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执法必严又何须鞭刑返祖

    广东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的一个“引进鞭刑”的提议，引来了舆论热议。陈伟才说，中国刑法虽然严厉，对严重的暴力犯罪采取死刑，但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不足以让犯罪嫌疑人形成长期威慑力，相较之下，鞭刑能起到长期震慑的效果。（《南方都市报》1月30日）

    乱世用重典，“严刑峻法，以慑天下”的威权主义，看来无论何时，都颇有市场。陈伟成代表，也算是公安司法系统从业者，不知为何会如此草率抛出这个“鞭刑震慑”论。此话一出，引起极大争议，在于“引进鞭刑、震慑犯罪”的呼声，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

    首先，它有悖于人类整体的法治和文明进程，是一种“刑罚返祖”的历史倒退。一个司法系统的从业者，未经科学调研和权威论证，仅凭出国游记式个人观感和私人好恶，就在一个严肃的议政论政的公共平台，抛出这一观点，是有失严谨的。

    即便从世界范围来看，鞭刑也是目前极少国家使用的一种酷刑。因为在现代文明社会，这种直接践踏个人尊严的肉体刑罚，无疑是野蛮而反文明的。如果仅以对肉体的鞭挞和羞辱来达到威慑犯罪的目的，那么不得不说，新加坡的藤条鞭笞，在有着更为悠久历史和花样繁多的肉体刑罚的中国面前，太小儿科了。

    如果说，肉体刑罚的酷烈，才是震慑犯罪的无上法宝，那么“炮烙、醢脯、剖心、凌迟、车裂、腰斩、点天灯……”光看名字都让人后脊发凉的琳琅满目的中国古代酷刑，绝对可以垂范万邦，为万世之表。现在何须去新加坡进口一个“鞭刑”？林冲脸颊上刺的金印都比那几鞭子来得更“刻骨铭心”！可是，为何这些酷刑，早在进入近代社会之前，就已经被我们老祖宗所自觉摒弃？就是因为人类越文明，社会治理越不能靠酷刑峻法来解决。

    而转头再看看陈代表提议时的会场气氛，你就更觉得这像是“玩笑”了：“听罢此言，全场爆笑。代表附议：几个月太短，干脆延长几年内完成这几鞭”；“陈伟才还给代表们讲起一个笑话：新加坡女孩子找对象，就悄悄地看男士有没有被鞭过，被鞭过的男士是个好东西，他见识过”。

    从媒体克制的几句白描中，就可以看出，这个“引进鞭刑”提议，简直如同儿戏。倒不是说会场必须庄严肃穆气氛凝重，轻松议政，不是不行，但是得是真的有含金量有可操作性的提案议案。而像这种段子化的“国外逸闻录”式议政建言，恕我眼拙，真看不出有多少现实性。

    新加坡社会秩序好，民众素质高，犯罪率低，倒不一定取决于其刑罚多么酷烈，多么没人性。而恰是人家法律严格，真正做到了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而这几句，也经常出现在我们司法系统的外墙上。可是它有没有内化到执法者的内心，内化为司法运行的内在肌理？这是值得存疑的。就以醉驾来说，前日新闻，也是广东地界儿的——《危险驾驶罪 广州过半醉驾者被判缓刑或免刑》。（《羊城晚报》1月30日）

    你看，这就是我们执法和新加坡的区别。在陈伟才眼里，可能人家就要动鞭子了，可是我们没有鞭子，却并不缺少相关法律法规。为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最后也以一个广泛传播的已经“泛段子化”的新加坡鞭刑案例来作结吧：十几年前，18岁的美国青年迈克尔·费伊因为在新加坡损坏公物，被新国判处鞭刑。得知鞭刑的残酷，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出面求情，结果新加坡总理回应：看在美国总统的面子上，减去两鞭，但必须执行4鞭。

    你说，你从这里是只看到鞭刑的酷烈和威慑，还是看到新加坡执法的威严——即便总统求情也不能赦免？该学的应是新加坡不徇私不枉法的执法态度，而不是其变态的鞭刑样式吧？