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新近发生的3名村官集体请辞事件引起了大学生村官们的关注。此前报道显示,广东省肇庆市德庆县凤村镇乾相村的村委会主任、副主任、村文书3名村干部,因“当选后没能为村民办成什么实事”、“压力太大”而向镇党委、镇政府提出了辞职申请。
此事件经国内某主流网站转载发布,短短几个小时就吸引近500名网友在线评论。一些大学生村官也对此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对他们而言,发生在乾相村的事儿,就像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儿一样,有参照、可对比,“为村民办实事确有难度,但也并非办不成”。
“求助报告”石沉大海是常事儿
看到网上流传的乾相村向县水务局递交的《修复堤坝资助资金申请书》,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南岭乡曹河村村委会副主任、大学生村官闫海波浅浅地笑了笑,类似的申请书,在他短短不到三年的大学生村官任期内也写过不知多少份,大多数申请都逃不脱石沉大海的命运,“每个村子都想向上级要支持,上级经费一共就那么多,哪那么容易?得认清现实。”
闫海波介绍,南岭乡地处晋城南部的贫困山区,“没钱搞基建”几乎是附近所有村子面临的共同问题,“求助报告”石沉大海也是常有的事儿,“却也没见谁像广东这三个村干部那样,因为没钱给村里搞基建而辞职。总能有办法的。”
再谈工作压力,闫海波所在的曹河村村干部们眼下就有件棘手的活儿——年底考核,压力很大。“年初签了目标责任书,年底县、乡两级要下来一一考核。”他说,考核成绩如果不理想,将直接影响到财政转移支付下来的工作经费,村干部奖金也会受影响,“村干部一年工资才一万块,五六百元的奖金对他们来说也不少了。”
下村工作几年来,闫海波最大的感受是,村干部们并不像网上传说得那样“肥得漏油”,相反,他所接触到的村干部收入低、压力大。就拿曹河村去年刚刚修建的30立方米蓄水池来说,总共花了四五万元,其中两万余元由村干部们自掏腰包“先垫了”,另有约两万元来自农业局“一事一议”项目资金扶持。
“不到一千元的月薪,要垫钱的地方却不少。还不如外出打工的村民,一个月至少挣两三千元。”前不久,村里要收每人每年100元的养老保险费,很多在外打工的村民让村委会“先垫着”,“9月份垫下钱,第二年五六月份才能收回,有的甚至一年、两年都不一定能收回来。”
闫海波给村干部们算过一笔账,30年村干部做下来,可能会有“红旗村”、“先进村”这些没有实际经济奖励的荣誉,但收入绝对不体面,很多时候还得贴钱,“村干部子女的日子可能还没有在外打工村民的孩子过得好。”
与闫海波一样,大学生村官徐亮(化名)也对广东乾相村的现状表示理解,他告诉记者,自己村子与乾相村情况差不多,现在最盼望能与和一个比较“强势”的扶贫单位结对、和一个县里的“大干部”结对,“结对单位最好是县财政、交通、环保、林业、农业等有项目资金的单位,结对的领导最好是县长、县委书记。”
“结对”政策是徐亮所在地区,为了帮助贫困村发展出台的新举措,每个贫困村可以与县里一个局办和一名县领导结对,享受各种帮扶。
与“强势”部门和“大干部”结对效果显著。隔壁村与徐亮所在村经济条件差不多,对方与县委书记结对后,修了公路、改造了饮水设施、新建了猪场,“书记下来调研,带了一大帮局长,当面讲困难、现场办公、立即拍板,领导走后各个局长到了年底还要亲自过问这里的事儿办好了没有。”
手勤、腿勤、嘴勤,勤向领导汇报工作
乾相村村官请辞事件中,村官辞职原因中的另一条“村委会集体经济年收入仅三千多元”尤其受到网民的关注。很多网民认为经济收入如此之低、村民生活如此困难,上级领导理应优先扶持。但这样的“低收入”在一些“见过世面”的业内人士——大学生村官眼中,根本算不上“穷得不能过”。
湖南省湘乡市栗山镇西山村村党支部副书记曹杰2009年以大学生村官身份刚刚进村工作时,西山村的村集体年收入约2000元,比乾相村还少三分之一。但在去年,还是2000元的集体收入,西山村却在村口的重要位置修建了一条一公里长的公路,花了26万元。
