陈丹青便立刻把画拿到自己代课的班上展示。有人喃喃地说“好”，最终是一片静默。
“久违了！竟还有人在描写农民！”陈丹青感慨。
“农民是土地的工作者，他们正视疾病，把疾病看成是劳作的同一体，不去隐藏。”谢宏军这样解释诊所病人对他表现出的豁达。诊所里几乎没有隐私，所有病痛和折磨都能被乡亲们随意展示。谢宏军觉得，他并未画出农民的最美肖像，却画出了他们原本的模样和真实命运。
“这间乡村诊所更像是一个集市，病人们在此交换命运的故事”
画这些人时，谢宏军心里最初的愿望其实很大：画出当代中国完整的农民肖像。从1997年到2000年，他画了素描速写1000多张。
这些画纸有大有小，有干净整洁的，也有被弄脏和折起的。有时画家把铅笔削得很尖，画出的线条纤细尖锐；有时他来不及削笔便匆匆作画，留下粗重潦草的轮廓。有的画很完整，人躺在病床上，面容和身形都被细致描绘；有的画刚落几笔病人就离开了，只有一双眼和半张脸。
每张画谢宏军都曾贴在自己的屋里，直到贴满几面墙。家人说画中人“太丑”，他也不吱声，还是每日去诊所。
他一边画着，一边观察诊所里的“风云变幻”：本来安静不语的村姑忽然和丈夫打了起来；一位大嫂被电视机的噪音赶跑了；老太婆仇恨地瞪着老爷子，而老爷子却沉思地盯着别人；一位村长塞钱给情妇；一个大户偷摸女病人的身体……诊所里有人看病，有人喝茶，有人嬉笑，有人扭打，全然不觉身边还有个“记录者”。
诊病或候诊期间，病患们也会交流各自的见闻故事。“老将军”讲起革命史，“县城富豪”炫耀生意经，村姑们拉扯着“绯闻”，汉子们谈论“酒量”。
“历史的消息，在这个小院子中一直传承着。”谢宏军说。在他眼里，这间乡村诊所更像是一个集市，病人们在此交换命运的故事，用经历和口述共同构建一段历史。人的记忆则作为载体，将历史传承下去。所以每一个讲故事的人，都是中国的“荷马”。
由此谢宏军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农村小孩是自然人，和庄稼、土地、河流一同生长”。在没有书、电视和网络来讲述人间生活的时候，他获取知识的基础就是民间传说。叔叔伯伯们割完麦子，会凑在一起抽烟闲聊。婶娘奶奶们摇着纺车，也会说起过去的事，“这条根一直没断”。
“孙神医”的乡村诊所的的确确是消失了，病人们早已散去，无处可寻。一同消失的还有谢宏军记忆中的故乡。如今，淮安城除了广场上一块“文官下轿 武官下马”的石碑依然保持着清代的“派头”，早已变成现代化的模样。马路两旁插上了造型复杂华丽的路灯，轿车时不时会造成拥堵。在店铺连片的商业街上，人们着装摩登，“再也不见病与苦了”。
谢宏军努力在这里找出记忆里的痕迹。他发现一座跨过小河的石桥，桥下稀疏的几丛芦苇引得他直呼“好美”。他又看到几间白墙青砖的老房子，便赶紧去摸摸木头大门，啧啧地说“还是这个好”。事实上，他几乎连过去每日经过的路口也快认不出来了，只能凭着感觉左转、右转。
正在画家兴叹之时，离乡村诊所不远的小巷中忽然出现一张轮椅。一位老太蜷在上面，两个中年人陪伴左右。他们慢慢地在巷中移动着，引起了谢宏军的注意。
“有病人的地方就有诊所！”他加快脚步，朝着轮椅出来的大门走去。
依然是没有标识，甚至还用帘子遮挡着门脸儿，另一间乡村诊所被谢宏军找到了。进屋，一位中年妇女从里间走出，看见他，定定地站住。
“哎？你来了！”她一眼认出画家。画家笑了，他也认出了她，正是孙先生的助手小郎。十多年前，她还是个跟着“神医”记笔记的学徒，如今已自立门户，开了属于自己的诊所。和过去一样，墙上也挂着锦旗，床上也躺着病人，只是数量少了很多。
面对故人和记者，“郎医生”始终紧张。她没有行医执照，自称只是“帮乡人做做保健”，对眼下诊所的经营情况，她只字不提。就连师傅孙兆生，也只说“不再联络”。
一位老人坐在诊室一角。“郎医生”把火罐拔到他的腹部。这位老人极像谢宏军画中的某位：赤裸的双腿上肌肉萎缩了，显得非常细瘦，大衣松散地搭在身上，面带愁容。
问及年龄，答曰七十。再问职业，退休铁匠。当知晓发问者是为孙兆生而来，老人突然健谈起来。说起孙先生在的时候，给他瞧好了腰病。这些年没保养，又复发了，“便来找孙先生的徒弟”。
说着老人激动了，一手用拐杖点着地，一手努力地在空中挥舞指点：“拆了东边拆西边，变化太大。”他很想再说些什么，只是空荡荡的诊所早没了过去的听众和看客，没人搭话，他便兀自静默了。
出门后，谢宏军忙着为“郎医生”解释：“时代不同了，她害怕。”画家对这些“熟面孔”还保存着一份情谊：他念叨着刘二的生意更大了，一个村姑去了扬州娱乐城当陪酒女郎，村长因贪污被判刑，他的情人也离了婚，远嫁他乡。当然，大部分乡村病人的命运他早已不知，只见过卖鸡蛋的姑娘一面，“头发更黄了”。
至于“孙神医”，听说在南京还买了辆小汽车。
“中国各阶层的变异，农民最大。”谢宏军分析道。但他豪言，即使乡亲子弟进城打工、变换身份甚至再不接地气，“我也能画出他们的本相，我熟知！”
事实上，这些年他忙着画80年代明星肖像，画政治事件，画影视剧中令人怀旧的情节，就是没有再画过这群乡民。
而对待那些老旧的素描，他把它们装进脏乎乎的塑料袋，又扔回阁楼。正值傍晚，小窗里透出微弱光线，那厚厚的一沓就在这光线中“砰”地落地，扬起一团尘土。
本报记者 秦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