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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个文物爱好者，就注定了你会一次次的心痛。”网友草民说，尤其是2004年以来的几年，房地产开发越红火，老房子就消失得越快。
一份并不完整的名单
在文物保护圈内颇负盛名的老罗说：“重庆是一个文化底子单薄的城市，相比邻居成都、西安，它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没有多少出彩的表现。但重庆又是一个文化爆发过的城市，中国上下五千年，没有任何城市能像抗战陪都的8年重庆，集中了中华民族绝大多数英才。但如今，重庆只有极少的东西，还带着历史的脉搏，在城市建设中苛延残喘，朝不保夕。”
尤其让老罗愤慨的是蒋介石行营的“保护性迁建”：“拆它只是为了给一个学校建操场，难道一个重要文物的价值还不如一个操场？说是要异地迁建，但还不知道在哪里。而且，蒋介石行营最大的价值是它的逃生通道，而逃生通道是和它的地理环境相关的，迁建以后是不可能再有的。”
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写下“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佛图关夜雨寺被毁，也令老罗心痛不已。重庆与唐代扯得上关系的建筑极少，被毁的夜雨寺是清道光年间人们在当年李商隐借宿寺庙原址上建起的。这样一个建筑被拆除的原因仅仅是某职教中心为修建实习操作楼，提高该校的地位，甚至在市级领导多次批示要保护的情况下都无法留下。老罗很感慨：“身具文化传承责任的教育单位都做出这么没有文化的事，更何况其他部门！”
包括老罗在内的很多民间文物保护者都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这个城市渐渐消失的老房子，想留下它们的照片，记录下它们的旧址和消失的时间，却发现根本无法统计过来，因为实在是“太多、太快了”。
仍然是在重庆生活网“记忆之城”板块上，一位网友呼吁大家一起来记录2012年重庆那些被破坏和消失的文物建筑：
2月中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简称“蒋介石行营”或者“重庆行营”），渝中区解放西路14号，市级文物，“保护性拆除”，预计2013年原貌修复；
6月10日，秦家上祠堂，忠县洋渡镇上祠堂村，市级文物，因大雨垮塌；
7月4日，张之选碉楼，南川区大观镇，市级文物，因连续暴雨垮塌；
8月14日,北碚图书馆红楼，北碚区公园村26号，市级文物，失火；
9月，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工业实验所旧址(5号楼)，南岸区黄桷垭南山路34号，文物点，年久失修；
10月底，美国大使馆武官公寓旧址，南岸区枣子湾50号，区级文物，东水门大桥建设；
10月底，建业岗别墅群，南岸区枣子湾60号，区级文物，东水门大桥建设；
12月，韩国临时政府旧址，渝中区和平路一巷1-7号，文物点，旧城改造……
这只是一份并不完整的名单，完整的名单几乎没有人能说清楚。
不正确的政绩观加快了拆毁文物的步伐
老罗说，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一些人不正确的政绩观、贪婪和愚昧。2009年，在某领导下令“三年拆迁两年完成”后，各区政府在“拆和建都是GDP”的政绩思想下，加快了拆毁文物的步伐。文物保护从来都不在官员的政绩考核范畴内，有时靠的就是官员自身的素养，民间保护力量很微弱。湖广会馆那一片保护得还不错，这得益于时任副区长本人是个文物爱好者。
老罗目前的工作和开发商接触比较多。他说，和很多开发商谈，已经不会就文物保护谈文物保护，而是谈“如何将文物保护转化为经济价值”。丽江、阳朔已经成为成功的模板，无数时尚青年都往那儿涌。实际上，世界上的文物保护也是从提升城市的竞争力这个角度来谈的。比如希腊雅典，我们为什么要去，而不去欧洲的其他城市？就因为老的建筑还在那里。丽江也是在拆除了水泥建筑以后才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景点。
吴可言赞同老罗的这一观点。他去过全国很多地方，贵州安顺一个叫本寨的村庄令他印象深刻。村子有两百多户人家，村支书是一个残疾人，他告诉村民要修新房子就到另外一块地上去建，不要拆掉老房子，这是祖宗留下来的。现在，人家搞旅游，去的人多得不得了。
他说：“我们一些领导还不如一个村支书！”
吴可言说，四川有两个城市同时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达州的渠县当年急急忙忙搞建设，把老房子都拆掉了，申报的时候拿不出东西来。而阆中可能当时没钱，就保留了下来，除了城墙被拆掉外，老房子还在。后来阆中申报成功，渠县落选了。“你历史再悠久，那是书上的东西。”
留住最宝贵的东西
怎样保护老房子？吴可言说，重庆抗战时期，大量人员从各地来到重庆，分散各处，比如外交部、国防部都分了好几个地方，导致重庆的文物点很分散，全部都做成纪念馆、展览馆不现实，管理起来也很麻烦。但不是没有办法。比如南滨路的法国水兵营，做成了一个咖啡厅，没有破坏内部的结构，装修的时候也照顾了过去，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保护办法。
吴可言觉得，一位老太太对他说的一段话特别好，老太太70多岁了，18岁就嫁到了渝中区，在老房子里住了50多年。她说：“我看到那些高楼大厦很想去住，可是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有感情了，但是住在里面又怕，怕失火，怕刮风漏雨。”
吴可言说，对老太太来说，新房子是生活质量，老房子是感情，本来并不矛盾。不是一定要拆了老房子建新房子，也不是说过去的一点都不能碰，而是应该系统性地保留一些代表过去的东西。以前每个区都各有分工，渝中区只有9平方公里，具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和最多的抗战遗址，本可以承担更多文化传承的功能。现在是每个区都要大而全，每个区都要搞房地产开发，每个区都要搞经济建设，越来越同质化了。当很多地方都在中央电视台打旅游广告的时候，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已经被毁掉了，毁掉的本是一种可以持续性发展的资源。
本报记者 朱丽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