“村里自筹了15万元,向各个部门要了11万元。”曹杰透露了向上要钱的“秘诀”——手勤、腿勤、嘴勤,还要勤向领导汇报工作。
为了修路,曹杰写了好几份针对不同部门的申请材料,往县里各部门跑了二三十趟,给各部门领导、工作人员说了不少好话。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不能每次去局办都盯着一件事儿跟领导“死磕”。
“每次去,都是跟领导打个招呼,聊聊天,谈谈近况、汇报下工作。”“厚脸皮”是曹杰的一大优点,多大的领导他都勇于向其介绍自己、介绍自己的村子。有几次上北京,他还厚着脸皮到中央部委向领导汇报过工作,“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是为村民、为村子争取利益,怕什么。”
但凡路过县政府、路过领导办公室,曹杰都会进去“打个招呼”,对方有空就聊几句,对方没空见上一面也是好的。时间久了,遇到项目申报时,累积的这些人脉关系就派上了用场,“大家都认识,碍于面子多少会给点经费。”
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邹岗镇香铺村党支部副书记、大学生村官喻峰也有一张“厚脸皮”,他所在的香铺村经济条件也不好,但村里几乎每年都能给村民办一桩实事。人脉关系同样是办成事儿的一个关键因素。村委会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哪怕村干部自己贴钱也要进行必要的“感情投资”。
过年过节,一定要请在外混得不错的返乡乡亲吃饭;上级机关干部下基层,一定要热情接待,以“热情”感动人;村里自产的便宜土特产多往外送送,一来让对方容易记得,二来推销特色农产品。
2012年村里变压器设施改建、安装路灯两个项目,就是喻峰和其他村干部一道,厚着脸皮在乡亲联谊会聚餐餐桌上筹措的经费,“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爹妈、亲戚都在村里,做做工作,再有人带个头,事儿就好办了。”
去年喻峰还厚着脸皮“磨”来了一个返乡创业项目。村里免费给投资人使用120亩村民撂荒的土地一年,用来种植茶叶、苗木,盈利后收取土地租金,“2013年可以收租了,每亩300元,刨去村民土地,村集体土地也能有收入了。”
向上要经费还须“因项目制宜”
与“手勤、腿勤、嘴勤”工作法相比,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维桥乡副乡长、永华村党总支书记、大学生村官龚成向上级要经费的方法更有“技术含量”,“我们重点做好项目设计,这么好的项目让上级单位觉得不扶持都可惜。”
龚成所在的永华村是个典型的“三无村”——无集体收入、无集体土地、无集体资产,在常人看来,这样的村子可能才是真正符合“穷得不能过”标准的贫困村。然而,即便在这样的村子,也从未出现过干了十几年的老村官辞职的现象。
“我们村的条件算是很差了,但在关键项目上也能自筹资金。”去年,一个养猪致富项目给整个村子带去了希望。
这个项目本质就是盖猪圈,4栋猪圈需要资金40万元,县里扶贫资金赞助20万元,另有20万元由村委会自筹。自筹经费的一个妙招是,让打算承包猪圈的村民筹钱,其支出的20万元以租金形式返还,每栋猪圈每年租金3万元。
这样算下来,不到两年,村委会就能将20万元还清,此后能保证每年12万元的收入。
项目方案一经报到上级部门,第一时间获得批复,“这样能够让钱生钱,20万元当40万元来用的好项目,上级机关也很愿意扶持,他们也需要这种项目。”龚成说,申报项目不是单纯地谈困难,每个地方都有困难,而是要用创新理念设计“好项目”,“要先研究好上级单位想要什么样的项目,再看自己村里需要什么,两者结合来设计。”
广东乾相村发生的村官辞职事件,龚成看在眼里,心中为老村官们感到“憋屈”,“一个村主任、村书记,如果真想做些事儿,再怎样都不可能干成这样啊。”
2013年春节,龚成有可能不能回家过年,村里有几个在外打拼得不错的老乡要回来,他得陪老乡们吃顿饭,“没办法,贫困村就这样,宁可不回去,也得跟人搞好关系,村里建设短期内还得靠‘化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